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迹-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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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虽然近乎完美，及至8月初，还是传来了新浪已经“花落高盛”的消息。
事情的转机是从王志东开始的。
8月底9月初，新浪管理层发生变化，领导权从硅谷团队转到了以王志东为首的大陆团队。作为新任CEO，王志东决定重新选择投行。摩根斯坦利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世纪之交的高科技和互联网狂潮中，MaryMeeker是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作为摩根斯坦利的研究员，这位骄傲的网络女皇在股票市场上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她对网络公司的点评就像魔法一般神奇，只要稍作肯定，股价立刻如旱地拔葱、直入云霄，假如她略显迟疑，股票则立即被打入冷宫，再也没有翻身出头之日。
为了博得新浪的青睐，摩根斯坦利搬出了MaryMeeker这张王牌。但是，“女皇”日理万机，一面难求，最后，还是摩根斯坦利亚太区主席亲自出面并且全程陪同，炙手可热的“女皇”才答应挤出宝贵的两小时，亲临新浪位于硅谷的总部。
对于那时的资本市场来说，新浪还是个无名小辈，SINA这个奇怪的英文字母组合估计“女皇”也闻所未闻。更何况，会议上从中文到英文再回到中文的冗长翻译，确实令人昏昏恹恹。在加州和煦的阳光中，在新浪舒适的会议室里，在众人、包括对摩根斯坦利有着生杀大权的王志东的注视下，MaryMeeker居然打起了瞌睡。
我们亚太区的主席坐在一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又不好大动肝火。在MaryMeeker沉重的呼吸声中，他只好一面维持着优雅的风度，谈笑风生，一面借着桌子的掩护，小动作不断。据说，直到主席先生很不绅士地狠狠踢了“女皇”一脚，MaryMeeker才如梦初醒，恢复了常态下的光辉形象。
《墨迹》 第三部分
吾友志东
连载（二十一）
第一次见到王志东，是在新浪律师行位于硅谷的办公室里。
当我飞越太平洋，又从旧金山乘出租车赶到硅谷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时分。当时，我的几位同事正忙着和新浪的管理团队以及律师一起起草招股说明书。
满屋子的人群中，志东并不起眼。直到同事引见，我才意识到这个两只眼睛距离稍微有些远、翻着两片大得和厚得都非同寻常的嘴唇、挺着圆滚滚的将军肚、还穿着一看就是出自秀水街的棉布衬衣和休闲长裤的低调年轻人，就是在摩根斯坦利香港内部早已经声名鹊起的王志东。或许因为上市在即，自己也将跻身网络新贵的行列，那天，他一直憨憨地笑个不停。
当时我就想，所谓“大智若愚”和“心宽体胖”，形容的就是志东这样的人吧！
回想新浪上市前后的那七个月，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结识了像志东这样的好朋友。而这份友情的坚实物质基础之一，则是香港那一千多只螃蟹腿。
1999年9月底，新浪上市准备工作在硅谷基本完成，然而，中国国内的审批却像个紧箍咒，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松开。截止到2000年4月路演，我们一直都在等待那一纸批文。
等待的同时，香港的秋天歌舞升平。每当夜幕降临，我必定和志东夫妇约了一起晚餐。陪客户吃饭是投行的“工作重点”，尤其是新浪这样的大客户。于是，从中环到湾仔再到铜锣湾，有点名气的餐馆几乎被我们横扫一遍。
10月到11月，正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螃蟹每餐必点，吃得每个人走路都有点“横行”的倾向。日后，美味的螃蟹果真成了和“新浪上市”密不可分的记忆。我们总是试图计算，到底有多少只蟹腿惨遭我们消灭？我还时常提醒志东，每次单是他自己就要点两只蟹共16条腿，还不算从我的螃蟹上折下来送给他的那些腿。
工作起来叱咤风云，生活中却憨憨笨笨，正是志东的可爱之处。
1995年，第一次去美国取经并且寻找风险投资时，志东就独当一面，自己租了一辆车，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对照着地图，在硅谷附近四处转悠。一天，他约好和朋友见面，开车兜了无数个圈子，却始终找不到约定的地点。于是，志东打电话求助，说自己迷路了。
朋友问：“你现在在哪儿？”
志东环顾左右，说：“我在第一大道。”
朋友十分诧异，问：“你确定是第一大道吗？这附近没有第一大道啊？”
