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4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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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土和巩固统一果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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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春耕顺利结束，北方的夏收即将开始，随着笼罩在咸阳城上的乌云散去，大秦政局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好消息也从各地频频传来，最好的消息无疑就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的叛乱终于给武力强行镇压了下去，中土终于艰难地迈进了大一统时代的和平时期。
刚刚结束的政治风暴历时近一年时间，席卷了整个中土，大秦的统治阶层遭到了重创，无论是坚持“集权”的贵族集团还是坚持“分封”的贵族集团，都在风暴中损失惨重。
侥幸的是，历史没有重演，这场由“分封”贵族集团发起和推动的政治风暴，虽然其本意是挑起始皇帝和武烈王的厮杀，让这对兄弟手足相残，但最终这对兄弟在共同的政治理念的驱动下携手抗敌，棋高一着，在形势最为危机时刻来了个惊天大逆转，反手一击，给了贵族集团以沉重打击。
当咸阳政局渐趋稳定之刻，大秦的统治阶层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始皇帝是中土之主，而武烈王是大秦第一权贵，两人的力量都过于强大，更让人恐惧的是，两人在政治理念和治国策略上取得了一致，所以不论是坚持“集权”的贵族集团还是坚持“分封”的贵族集团，在新时代来临之刻，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不得不暂时放弃蠢蠢欲动的心思，转而搁置本集团的政治理念，老老实实地沿着既定国策，集中力量恢复国力，稳定中土。
这一刻不论是中枢大臣还是中央官员，不论是地方封王还是地方郡县官长，都不敢再叫嚣着“分封”，以免遭到始皇帝的雷霆打击，也不敢公开鼓吹“集权”，担心激怒武烈王遭到致命一击，大家都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跟着始皇帝的步伐前进，始终遵从咸阳宫的命令。
风暴结束了，在辽东建封国的事情再也没人敢提了，而即刻发动北伐的呼声也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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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中，太傅、上将军武烈王公子宝鼎在离石要塞的北军统率部召集东西北三大行辕官长，诸军将军等北军统率进行军议。
军议的核心内容就是建设和发展北疆，确保北疆武力。
宝鼎拿出了建设和发展策略，其中第一条就是直道修筑。围绕着直道修筑，宝鼎拟制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其基本原则就是利用北疆自身的力量帮助咸阳修筑直道，比如调用军队挖山添谷以减少徭役征发，而参加直道修筑的将士一律授予军功，此策既节约了国力，又锻炼了军队，还给将士们赢得了军功，利国利民利军队，一举多得。
第二策就是大力推进以垦荒屯田为主的边疆农耕和以建设牧马苑为主的边疆畜牧，同时给予商贾更多的优惠政策以加快山泽之利的开发和利用，以此来推动边疆城镇和市榷的建设。
此策的关键是人口迁徙，边疆需要大量的人口，为此，宝鼎和北军统率们向始皇帝和中枢建议，把各地参加叛乱的罪犯及其家眷全部流放边疆，其中像胶东即墨、两淮彭城这些屡屡叛乱的地区，则干脆把城乡人口整体迁徙到边陲，而像江东等大江南部地区的叛民则迁徙到岭南，如此既能减少关东地区的叛乱，又能帮助南北两疆进行戍边和发展，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第三策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北疆镇戍策略。宝鼎的建议是，结盟河西大月氏，攻击云中匈奴人，以东西两翼的牵制，来帮助秦军在中路进军河南，占据贺兰山，继而把匈奴人在漠南的防线拦腰斩断，然后秦军利用河南的战略位置，向西与大月氏夹击匈奴的右方王诸军，向东则与代北大军东西对攻拿下阴山。
这一攻击策略是出塞作战，需要直道修筑的完成，更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所以宝鼎联合北军统率上奏，恳请始皇帝和中枢马上实施休养生息之策，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国力，不要再增赋加税，横征暴敛了。过度压榨中土之民，等于杀鸡取卵，是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最终会伤害到帝国，更影响到中土的稳定和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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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章送到咸阳，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意识到武烈王又要干涉朝政了，他这是以武力为后盾，胁迫中央调整国策，把以稳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调整为他所始终坚持的以“与民休养”为基础的致力于稳定中土的战略。
