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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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当了7个月上尉，这位就在谈什么橡树叶了①。尽管他说的话让我觉得没准儿，离开他办公室时，心里还是免不了得意洋洋。过去和未来数月的所有艰难困苦和恐惧不安，不知怎么似乎变得容易忍受了。
①美国陆军和空军中，少校和中校级军官的衔徽为橡树叶图案。——译者注。
回到阿寿山谷，我又开始在笔记本上作单调的记录：
5月16日，星期四，8点10分交火。被越共手榴弹炸伤3人。捣毁2所房屋，3公顷木薯，1公顷水稻。
5月17日，星期五，一连16点15分交火，1人阵亡。
5月18日的记录值得一提。“8点5分交火，越共亡1人……”当时我们一直沿着一条峡谷巡逻，流向峡谷的一条小溪的流水声掩盖了我们的动静。这一次，我们的尖兵班在越共发现我们之前先发现了他们。这一次是我们打了伏击战，我们盯住了他们。一阵扫射撂倒了好几个越共，余者赶紧逃走了。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这是第一个可以明确证实是我们打死的越共。他仰面朝天躺着，无神的双眼朝上凝视着我们。这个人身材瘦小，面皮粗糙，脸呈深棕色，穿一身做工粗糙的黑布短衣裤。我们将这种衣服称为睡衣裤。我的目光落在他脚上。他足登旧轮胎做的凉鞋，剪下的一条轮胎胎壁权做鞋带。这就是我们见不着面的可怕敌人。我心无所动，同情肯定谈不上。我们这一方的死亡和痛苦见得太多了，谁还管他们怎么样呢。我们俘虏了受伤的越共就离开了。
首次证实有越共毙命一事大长了南越军的士气。后来称之为“数尸体”的数字游戏当时尚未实行。不过，越南人早就猜出美国人想听到什么了。他们总是给我看顺着丢弃的武器找到的血迹和其它因环境不同而不同的证据，以此“证明”有被击毙者。我对他们说，这不足以为证。后来我竟成了这种令人厌恶的游戏的裁判。我规定，证明越共在战斗中被击毙需要见到越共的尸体，没见尸体就不能作数。
首次确实击毙越共之后不久，一名越南中尉兴奋地跑来报告又确实打死了一名越共。我说：“让我看看。”他回答说：“太远了，太危险。”我又重复了一遍规定，他晃了晃食指，好像在说我拿证明让你看。半小时后他回来了，交给我一个手帕包。我打开手帕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里面是一对刚割下来的人耳朵。
是日夜晚围坐在营火周围时，我把连长和军士长们都召集过来。我说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证明击毙了敌人要有全尸，而不是尸体的一部分。不许再割耳朵，不许再肢解敌人的尸体。
7月23日，我们营在边远丛林地带转了6个月后终于可以稍事休息了。我们奉命离开小良基地，撤出阿寿山谷，到特种部队的一个营地去休整。一天上午，我们重又踏上小路，沿着一条溪流的河床行进。太阳当头照着，我走在纵队先头。突然间，我的右脚踏空，立刻觉得一阵钻心的刺痛。我把脚从一个约一英尺深的小坑里猛地拔出来。原来我踩进了竹签陷阱，竹签刺穿靴底扎进了脚心。我只能骂自己笨，然后继续朝目的地一瘸一拐地走去，路程大约还剩两三个小时远。要说当时的心情，我的尴尬劲儿比疼痛还难受。我不想让越南人知道我伤着了脚。
然而，还没走出20分钟，我就疼得受不了了。我找了根树枝当拐杖，又继续前进。最后一英里，我是摇摇晃晃坚持下来的，差点儿倒下去。到了营房，美国军医没有费事去脱我的皮靴，而是把它剪开取了下来。他只看了一眼伤口，就叫来了直升机。竹签从脚底一直扎到了脚背，脚肿得很大，牛粪的毒素已扩散，全脚发紫。他给我包扎了一下伤口，我就坐上直升机朝顺化飞去。
一到顺化，L—19“猎犬”式飞机的飞行员邓赖普便开始照料我。邓赖普待我立刻像老朋友一样，可是我以前从没跟他见过面。他对我说，是他给我投递的婴儿信函。邓赖普把我送到单身军官宿舍开的诊所。那儿的医生为我清理伤口的办法令我刻骨难忘。他把一种消过毒的碘酒纱布从伤口的下边塞进去，从上边拽出来，接着便像擦皮鞋一样在我脚里来回拉动。我死死攥住邓赖普的手不放，心想我一定会疼昏过去。随后，医生给我注射了各种抗菌素，把我安顿在单身军官宿舍的一个房间内。
我康复很快，但作为战地顾问的日子却结束了。我所剩时日无多，不便再回营去。我是该营7个月来的第34名伤亡人员——7名阵亡，27名受伤。要说不愿意离开战斗那是假的。艰苦与死亡这两个伙伴是易于抛弃的。不过，到受伤时，我实际上已成了不挂名的营长。我和部下经历同样的危险，同睡一片地，同吃一锅饭，而且和他们一样洒下了鲜血。在佐治亚州悬崖上共同面对的挑战曾将我与同类人团结在一起，在阿寿山谷共同经历的死亡、恐怖和小小的胜利喜悦将我和几乎无法交流的南越军人同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我离开二营的战友时，真有些依依不舍，留在心里的远不止是一种遗憾。