志东信誓旦旦，说：“肯定是第一大道，路牌上写得清清楚楚！”
朋友还是不太相信，又问：“路牌上怎么写的？不可能吧！”
志东更不服气了，用很标准的发音说：“路牌上明明写着OneWay啊！”
朋友听了，啼笑皆非：“OneWay？那叫单行线！”
这个故事是前不久，志东的太太刘冰在饭桌上讲给大家的。坐在一旁的志东笑嘻嘻地听着，不辩也不恼，还一口一个忙不迭地吃着生蚝。
龙凤呈祥一家人
连载（二十二）
第一次见到志东那天，在律师行里还有一个人。她既非新浪管理团队中的一员，又非律师或投行的专业人士，但对当时的新浪而言，她却非常重要。
她就是王志东的太太，刘冰。
提到志东，就不能不提刘冰，因为他们两人总是甜甜蜜蜜，如影随形。从北大到四通利方，从新浪到点击科技的二次创业，志东出现在哪里，刘冰必定在方圆几米之内。
新浪上市，刘冰也从硅谷到香港、以至于后面的路演，追随了一路。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和志东一样，刘冰也很朴素。前年，她带着女儿在北京的自家小区内散步，路过网球场，女儿想进去玩玩，没想到女儿进去了，她却被保安拦在外面。保安说，小区内的体育设施只供业主使用，阿姨不能随便出入。
即便打击如此沉重，刘冰还是我行我素，并且公然对我的消费观不屑一顾。见了面，她总会指着志东身上的新衣服，说：“怎么样，我们刚从‘雅秀’（北京三里屯一服装市场）淘来的，几百块钱买好多件呢！我看和你那些意大利名牌也没什么差别！”
女孩子梳妆打扮的毛病，刘冰一点都没有沾染。而且，她心直口快，常常让人哭笑不得。一次，大家约在一起吃饭，我穿了件MaxMara的黑色毛衣，腰间有镂空的图案。还没等我落座，刘冰就大惊小怪地喊起来：“天哪！子墨！你穿的是什么呀？破破烂烂的，腰都露出来了！”
新浪准备上市那阵子，志东和刘冰常谈起孩子。
志东说，1997年他们就打算要小孩，名字都取好了，叫“王私募”，可惜没能如愿，这次，如果能在2000年制造一个与新浪同期“上市”的世纪宝宝，那就双喜临门，干脆取名叫“王上市”。
天遂人愿，新浪上市期间，刘冰孕育了一对很可爱的龙凤胎。这让志东乐得合不拢嘴，说说既有男，又有女，还没违反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孩子们出生时，新浪已经成功上市。朋友们十分担心，志东会不会给他们取两个类似“王一百”的名字，因为按照他的逻辑，眼下最有意义的便是希望新浪的股价达到100美元了。
还好，儿子叫龙龙，女儿叫凤凤，加在一起便是中国古老的龙凤呈祥。
凤凤一出生，刘冰就说，女儿长得像父亲。这让朋友们都捏了一把汗。志东的眼睛、鼻子、嘴唇，安装在一个女孩子脸上，这……我只能说，后果不堪设想。
龙凤一岁多的时候，我终于在志东家里看到了小家伙。凤凤长得的确像志东，眼睛距离有些远，嘴唇厚厚的……但这一切特征集中到她的小脸上，怎么越看越美，像极了舒淇呢？
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逐渐长大的龙龙确实是个翻版的小王志东。小小年纪，他不仅充满雄心壮志，声称一定要到哈佛找女朋友，并为此苦练英语，还把无线电玩得滴溜乱转，连组装收音机都不在话下。身为父亲，尽管在无线电方面如今已经没了这么大本事，但儿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苗头，还是让毕业于北大无线电系的志东颇为自豪。
中国互联网的命运
连载（二十三）
早年的由北美的华渊网和北京的四通利方合并而成。新公司沿用了华渊的英文域名SINA，还想赋予它一个耳目一新的中文名字。
据志东回忆，他和刘冰绞尽脑汁，先对应“SI”确定了一个“新”字，又想用“纳”字来对应“NA”，取新经济新公司海纳百川之意。但之后，志东却对“纳”字不甚满意。一天，他灵机一动，为什么不用“浪”呢？“浪”与“NA”，不仅发音相近，而且在英文中，上网浏览就是surfonthenet，直译为“上网冲浪”。志东虽然是正宗的“土鳖”，一天“海归”生活都未曾经历，但关键时刻，他对与网络相关的英文单词却并不含糊。
按照正史记载，新浪由此得名，但据内部人士透露，新浪的由来在正史之外，还另有一段广为流传的民间“野史”。
据说有一天，新浪某高管对着电脑，为“NA”字忧心忡忡，灵感尽失，怎么都思索不出一个好名字。太太靠在旁边，不忍看着老公在名字的陷阱中越陷越深，于是半开玩笑半劝解地说：“你先休息一会儿，过来浪一浪吧。”一语道破天机，高管茅塞顿开，惊喜地狂喊：“浪一浪，太好了，我们就叫新浪吧！”
新浪的注册地并非中国，股东也大都是海外的风险投资基金，但是，获得中国政府的审批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众多行业精英专门设计了复杂的重组结构，唯一目的就是让新浪在不违反中国相关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在海外上市。
