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与教育 --李镇西教育手记-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引言：高扬民主、科学、个性的教育旗帜
——我的教育思想历程
世纪之交的中国基础教育，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当首推“素质教育”。
对于素质教育，已经有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少精辟深刻、令我折服的见解。我是长期在基础教育第一线从事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因而不具备宏观的、高层次的理论思维，但十多年鲜活的校园生活使我对素质教育全身心地拥护，而且我的教育历程使我对素质教育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素质教育”的大旗上，有一个大写的“人”字：它是目中有“人”的教育，是充满人性、人情和人道的教育，是为了一切人全面发展的教育！我的这个理解，不是纯理论思考的结果，而是十几年教育实践赋予我的思想结晶。不知我这样说是否有拔高自己之嫌：刚参加教育工作时，我有一种真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当然来自我少年时代所受的关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教育，但更来源于我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深深忧虑。记得当时就有同事对我调侃道：“你把胡耀邦该操的心都操了！”
是的，现在想起来，那时我的“庄严”与“神圣”的确有些幼稚，但我那颗真诚的责任心（后来成了我的事业心），至今未曾褪色！
但是，就理论素养而言，我当时堪称“一贫如洗”，然而我仍然凭着一腔热情便“赤膊上阵”了：一天十几个小时和学生“泡”在一起，真正成了“娃娃头”！
开始对教育进行一些肤浅的理论思考，是在我出手“教训”欺负我班学生的学生之后的反思。
关于那次打学生的具体情况，我在另一本《教育手记》中已有详细记载。我这里想强调的是，在那些被教育的日子里，我在反省自己错误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寻求理论帮助。
正是在那时，我第一次读到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要相信孩子》，这本定价三毛六分钱的薄薄的小册子，成了我教育理论真正的启蒙读物，我也从此成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追星族”一员。
而且，苏霍姆林斯基在我教育生活中的出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我对打学生这种错误行为的自我教育，更重要的是，对比当时的教育现实和我自己的教育状况，我第一次站在了“人”的高度来关注教育。
从教育现实来说，当时的“应试教育”显然远不及现在，但也端倪渐显，并已引起有识之士及社会各界的忧虑（当时对这一弊端的概括叫做“片面追求升学率”），因此，教育已经明显开始畸形发展——在不少教育者眼中，学生的大脑就是装分数的容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的思想教育、能力发展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从我的教育现状来看，虽然我对学生充满了教育热情，但基本上是把学生仅仅当作被动接受教育的客体，而未把他们看作有自己独特心灵世界、有充分主体意识的人；在我的眼中，学生是作为共性存在的教育对象，而不是一个个独具个性的人。另外，当时我也注重了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几方面的教育培养，但这些教育只是孤立的“德育”、“智育”、“体育”等等，而没有意识到任何有效的教育都是互相交融渗透的。
苏霍姆林斯基一系列精辟而又通俗的论述，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我——
他认为，我们的教育对象的心灵决不是一块不毛之地，而是一片已经生长着美好思想道德萌芽的肥沃的田地，因此，教师的责任首先在于发现并扶正学生心灵土壤中的每一株幼苗，让它不断壮大，最后排挤掉自己缺点的杂草。
他提出，教育者的使命，就是让孩子各方面和谐地发展；而且，这种和谐发展的前提是对每一个学生个性的尊重：“和谐的教育——这就是发现深藏在每一个人内心的财富。共产主义教育的明智，就在于使每一个人在他的天赋所及的一切领域中最充分地表现自己。”
他还十分注重“集体”这个有力的教育工具，特别强调集体中“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他一方面指出，“集体是在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智力、共同的情感、共同的组织这几个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如果学生没有个性，那就不会有集体”。
…… ……
要想用三言两语概括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观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认为，他全部理论的基石无非就是一个朴素而富有人情味的愿望：把每一个学生培养成幸福的人！他说，教学大纲、教科书规定了给予学生的各种知识，但是没有规定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一样东西，这就是：幸福。他的教育信念就是：“要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他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想。
说实话，在这之前和之后，我也接触过一些轰动一时的教育理论，但那些高深概念、新潮术语和什么什么“原则”、什么什么“效应”、什么什么“律”或什么什么“论”，让我一看到就顿生自卑之感，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具备进入教育理论殿堂的智力，于是，不看也罢。
然而，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是那样的通俗，语言是那样的亲切，连书名也充满了“人”的魅力：《要相信孩子》、《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关于人的思考》、《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怎样培养真正的人》……
可以说，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是在我教育生涯的早晨投下的第一缕金色的霞光。
值得顺便一题的是，苏霍姆林斯基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晨5点中就起来写《教育日记》的精神和做法，也深深影响了我。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我也一直坚持写《教育日记》、《教育手记》和《教育随笔》。
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未来班”，是我第一次有意识比较系统全面的教育实验。其具体做法，在另外一本书里详尽描述。在这里我只想强调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来班的教育实践是成功的，其标志固然是它符合了许多通常教育评价的“硬指标”；但在我的心目中，得意之点主要在于：我自觉地发挥了“集体”的教育功能，注意了各种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有机融合，善于引导学生自我教育，开始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及其精神世界的充实，有意调动学校以外的积极因素参与教育……
更重要的是，未来班为学生的班级生活和我的教育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学生通过生机勃勃的集体生活，切身体验到了成长的乐趣、发展的乐趣、创造的乐趣，他们拥有了自己充实而美好的精神世界；我通过学生的幸福体会到了自己的幸福，通过对未来班的创意、建设和发展体会到了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教育艺术的魅力所在。
