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4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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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赏之后就是人事调整。
中枢和地方郡县的人事仅仅做了微调，这是保证稳定的需要，而军队的调整力度却非常大，一连串的人事调整让人眼花缭乱。
武烈王公子宝鼎全权负责整个北部边疆的镇戍重任，其大行辕安置于离石要塞。
整个北部边疆的镇戍一分为四。
王翦调任西北疆军事官长，麃公镇戍北地，与陇西的镇戍军统率羌廆同受王翦节制。
méng武调任晋西北军事官长，上郡、太原郡和河东郡的镇戍军全部受其节制。
代王公子将闾出任代北军事官长，雁门、代郡、上谷郡的镇戍军受其节制。
王贲出任东北疆军事官长，燕山南北、辽西、辽东等地都是其镇戍辖地。
司马尚调任两淮军事官长，辅佐楚王公子昌镇戍两淮。
司马断调任江东军事官长，辅佐吴王公子高镇戍江东。
中尉卿张唐调任山东军事官长，辅佐齐王公子骧镇戍山东。
内史公子成出任中尉卿，戍卫京师。
甘罗出任内史，出任京畿军政官长。
赵高回京，出任御史中丞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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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统一战争刚刚结束，咸阳就开始调兵遣将，要发动南北战争了。
进行南北战争，驱逐北虏，守护长城，这是最为冠冕堂皇的进行军事统率大调整的借口。把秦军能征善战的悍将和最精锐的军队全部集中到北部边疆，正好实现了守外虚内的国防策略。
然而，咸阳朝堂上的各政治派系控制地方郡县，发展地方势力的最强后盾就是这些声名显赫的军队统率和百战之师，如今始皇帝做出了进行南北战争的决策，以此为理由，把这些统率和军队统统调到北部边疆戍守长城，实际上就是遏制和打击了地方势力，为中央加大对地方郡县的控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赢得了足够的时间。
始皇帝在武烈王公子宝鼎的支持下，突然来了这么一招，顿时让那些打算在自己控制的地盘上大干一场的功臣们措手不及。
是不是没有对策？当然不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的形势都非常紧张，这时候无论是调动镇戍军统率还是抽调精锐军队，都将加剧地方形势的恶化。
于是以丞相为首的公卿大臣们纷纷上书劝谏，阻扰这一人事调整方案的实施，各地镇戍军统率和封国王、地方郡县官长们也是急奏咸阳，恳求始皇帝考虑到地方郡县的实际困难，暂缓或者放弃调动镇戍军。
始皇帝勃然大怒，在朝堂之上厉声警告，违抗命令者，严惩不贷。
武烈王公子宝鼎也公开支持始皇帝，他警告文武大臣们，不要把目光局限在中土，抬头看看长城外的匈奴人，一个正在威胁中土存亡的敌人已经逼近了长城，中土可以说是岌岌可危，这时候个人或者集团的利益绝对不能凌驾于王国利益之上，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都要以大局为重，要绝对遵从始皇帝和中央的命令。
武烈王的公开支持让贵族们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始皇帝手上有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刃，假如逼得始皇帝拔剑相向，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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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们选择了屈从，纷纷率军赶赴北部边疆。
接下来，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开始商议南北战争的攻击策略。
按照武烈王的设想，南北战争的主战场就在西北疆，为此，直道修筑至关重要，但在直道修筑完成之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要完成，那就是国内局势的稳定。
国内局势的稳定牵扯到方方面面，就当前形势来说，最为急迫的是东北的辽东战场和东南的闽中战场，秦军必须彻底击杀盘驻在辽东的燕人和盘驻在闽中的楚人，只有把这两国余孽从**上彻底摧毁，那么影响到国内局势稳定的最不安定因素就算完全铲除了。
为此，武烈王提出的建议是，今年秦军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东北的燕人和东南的楚人。这两个战场各有特点，辽东战争是过于遥远，粮草辎重运输不便，而闽中战场则是距离江东太近，而江东又是刚刚拿下来的疆土，依靠这片疆土上的粮草辎重去征伐楚人，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稍有不慎就是前方攻击不利而后方叛乱迭起，大军进退维谷。
打仗必然牵扯到中央财政，而中央财政即便在实施了增赋加税、掠夺关东富豪和向巨贾赊贷等诸多措施之后，也依旧是入不敷出。