以右丞相隗状、驷车庶长公子豹、治粟内史甘罗和少府卿赵高为首的中枢大臣借助武烈王公子宝鼎的这份奏章，马上举起了“休养生息”这面“大旗”，坚决主张“稳定”战略，要求实施“轻赋辨”之策，并有限度地重开市榷，鼓励私人营商。
始皇帝和以左丞相李斯为首的中枢大臣则坚决要求维持既定战略，维持既定的赋税和徭役政策，进一步遏制工商业，集财赋于中央。
“休养生息”之策对稳定帝国的好处不言而喻，但此策一旦实施，名义上是“让利于民”，“官不与民争利”，“先民富，然后则国强”，但实际上受益最大的是贵族集团和地方郡县，这将导致中央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民富了，普通国民吃饱穿暖了，家里有余粮了，而地方富豪也是重新崛起，那么很显然，地方势力就大了，尤其那些富裕郡县，因为地方上有钱有粮了，实力强了，其**必然膨胀，必然导致其对抗中央。
前两年中央为稳定新占领地区，掠夺地方财富，把关东六国的大约十万户富豪全部迁徙到大秦本土，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小工商业者。此策实施后，受到直接打击的就是中土工商业，可以说，此策把中土工商业打得一蹶不振，咸阳很轻松地就完成了“重农抑商”的政治目的。
中土几百年来各诸侯国都大力发展工商业，以工商业来增加赋税收入和收购稀缺资源，如今中土统一了，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当然需要“重农抑商”，但帝国在统一之初不是“重农抑商”，而是直接摧毁了私营工商业，试图以官营来垄断中土工商业，这直接侵害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当然会遭到激烈抵制。
从中央集权的立场出发，军、政、财等权力都要集中，但如此一来，地方利益如何保证？贵族们的利益如何保证？普通国民的生存如何保证？所以必然发生尖锐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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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6章 为何恐惧？
加建封国的事暂时不敢提了，北伐之议也暂时搁置，那么朝廷理所当然要休养生息，要恢复国力，只是国策应该怎么走，是集中财赋于中央，继续增赋加税，以加强王国之利，还是让利于民，轻赋辨，让中土之民安居乐业？
这两种不同的国策走向涉及到“集权”和“分封”之争，中央和地方之争，中央若想阻止“分封”就必须遏制地方势力的发展唯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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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尖锐矛盾下，虽然中土之民至今还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并没有享受到中土统一给他们带来的任何好处，尤其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此起彼伏的叛乱和国民不堪重负有直接关系，但中央以北部疆域面临匈奴人入侵重压，南北战争中开战在即，中央财政无力支撑为借口，坚持增赋加税的财政集中政策，确保中央可以长期有效地遏制地方势力，继而以此来阻止“分封”扩大化，把帝国迅速推向中央集权的轨道。
咸阳为国策走向问题，从五月下一直争执到七月初，持两种治国理念的贵族集团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始皇帝和李斯等坚持“集权”的贵族在廷议上自始至终处于被动，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当前这种政局下，来自关东系的蒙氏等军功豪门和关东博士集团也站在了大秦本土贵族的立场上，也认为大秦应该休养生息，应该轻赋辨，利用目下国内外形势渐趋稳定的有利条件，全力以赴恢复国力。
随着时间的延续，地方封王、郡县官长和镇戍统率也逐渐加入到这场国策走向的争论中。无疑，地方官员当然要从地方利益出发，所以他们纷纷举起了“稳定”这杆“大旗”，以国民的困窘为借口，反对中央财政集中，反对中央对国民的横征暴敛，强烈要求中央让利于民，让国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继而赢得稳定和发展的有利局面。
形势对始皇帝和李斯等法家大臣越来越不利，但他们信念坚定，即便面对汹涌澎湃的洪流，也是岿然不动。
然而，中央的任何决策，最终若想得到忠实执行，并实现决策者的最终目的，那就必须赢得整个统治阶层的支持，至少需要赢得统治阶层绝大部分人的支持，假如帝国绝大部分贵族都反对中央的决策，那么决策肯定得不到忠实执行，决策者的目的肯定实现不了，甚至出现与决策者的目的背道而驰的现象，那对中央权威的打击就非常严重了。
七月下，武烈王宝鼎再奏始皇帝，详细阐述休养生息的必要性。
始皇帝和李斯等法家大臣所忧虑的不过是贵族们利用休养生息之策壮大地方势力，继而与中央形成对抗，最终迫使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形成割据自立的事实，导致帝国与中央集权这一基础国策渐行渐远。
宝鼎以当前形势为基础，给始皇帝做了一番预测。