中国的很多政策法规模糊易变，任由政府部门来解释，而且，相关部门繁多、重叠，时常自相矛盾。当然，如果一切都透明、高效，这些投行、律师行里的中国同事们大概也就少了一半的用武之地。只不过，中国人的智慧好像总要消耗在对付中国人身上，难怪人们常说，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内耗严重的社会。
对新浪上市的审批，除了因为是红筹，还涉及到广告、信息科技等领域。更敏感的是，新浪涉足了新闻媒体。由外资控股，还要到美国上市，这样的新生事物自然没有哪个部门敢擅自拍板。谁都管，但谁都不敢负责。
等待的那半年，我们不断更新公司的状况和数字，向美国证监部门申报。但是，更大的风险却在于市场。纳斯达克的泡沫成分已经越来越高了，如果不能赶在下调前上市，就可能错过资本市场上这个稍纵即逝的窗口。
200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志东从北京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激动地叫喊着：“认了，认了，认同学了！”
我们几个项目小组的成员守在电话旁，面面相觑，总不会是因为审批遥遥无期，志东都开始说胡话了吧！
经过他一番兴奋得有些颠三倒四的解释，我们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原来，通过各种渠道，王志东终于获得了某主管部门部长的接见。而且，会见出人意料地顺利，领导对新浪的发展和海外上市都很支持，甚至表态说，他和志东是北大同学。
志东的激动，不难理解。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除了要面对市场竞争，还要与各个部门斗智斗勇，任何一点支持对于他们都难能可贵。
这次会见，可能改写了新浪的命运，也改写了。
不可思议的选择
连载（二十四）
2000年5月初，一个周日的傍晚，我拖着跟随自己走南闯北的黑色Tumi行李箱，登上了从香港飞往新加坡的国泰航班。空姐热情的问候和体贴的服务，并没有能够化解我心中的层层阴云。
一天前，我刚刚接到一个新项目，是马来西亚两家电信公司的并购，我们担任买方的财务顾问。这时的我已经升任经理，对新项目的热切和渴望却在日益冷却。我知道，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又要过上那种周日晚上飞到吉隆坡、周五晚上飞回香港的日子了。酒店和公司之间的两点一线，统统在酒店里解决的一日三餐，还有数不清的不眠之夜，带着一年级的分析员做模型、开会、谈判……已经数十次轮回的过程又要重新经历，这让我的内心充满厌倦和抗拒。
其实，就在两年前我离开纽约时，还认定了投资银行该是我一生的职业选择。
“如果子墨能被克隆就好了，哪怕只克隆出来一个子墨也行！”
“这里就像你的家一样，如果你在香港做得不开心，随时回来！”
“看来以后我们要多找一些像子墨这样的中国女孩！”
……
1998年7月，我退掉了与公司仅仅一街之隔的公寓，卖掉家具，在同事们的声声感叹和祝福中，离开了美国这个我曾经生活了6年的国家。
临行前的一个月，从午餐到晚餐，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同事们用请吃饭这种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意，为我送行。
那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在即将告别纽约、和同事们说再见的时候，所有的苦和累似乎都烟消云散了。几天几夜不能睡觉的挣扎，还有每天下午必定如约而至的剧烈头痛，仿佛都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留下的只有那些激动人心的美丽片断。
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起飞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限感慨。婉拒了猎头公司一个个的电话，放弃了老虎基金的高薪聘任，我执意要回到香港，因为我知道，是时候，该回家了！
踏上归途时，我依旧对投行一往情深。我从未怀疑、也从未动摇，我一直确信，我将会、而且肯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走到金字塔的顶端，获得那个“董事总经理”的称谓。
从小，我就被灌输着最主流的观念：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学校要做好学生，开始上班了，也一定做一份最好的工作。但是，我却从未真正动脑筋去想一想，什么才算是“好”？是别人都认为好的才是“好”？还是追随自己的心声，让自己开心快乐的才是“好”？
那一刹那，我想我是在冥冥之中受到了上天的点拨。我突然大彻大悟，投资银行不过是众人眼中的一道光环，我为什么一定要牺牲自己的快乐，去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