始皇帝和武烈王公子宝鼎再度取得了一致意见，今年的财政主要保证南北两个战场的需要。考虑到南北战争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而目前长城一线的镇戍军基本上可以保证阻御匈奴人的攻击，所以暂时维持长城镇戍军的数量，从山东、两淮和江东各地抽调出来的军队在洛阳集结后，则马上解散归乡，以减少中央财政的支出。
直道修筑依旧暂时中止。其他中央和地方无助于恢复经济增加赋税收入的工程项目统统搁置，若有违令者，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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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始皇帝的强行干涉下，大秦开始艰难地走上了在保持稳定基础上的发展战略，但距离宝鼎所希望看到的“休养生息、轻赋辨”之路还是有巨大的差距，中土的普罗大众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土的统一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实质xìng的好处。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变革期，帝国的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无论谁来统治这个新生的帝国，都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帝国的内忧除了中央财政的拮据、普罗大众的困苦、关东六国在统一后的混乱，等等这一些可以用眼睛看到的危机，还有眼睛看不到的实际上更严重的忧患，那就是思想文化上的jī烈碰撞。
中土的统一表面上看是疆土的统一，但从深层次来说，它应该是文化上的统一，而文化上的统一才是最为艰难的。帝国并没有完成文化上的统一，中土文化的统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才算真正的完成了。
“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就是来源于思想文化上的差异，而思想文化的碰撞如果不能解决或者缓解，那么不要说始皇帝打算在十年二十年内结束过渡期实现中央集权是一种奢望，就连武烈侯宝鼎打算在百年内过渡到中央集权制的想法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要解决帝国最深层次的思想上的矛盾，就必须在政治体质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个改革不仅仅包括决策制度，还要包括教育制度，而官学和教育制度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大秦的决策制度就是廷议制度，也就是国事决策必须经过朝议，先由中枢小范围商讨，然后再由文武百官进行大朝议，最终结果才是决策。
这一制度来源于周王朝，周王朝的国事决策先由百官廷议已经形成定制，而这种定制由春秋到战国一直得到诸侯国的传承，但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法治国后，秦国的廷议制度是最完善的也是执行的最为坚决的。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比如修长城，发动对外战争这种国事，廷议制度当然可以让君主得到最好的决策，反之，比如制定基本国策、册立储君、人事调整等国事，就不是廷议制度可以解决的了，甚至根本就不会经过廷议来完成决策。
为什么解决思想文化上的碰撞首先要修改决策制度？
很简单，帝国是在吞并关东六国之后而建成，关东六国有自己的思想文化，有自己的国策制度，等等，总而言之，帝国若要完全吸收和融合关东六国，首先要制定一系列有助于吸收和融合关东六国的制度，而这个制度的制定仅靠秦人是肯定不行的，必须让那些了解关东六国的人加入到大秦的决策层，这样拿出来的制度才能符合统一后的帝国的需要。官学和教育制度也是一样，也是首先产自决策层，由决策层来决定帝国的官学和教育制度，而官学和教育制度恰恰是解决“集权”和“分封”矛盾的根本所在。
谁最了解关东六国？
不是关东六国的贵族，他们是统治阶级，他们看不到普罗大众的疾苦，只有出身寒门的大贤才是真正了解关东六国的人。
关东六国的大贤从何处召集？
就是从齐国的稷下学宫，那里汇集了中土诸子百家，大贤云集。
秦国吞并了齐国，也就吞并了稷下学宫，于是齐国把稷下学宫的博士、名士等大贤全部“请”到了咸阳，统统征募为博士。博士参政议政，参加朝议，就此形成一种议政制度，而这就成了大秦决策制度的一种有效补充。
始皇帝之所以建立博士议政制度，其本意是把中土各个各区域的政治势力兼并后，打造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新的政治利益核心。如此一来，始皇帝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文化如何统一。