宝鼎过去曾有预测，在帝国统一后的十年内必然爆发南北战争，所以他给了始皇帝五年的准备时间，这样在后五年内，帝国大军可以随时投入到南北战争之中。如今时间过去了三年，但直道修筑没有完成，国内形势尚不稳定，大秦至今没有做好南北战争的准备。
进行南北战争的前提就是国内局势的稳定，中土的统一。相比起来，直道修筑不算什么大事，北疆常备军和预备役加起来有近六十万，只要把部分军队投入到直道建设，就可以大大缩短建设工期和财政支出。
国内局势若想长期稳定，其关键不是咸阳政局的稳定，而是国民的安居乐业。
若先取之，必先予之。帝国国民尤其是关东黔首必须切身感受到帝国带给他们的统一的好处，他们才会认同帝国，才会守护帝国，才会为保护他们的亲人和财富而誓死一战，反之，假如他们像过去一样挣扎在死亡线上，整日面对的都是死亡的威胁，他们对大秦的仇恨会如日俱增，他们会仇恨秦人，会仇恨帝国，这样当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即便中央通过横征暴敛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但国内的矛盾也必然轰然爆发。
想像一下，当帝国的军队正在长城以北，正在大漠上与匈奴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国内矛盾突然爆发，各地叛乱蜂拥而起，甚至地方势力也乘机割据，帝国拿什么去镇压叛乱？中央拿什么去阻止诸侯分封？
假如南北战争在未来四五年后爆发，那么留给帝国的准备时间的确不多了，而备战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让帝国国民休养生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赢得他们的认同，这样当南北战争爆发，当匈奴人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要把他们重新打回“地狱”的时候，帝国的国民会爆发出最强大的力量，他们会在保护中土和保护亲人的呼喊声中，与帝国齐心协力、同仇敌忾、联手抗虏。
帝国的未来不在于中央的治国策略，而在于帝国国民的安居乐业。
帝国赢得了南北战争，赢得了功勋，赢得了权威，赢得了国民和军队的支持，试问，那时候即便地方势力强大了，又能强过中央吗？中央有几十万忠诚的将士，而哪一个地方势力会在未来几年内形成足以抗衡中央的武力？中央有千千万万的国民的支持，而哪一个地方势力会在未来几年内赢得整个中土庶民的拥戴？
宝鼎质问，陛下为何恐惧？陛下为何失去勇气？陛下为何失去自信？陛下对自己、对中央、对大秦军队、对大秦国民都没有信心，那还拿什么去强大和发展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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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一连串质问让始皇帝陷入沉思。
当天晚上，始皇帝在御书房召见了李斯、蒙嘉、赵亥、周青臣、司马空和蒙毅。
始皇帝把宝鼎的奏章递给几位大臣，请他们仔细阅读。
蒙氏叔侄在这场国策争论中虽然公开支持始皇帝财赋集中之策，但这是出于维护始皇帝的权威，维护关东集团利益的需要，实际上他们在于始皇帝的私下商讨中，还是隐约透露出妥协之意。
这倒不是因为畏惧大秦本土贵族，也不是因为冯氏的覆灭给了他们沉重一击，而是从蒙氏这个军功豪门的立场来说，他们希望自己在帝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取更多，而且他们对帝国未来的预测还是“分封”压倒“集权”，这从太子扶苏的政治立场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太子扶苏的政治理念和始皇帝的政治理念有严重分歧，这在咸阳不是什么秘密，虽然始皇帝安排在太子扶苏身边的都是关东系的法家大臣，但太子扶苏在外征伐的时候正是其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深受武烈王公子宝鼎的影响，而且其性格不够果敢，更没有杀伐决断的凌厉手段。可以想像，将来扶苏如果继承大统，必定是一个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的皇帝，这必然导致地方势力坐大，中央集权受阻，国策十有**要偏离预定轨道。
太子扶苏的现在和未来也影响到了始皇帝的决策。始皇帝不可能只考虑现在，他考虑得是帝国的千秋大业，所以很多决策的实施，他都必须考虑到对帝国十几年后甚至几十年后的影响，因此始皇帝非常急切地要集权中央，试图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中央集权的理想。
蒙氏靠军功起家，现在的权势是靠三代人流血流汗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拼搏而来，所以他们的行事风格非常稳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在政治讲求妥协策略，在妥协中谋取利益。蒙氏从蒙骜开始的三代人经历了一场场政治风暴，但每一次蒙氏都有惊无险地渡过了危机，并且始终赢得了君王的信任，权势日盛，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冯氏和蒙氏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冯氏是韩国的世代豪门。冯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家分晋之前，由此可以想像一下冯氏在政治上的豪门风格。正是这种风格葬送了冯氏，就如同熊氏外戚遭到昭襄王和始皇帝两任皇帝的打击一样。豪门贵族权势倾天，很多时候太嚣张太狂妄，所以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