提笔就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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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这段引文来说，没有人猜到这个“她”此时在想什么。可以说是在等人，也可以说是正拒绝某个人的到来。她等待着一场变故，或者说，她眼睁睁看着一场变故即将发生而没有力量去改变。她不熟悉这个地方，但她似乎又有把握自己会亲近它；她也许有轻微的疼痛感，不是很厉害，看本书似乎可以压下去，但这本书让她慌乱……
这是普利策文学奖得主、印裔美国女作家裘帕·拉希莉的长篇小说《同名人》中的一段，说的是印裔美国女人毛舒米坐在情人德米特利的公寓里等待他外出买食品回来的那一刻。从一本20多万字的小说中拎出这么一段，那是因为我认为它能反应出这本书迷离得非常准确的特质。
迷离得非常准确，看似一个病句。我的意思是，迷离，是这部小说的本质和内核，是关于ABCD（Americanbornconfuseddeshi，在美国出生的迷茫的印度人）的生存状态，准确是指裘帕·拉希莉的描述和语言。这种情况仿佛是这样的，有一团模糊的光斑，拉希莉仔细的、客观的、饱含感情但又不感情用事地描述了这个光斑的形状和色彩。
我对《同名人》最大的赞赏在于，一个当代年轻的女作家，跳离开本人的困境，从这种困境出发，将眼光放大到一个族群的生存状态上去，将他们在血统上、文化上、情感方式上以及归宿感上的种种迷茫一一呈现，而且，呈现得很是精巧、优雅、冷静。拉希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前，她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超越了性别写作，格局这么大，实在难得；就如有的评论所说的那样，“拉希莉坚守了伟大作品所具有的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雄辩性与持久性。”
相比《同名人》，ABC（AmericanbornChinese；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的写作实在没有什么力作可言。裘帕·拉希莉本人很欣赏她在波士顿大学文学创作班的同窗哈金的作品，但不同的是，拉希莉是ABCD，哈金却并不是ABC，他的根是扎在中国文化里的，其根本性的痛苦和欢愉都来自中国。谭恩美是ABC，她的《喜福会》算是突出的，但其格局甚小，完全不能和《同名人》相比较。真希望将来某一天，能有一个和裘帕·拉希莉抗衡的华裔美国作家出现，将漂游在中国和美国两种文化之间的种种感受以完美的小说方式呈现给世人。
200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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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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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尼亚。伍尔夫的随笔中有这样一段话，“绝不要假意装着你没有得到的东西是值不得获取的……譬如说，绝不要假意装着孩子可以由其他东西来替代。”
这个句子顺序其实是颠倒的，在我的理解里，应该是“绝不要假意装着孩子可以由其他东西来替代，就如同绝不要假意装着你没有得到的东西是值不得获取的一样。”这是一个女作家在错过了作母亲的机会后的沉痛念白，这种沉痛唯有女读者才能深刻体味，而且，这种沉痛往往是得到了孩子的女读者感受更为真切。憾恨是因为有对照而产生的，作了母亲的女读者正是获取了神赐予的这种幸福而满怀恻隐之心，于是，这种她人的憾恨于她反而更加强烈，犹如幸存者珍惜劫后余生。
我不知道伍尔夫没能作母亲有没有生理上的障碍，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资料。如果这个问题不作为我继续就女作家与孩子说点什么的前提，那么，一个美丽、聪颖的女作家放弃与生俱来的一种使命和一种让自己幸福的机会，那是因为什么重大的原因呢？
重大的原因之一是，女作家中，有的并不认为孩子是自己的使命，有的也许承认使命一说，但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幸福的机会；或者，有的干脆两种说法都不以为然。如果随时随地都能否定所谓使命和幸福机会的说法，哪怕是半夜一场恶梦惊醒后的两分钟内也能坚决地否定，那么，这种原因的确是重大的。
这应该说是一种决定。但凡是决定，就应该得到人们态度上的尊重。
另外，重大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看到一只猫在正午像影子似地一掠而过。
我有一个朋友的妻子对猫过敏，其程度严重到见一只猫从门口跑过就会浑身发痒起斑。也听说过与猫正午时的瞳仁对视后当即引发癔症的个例。伍尔夫在牛桥（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虚拟了一个叫“牛桥”的最高学府）散步时，也曾见过一只猫出现在庭院里，她说，此情此景就可以让一个人的世界观发生改变。