博士本身就是多元的文化载体，这些博士分别来自关东六国，体现着不同的思想文化和代表着不同区域的政治利益，把他们集体纳入帝国的权力核心，就如同“车同轨，书同文”一样，体现为以秦文化为主体下的一种多种亚文化的互相兼容和吸收，但在兼容和吸收之前，中土不同的思想文化之间首先爆发了jī烈的碰撞。
这时候，始皇帝才意识到，大秦必须寻找到一种与统一局面相适应的新思想新文化，否则，大秦不可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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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6章 权当笑谈
第426章权当笑谈
大秦的官学是法学，大秦的教育制度是“以吏为师”，虽然宝鼎曾经努力在咸阳和大梁筹建类似于稷下学宫这种半官方组织的大学府，但最终受制于剧烈动dàng的形势和大秦官僚们的蓄意阻挠，半途而废。
那个时候宝鼎就已经预见到大秦在完成疆域上的统一后，很难完成文化上的统一，不过当时他并未意识到百huā齐放、百家争鸣的战国文化竟然是导致帝国崩溃的深层次原因。
春秋战国的文化也是不断发展的，诸子百家各有其长，但其中显赫者还是墨家、道家、法家和儒家，尤其道家、法家和儒家更是人才辈出，形成了系统的学术理论。
以法家为例，商鞅“任法”，申不害“用术”，慎到“重势”，到韩非则集“法、术、势”而大成。
儒家则是自孔子始，到子夏开创西河学派广为传播，其后有曾子一派主张“修身治国”，而孟子则主张“王道”和“仁政”，到了荀子则主张以“礼”治天下，以“仁义”和“王道”来统一天下。
今日大秦朝堂上，“礼治”和“法治”之争是主流，而“师古”和“从今”两种治国理念更是jī烈碰撞。
“礼治”一派主张“师古”，从周礼，封土地，建诸侯，他们的背后有豪门贵族的支持。
“法治”一派主张“从今”，以法治国，中央集权，他们的背后是帝国的皇帝，还有以武烈王公子宝鼎为首的坚持“大一统”理念的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处在帝国权力的颠覆，拥有强悍的实力，但正因为傲视群雄，才有高处不胜寒之忧，只要一步错，则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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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宝鼎要离京赶赴北疆，临行前，他向始皇帝辞别。
始皇帝很憔悴，给人一种身心惧疲的感觉。帝国统一，国事繁忙，而始皇帝又事必躬亲，岂能不累？
宝鼎劝他，“过去陛下审阅的是一个王国十几个郡县的奏章，如今帝国有三十多个郡国，每日奏章无数，陛下通宵达旦，身体如何支撑？”
想到历史上始皇帝在十二年的时间里五次巡视天下，巡视途中依旧不知疲倦地处理国事，过度劳累恐怕就是他五十岁便撒手归西的重要原因。
“朕也想增加人手，也想让中央诸府有充足的人员，但财政拮据，短期内恐怕很难改变目前的状况。”始皇帝抬头看看宝鼎，笑道，“如果你能留在京师就好了，朕或许就能轻松一些。”
宝鼎苦笑，“北疆形势没有取得根本xìng好转，南北战争没有决出胜负之前，我回转京师的可能xìng微乎其微。尤其是现在，一帮老将云集北疆，很多事情变得异常复杂了，我必须亲自坐镇大行辕，以确保北疆局势在可控范围之内。”接着他指指案几上的文卷，对始皇帝建议道，“太子在外征战多年，文武兼备，适当的时候陛下也应该让他帮忙处理一些国事。”
始皇帝的眉头微微皱起，眼里掠过一丝不满之sè，“当初谁让他拜淳于越为师的？”
宝鼎知道始皇帝担心什么。淳于越正是主张“礼治”，“师古”分封的博士领袖，几年后正是他和周青臣在朝议中的争论把“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公开化了，最终导致了“焚书”一案的爆发。此案表面上看是儒家和法家在学术理论和治国理念上的尖锐冲突，但实际上是“集权”和“分封”之争，是持“集权”思想的法家大臣们与持“分封”理念的豪门贵族之间的一场血腥博弈。
“焚书”一案不仅烧毁了传承数百年的中土文化，也宣告了帝国在中土文化统一上的失败，同时也是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当初宝鼎对大一统的认识还没有现在这样深刻，他并没有意识到中土文化的繁荣源自中土分裂这个特殊的大环境，“百huā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是由分裂了数百年的土壤催发出来的，它汲取着一代代中土人的鲜血和生命为营养，所以才绽放得格外灿烂，流芳千古。
中土统一了，这时候疆土统一，政治统一，制度统一，文字统一，等等，但唯独无法统一的就是文化，文化如何统一？
始皇帝别出心裁，把稷下宫的博士制度，一种半官方的智囊团，将其修改加工后，变成官方的决策层机构，也就是博士议政制度。始皇帝试图用这种办法来吸收和融合中土不同的思想文化，最终寻找或者创建一种新思想新文化。
始皇帝把这件事想得简单了。虽然说博士议政制度可以做为中土文化统一的象征，它的建立从制度上对中土不同思想文化进行了综合，并非常高明地将其纳入了帝国的政治轨道，然后再用统一和集权来保护主流文化，并相应地制约和改良异质文化，最终实现不同文化的兼容和吸收，继而产生适应统一后的中土的新思想新文化，但自商鞅变法以来，法家学术思想在大秦取得主导地位，深入到大秦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