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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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他毫不迟疑， 立刻把他们贬谪出京。他既陷于孤立无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
“才不胜职”之辈，而这些人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
欲。三个劣迹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直、邓缩。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
而居丧返里，在儒教社会中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为后人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
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王安石的两个巨奸大恶的后盾人物，
则是两个极端活跃、富有险谋才干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
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
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
出卖了人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
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数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
因为出卖他的这个朋友吕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
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藉
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
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用以侦察批评朝政的特务机构成立的。
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
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
曾传有暧昧情事。
有一次， 王安石的妻吴氏为丈夫置一妾。 等此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
“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
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这种情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
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人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
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一天她告诉那个侍姬等她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
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女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人不在，你胆敢
来此？速去！”随即让她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
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
们，任凭他们花费。
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是光风累月胸怀，争理不争利。
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
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人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
部中国史《至五代北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附录考异三十
卷，学富识高，文笔精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
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
满两间屋子。此空前巨著费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贷款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
法终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专使大员，到各
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人民
自行贷出。专使所面临之问题即是：径行还京陈明使命未能达成，抑或勉强人民将
款贷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
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须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有
些特使乃思得办法，按人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
实在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
到贫户确能归还贷款，于是使贫户之富有邻居为之做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
说：官方把贷款交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
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违朝廷之本意。王
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
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
韩琦那时驻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情形，
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这若与苏东坡的火爆发作相比，韩琦的
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词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干、功在国家的
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
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
须知这两种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
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贷款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
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力行自愿贷款，并无实际用处，
因为富户不肯借，穷人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人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
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韩琦说，他自思身为国家老臣，
势不得不将真相奏明皇帝。他请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复故有的常平仓制。
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皇帝说：“韩琦乃国之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
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为青苗贷款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到为害如此之烈。再
者，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处？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
他们？”
于是韩琦和朝廷之间，奏批往返甚久，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
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那样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缴武，并不
足以言富国之道。
这就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开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请病
假。司马光在提到王安石请病假时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等讨论此一
情势，赵扦当时还拥护王安石，当时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
派他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合，王安石
立即销假，又出现在朝廷之上，劝皇帝说反对派仍然是力图阻挠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也深知利害，
回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情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
相，陛下乃信太监之言而不信韩琦吗？”但是皇帝竟坚信自己亲自派出之使者，决
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人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
家大事发生了影响，这种情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
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爱听的话说，
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的一言不发了。
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人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
自己当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
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
的亲信小人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
打断，要他二人平静下去。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
请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
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
奏折。皇帝回答说：
“朕曾命卿任枢密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
关之事？”
司马光回奏称：“但臣迄未接此军职。臣在门下省一日，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
等事。”
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法。范镇拒发新命，
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皇帝乃亲手把诏命交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
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
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
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
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一0七0）二
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
上，一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人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藉
权力压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
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
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
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
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
不胜其纷坛也。”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
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
臣君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
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袜马，以待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
晚也。”
苏东坡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断的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多少
官吏已然降级或革职，甚至有恢复肉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
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
欲洱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
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
其极钦，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
此。古语曰‘百人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
臣不知所说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心之忧矣，不逞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
苏轼 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吓
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
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
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
也开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的
纷萌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
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
冷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
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做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
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
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古代此种制度之异于今日者，
就是此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无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
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
帝确是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人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
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
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答之痛，
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人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
好弹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
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战场，前仆后继。好皇帝自己爱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
为慎重，因此甚获美誉而得人望，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专
制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
王安石当政之始，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晦向王安石发出了
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