也许是一条鱼，也许是一声雷，也许是某时某地某个人古怪恐怖的一个笑……总之，世界观在这一瞬间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根本甚至是一种毫无察觉的根本，就如同自己的容貌在每天镜子里的那种没有变化的出现一样，唯有定了格的照片才能证明，衰老的事实的的确确是发生了。也许，一个女作家在她自己事后已经无法回忆的重要时刻，放弃了她的孩子．
放弃了孩子的女作家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文学的晶体？
放弃了孩子的女作家应该传世，这是她们应得的回报。但是，作了母亲的女作家也可以传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神不公平。
就一个女人来说，放弃了子宫充盈然后释放的过程，就像放弃一次生命的绝无仅有的高潮。她要在想象生命的高潮之中去达到生命的高潮，这在意志上和情感上都是一种搏斗。但是，话转过一面说，本来可以一生只担忧自己的灵魂就行了，却又不得不去担待另一个生命所有的烦恼，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放弃？神还是公平。
我有一个一向立论险僻且论证过程强词夺理的朋友曾经说，女人，若要从事写作这档子事情，而且还想写出点名堂，那么，就不能生小孩，因为生小孩会让女人骨质疏松，进而精神瘫痪。
一次颇为诙谐的危言耸听，其振振有词到差点说“据科学家分析”。现在有很多“据科学家分析”出来的有喜剧效果的结论，比如1999年年末闹的那场好玩的事，“女人的基因只支持其专注配偶四年，然后就得另觅新欢以保障后代的优良”。
谁会因为“据科学家分析”的结果而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呢？
话说得感性一点，那些没有作成母亲的女作家大多是因为错过。可能是因为写作计划太庞大且实施得太顺利，一眨眼，二十年就过去了；可能也是因为写作计划太庞大但实施得太不顺利，又想对自己对文学有个交代，咬牙埋头苦干，二十年也过去了；也许，这二十年正好爱着一个或几个不想作父亲的男人；也许，这二十年对母爱没有信心，待出自本能的母爱需要有个落点时，却发现已经无处安身。在我的分析里没有加上一条：因耽于享乐而放弃生育。这是一种很不堪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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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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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这样揣测，妄自揣测，因为，一个没有母亲身分的女作家大多对此缄默不语。听过李清照、张爱玲、波伏瓦、曼斯菲尔德等人谈过她们的这一遗憾吗？！也许，人家是不以为憾，人生自有其它更为重大的憾事；也许，是隐痛，绝不公诸于众。
怕的是，读到伍尔夫这样事后反悔的文字。我们怕，神也是怕的，因为──后悔莫及。
20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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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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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肖像都是她的侧面。她是一个美貌的女人，很素净的那种美。侧面的伍尔夫有线条优美的高鼻子和薄嘴唇，修长的颈部、圆润的耳廓和一头柔美的坠髻。
如果一个女作家拥有一种公认的美貌，于她的文字有着怎样的一种作用？是一种伤害还是一种滋养？也许，仅仅就是一种附丽。女作家的美貌在读者看来肯定会加深对她作品的好感。
这里面还有一种惊奇在里面，因为在众人的眼里，美貌和智慧常常不成正比。人们对林徽因的好感很大程度上在于她满足了这种惊奇，她太美而又这么有才华，天妒人羡，当然就是一种传奇。
其实，林徽因的文学作品我是不太喜欢的，有一种新文艺腔在里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林徽因的成就并不突出。我觉得，这是她那出类拔粹的美貌祸害的。这是一种没有多少道理的感觉。才艺双佳是可能的，但才艺双绝则是不可能的。一种绝必定要连累出另一种的相对平淡。张爱玲的文是绝，容貌上怎么说也说不上是绝，她是独特而耐看的，有一点朝内的尖厉，给人一种薄的感觉。人们常把这种容貌称作凄丽。张爱玲自己是很想给人以双份的惊艳观感的，又深知天生并非丽质，于是在年轻时以奇装异服招人侧目，配合她那显赫的文名，再配合少年得志飞扬拔扈的状态，倒也成就了她的痛快──她曾经说，出名要趁早呀，晚了就不痛快了。
其实，一个行当有一个行当的标准，作家中的美人放到演艺界里去是相当稀松平常的。演艺界的美貌是纯粹的美貌，审视的标准丝毫不夹杂任何智力上的因素。有段时间好莱坞大惊小怪地嚷嚷，说莎朗·斯通的智商竟是150。可见，长成莎朗·斯通那样子还拥有高智商是一件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女作家来说，150的智商却丝毫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这种叫作“智商”的指数跟写作才华丝毫不搭界，后者没有可以量化的指数；如果把很多作家，男的女的，都弄去做一个智商测试，其结果说不定真是匪夷所思了。