1985年除夕，我怀着教育的激情，一气呵成写就我的第一篇教育随笔（不敢妄称“论文”）《教育漫笔》，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北京《班主任》杂志，也算是我的“处女作”吧。
我当然不能“事后诸葛亮”似的夸耀自己如何如何在十几年前就在搞“素质教育”了，但是，我最初教育探索的目的，就在于试图纠正当时“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的某些弊端，而且也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确实是事实。
然而，未来班教育模式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虽然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继续向前推进的教育探索，便逐步向我展示了“未来班教育”的缺陷，这就是：重继承，轻创新。
我是在对“宁小燕”自杀事件的剖析（参见本书《沉重的思考》）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自己的教育缺陷的：革命传统教育永远是需要的，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教育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德育永远不可缺少的，但是，面对变化了的社会和日益发展的时代，如果我们的教育不及时更新内容，那就必然被社会和时代所抛弃；而且，如果我们的教育只是“玫瑰色教育”，那么，所培养的学生一旦走上社会必然碰壁。
我写的长篇通讯《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在1988年7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以显要位置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更强烈的反响，则是在我内心深处对我自身教育的犀利剖析——
未来班是我至今也最珍爱的教育诗篇，在具体的教育方式、手段和技巧上，无疑有许多创新，但其教育内容或者说贯穿其中的教育灵魂，却仅仅是力图继承恢复我国五六十年代的道德风尚。在未来班，我和我的学生也的确营造出了《青春万岁》中的那样一种纯真温馨的集体舆论和班级氛围；但是，我所培养的“郑波”们、“杨蔷云”们（注：郑波、杨蔷云均系《青春万岁》的主人公），从我这儿出去后，面对迥异于五六十年代风气的社会现实，肯定会产生“宁小燕”式的迷茫。这对我的教育来说，无疑是一种尴尬！
而当时日益汹涌的改革大潮，无疑呼唤着一种既深入学生心灵又真正面向未来的教育。一方面，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紧张的生活节奏，学生的青春期心理疾病也渐渐增多，需要教育者深入每一个学生的心灵，而过去我们的教育除了“政治思想工作”，几乎没有真正的心理辅导和心理保健。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的提法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并期待着公民的独立人格，法治观念和民主精神的培养则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的应有内容。另外，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信息观念、人才观念、创新意识、平等意识、守信意识、自立意识、破釜沉舟的冒险精神、愈挫愈勇的进取精神、机动灵活的应变能力、明察秋毫的预见能力以及人际关系处世艺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传统德育所缺乏或比较薄弱的。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的第一声春雷，万里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是给我以强烈的心灵撞击：“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什么叫‘好人才’？一句话，就是新时代需要的人才。……这个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应该是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这样的人才，才能真正成为新时代的主人和人民的公仆。这样的人才，当然具有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和民主的作风。如果缺乏这种时代精神和新的品质，没有理想、没有纪律、没有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不管有多少知识，也不能算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同样在这篇讲话中，万里同志尖锐地抨击传统教育的弊端：“我国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封闭型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教育内容是固定的、僵化的，教育的任务就是灌输这些内容，不能稍加发挥，不能问个为什么，更不能怀疑，考试按固定的内容和格式照答就行，把学生引导到追求高分数上去。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唯书、唯上，必然缺乏创造性和进取精神，历史上，凡是对人民做出较大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是或多或少地突破这种教育思想的结果。……我们现在要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就应该改革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大大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创新的精神。”
这一时期，我发表了一系列教育反思的文章：《商品经济的德育思考》、《中学德育危机原因初探》、《德育观念的十大碰撞》、《从理想的天空到现实的大地》、《正视历史的进步》、《回答学生关心的问题》、《德育的困惑》、《关于改进爱国主义教育的思考》……
以现在的眼光看，发表于1987年到1990年期间的这一系列的文章，观点也许偏激，认识也许片面，论述也许肤浅，但是，其中对教育现状的忧虑是真诚的，对教育弊端的思考是严肃的，对教育改革的期待是热切的。
当然不仅仅是忧虑、思考和期待，我也在实践中改进我的教育方法并更新教育内容——
我将学生青春期心理辅导纳入教育内容，系统地开展了学生青春期心理教育。通过专题讲座、个别谈心、书信交流等形式，真正走进学生心灵，对他们进行富有个性的引导和培养。我写下了近20万字的学生心理咨询通信和青春期教育论文，是我这一教育探索的结晶。
我继续进行班级集体主义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与过去不同的是，我在注重发挥“集体”对个人的教育功能的同时，更注重集体中个性的正常发展，使“集体”成为个性发展的健康摇篮，成为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载体。同时，我还对集体主义教育中压抑个性、依赖教师、追求虚荣等“假集体主义倾向”进行了研究和剖析。1990年全年的《河南教育》特意为我开辟了“集体主义教育漫话”专栏，发表了我一系列的相关论文。
在班级管理上，我进行了“用‘法治’取代‘人治’”的探索。我大胆破除传统班级管理中的“人治”思想，采用体现民主观念和法治精神的《班级“法规”》对班级实行“法治”管理。我的这一探索被《中国青年报》、《天津教育》披露后，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天津教育》为此还专门展开了讨论和争鸣。即使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我的这一探索是完美无缺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但是，我所遵循的基本精神——让班级管理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另外，在学生创造性思维和能力的培养方面，在语文教学民主化的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