当然，写作的女人中间不可能出现一个像莎朗·斯通那样顶尖级的美貌人士，因为，这不见容于这种行当；因为，顶尖级美人有责任向世人展示造物主的这一成果，而不能让它被暗淡的文字生涯埋没掉。文字是一种吞食，一笔一划地耗着女人的青春容颜；见过少女时代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吗？那是一个标准丽人。然后，文字把她给吞食成一个矮小丑陋声名显赫的老太婆。
固执于写作，也就放弃维护那本来就很单薄的美丽。没有艳光四射的可能。伍尔夫和林徽因都只能是美得素净，内敛的，畏光的。文字相对来说是安全的，有一种绵绵的潮湿的黑暗，让女人可以素面朝天。
有时候我想，艺人美，且以美来维生，这是一种有道德的行为；文人美，这美却跟她的生计无甚干系，这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罪过。对于女人来说，不美的，那就藏在美的文字后面让人产生错觉而完成自己对美的臆想；本身就美的，美得可以在荧屏银幕上放大的，还是就去放大吧。我一向认为，玛丽莲·梦露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是要超过很多女作家的。
20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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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房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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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过了三十，时间就像坐了滑梯，向下向下，而且是加速度。这是一句老生常谈。待我的三十岁生日过后才知此言甚是，非常传神。这是一种不太美妙的姿势，坐着，紧紧地抓着把手，甚至伴以下意识的尖叫，于是，女人，就这么冲下去了。
整个情景说来真是有点难堪。我是一个有唯美倾向的人，于是我选择了另外一个比喻：中年是一个靶，我是一支瞄准靶心疾驰的箭，中个正着是肯定的，只是不知道射中是在那一点上，也许是三十五，也许是五十。我见过六十岁仍保有青春气息的女人，她的箭掠过了中年。这样的女人，有的人羡慕，有的人却觉得可怕。我是后者。我敢肯定我不会那么幸运，当然我也不会那么不幸，中年是美丽的黄昏，为什么要错过呢？白昼直接与黑夜相连，我不喜欢。
过了三十，我常想，对于我来说，好的是什么？好的太多，夫君、孩子、父母、胞姐、朋友，都是好的，而且于我是最好的。他们将我的生命整个地充盈了，就像是植物的根，我是否繁茂在于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我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这更关乎我是否繁茂。
很早就受维吉利亚。伍尔夫的教诲，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所谓自己的房间，在我的理解里就是不会被窥视的安全的地方。
写作这件事，其过程像一只瞎蚂蚁在爬一面墙，渺小、孤单、盲目、陡峭，任何一个人站在正在写作的我的背后，我都会芒刺在身。那种感觉不是恼，而是羞，羞得背心一阵阵发凉。写作时，我的房间总是关上的。其实，对于一个有着正常家庭生活的人来说，这很不近情理；谁受得了一个回家嘭地关上门几个小时后才一付心力交瘁模样钻出来的老婆？女人的写作在家里是没有市场，对于任何一个夫君来说，与其“欣赏”你的一篇佳作，不如让你陪他看一场足球电视转播。我儿子有时候会猛敲我的门，让我出来和他玩。我理解他的不满。不是不内疚的。
维吉利亚。伍尔夫分析过几位英国女作家的写作境况。她说，乔治·爱略特、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简·奥斯丁，是什么逼着她们统统去写小说？共同之处在于，一是没有孩子，二是只能在家庭共用的起居室里写作。啊？真是难以理解。
简。奥斯丁的外甥回忆说，“她怎么能有这些成就真是惊人，因为她自己并没有书房可去。大部分的写作一定都是在那间公共的起居室里完成的，遭受各种不相干的搅扰。她很小心不让佣人、客人，或是家庭以外任何人疑心到她在写作。”
有人说，真正的作家，在任何场所任何时侯任何心境里，都可以写作。
我是不行的。
我羡慕可以在咖啡馆里写作的人，一种做作的优美的凄伤的姿态。
朱天心的小说《威尼斯之死》里的主人公是个在咖啡馆写作的家伙。这个家伙发现，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师在离开起码的学校教育之后到三十五岁这段时间里，全都在鬼混，“做做不重要的工作，书店小职员、小电报员、地方小报的记者……三不五时写些不成熟的作品，不结婚，不做其他人们在同年纪该做的事，美国的净在巴黎或远东鬼混，欧洲的混到苏俄或非洲去，拉丁美洲的混到西班牙，西班牙的混到墨西哥……”于是，朱天文笔下的这个家伙放心地鬼混着，凭着其绝对会终成大器的自信。他成天呆在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