我极力想阻止陆军采取的军人伤亡后自动通告其亲属的做法。我踩上的不过是一根竹签，而不是地雷，我不想让家里人受到不必要的震惊。但是，官僚主义的车轮还是无情地转动起来了。关于我受了轻伤的事，陆军用电报通知了阿尔玛和我父亲。阿尔玛倒能平静对待，父亲却断定陆军没把最坏的情况说出来。南越当权家族的做法更是于事无补。单身总统吴庭艳的弟妹儒夫人——吴庭艳的弟弟、秘密警察头子吴庭儒的妻子，扮演着南越“第一夫人”的角色。每当有美国兵阵亡或负伤时，儒夫人便给其家人发一封信。行文的口气让人莫名其妙。她的信似乎是说，对不起，但你应该知道我国人民也作出了牺牲。美国兵都称儒夫人为“撒旦夫人”，此称号她当之无愧。
由于我行动不便，脱离了战斗部队，被调到南越军第一师师部，担任负责作战的助理顾问。一天，我在军官食堂听到一个响若洪钟般的声音，转身一看是乔治·普赖斯。其时他已晋升到一个关键职位，南越军第一师的作战与计划顾问，就是我的新上司。与乔治一起工作，我感到信心百倍。他说起话来还是滔滔不绝。不过，因为他讲的一般都很有道理，我总是洗耳恭听。
在这里，我想谈谈在师部所接触到的许多糟糕的事情。我离开阿寿山谷，观察战争的角度从仰视转为俯瞰，这一新的视角并不令人感到宽慰。我的任务之一是给师情报军官提供数据，让他分析何时最容易遭敌迫击炮袭击。他的办公室是一扇绿色门，门上标有“禁止入内”字样。他搞的东西叫“反馈分析”。我提供的数据送进了那扇门，我却不能进去，因为我未得到保密部门的许可。一天，这位情报军官终于走出办公室，郑重其事地报告说，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测出在某些时间段里敌人的迫击炮火袭击会增加。什么时间段呢？月黑之时。嗨，这简直是拿个米饭团子就想让我吃惊。天黑时战场上更危险，这本是任何一个南越列兵5秒钟内就可以告诉他的事，而这位老兄竟花了好几个星期进行统计分析才搞清楚。
步兵在丛林中来来回回地跋涉在同一地带，天天遭伏击，不时有伤亡，而敌人却悄然而去。可以理解，但不禁要问，所干的这些事到底有什么用。有人可能会自寻安慰地想，虽然他也许不知道，但上头什么地方总会有脑瓜聪明的人知道答案。我在师部参谋机关工作这段时间却戳穿了这种假设。我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正在把最优良的技术送给南越军队使用。深邃的思想家们，比如绿门后面那位情报军官，又是打印数据，又是填写表格，又是处理数据，最后不过是对显而易见的事情得出令人莫名其妙的结论。而敌人身穿黑布衣裤，脚踏费尔斯通废轮胎做的凉鞋，却能用根蘸了牛粪的竹签让一名军官丧失战斗力。
在丛林中，我们随身只佩带有用的或者说救生用的东西。可在顺化，每位直升机机长都别着一把引人注目的大匕首，匕首把上雕着花纹，刀锋闪闪发亮，反射太阳光暴露自己的位置倒最合适。往师垃圾场运送垃圾的年仅18岁的卡车司机们个个都佩戴着肩挎式手枪套，这些都是在顺化的皮革工匠那里专门定做的。皮革工匠们干这种吸血鬼的行当肯定发了大财。我曾见有些人带着6响左轮枪到食堂进餐，皮带后面像牛仔一样装饰着子弹。假如突然发生枪战，他们可怎么装子弹呢？不过那算不了什么，子弹放在后面更显得威风，完全又是陆军战略军那一套。
这种行为还不过是傻里傻气而已。真正让我困惑不解的是我第一次接触越南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情景。我们营里大多数军官和军士都是既有献身精神而又能干的职业军人，普通步兵英勇而无怨。可是，无能、腐败与军服的奢华似乎与军阶的高低成正比。其中有那么一位火箭式的人物便是阮高其。他32岁就当上了越南空军司令。这位喜好奢华的阮高其在空中打仗与在夜总会里一样的华而不实。他留着细细的小胡子，戴着墨镜，腰里挎着珍珠把柄的镀铬左轮手枪，黑色飞行服上飘曳着一条纱巾。我不明白，难道这些就是南越军的普通士兵在阿寿山谷为之牺牲的人吗？
我必须承认，经历了战斗的艰难困苦之后，觉得在后方任职颇为愉快。作为受过伤的参战老兵，我享有一定的地位，况且顺化有着秀美的景色，不少好餐馆，还有给部队提供的各种娱乐活动，因而这算不上什么艰苦岗位。就连去理发店也不失为一种乐事。理发师不仅把我的头发修剪得整洁漂亮，还用熟练的双手按摩我的头皮、脖颈和肩膀以消除紧张疲劳。我的消化系统经过重新改造，又开始吃牛排，喝南越很有名的“33”牌啤酒了。如此一来，在阿寿山谷流汗减掉的体重又恢复了回来。于是，为了减少体重，我开始玩垒球。
加入师部参谋人员行列不久，我飞往香港去度休整假期。对有些美国兵而言，到这座人欲横流的城市去度假意味着无度纵欲。对另一些人而言，香港则意味着疯狂购物。我买了必购的定做鞋子（每双10美元），定做套装（30美元），另外还买了世界上最便宜的立体照相机。我给阿尔玛买了日本的御木本珍珠，丝绸连衣裙和一匹绸布料。4天后我便一文不剩地返回顺化。
在顺化，我又接受了一项在我职业生涯中打下烙印的不寻常任务。作为一种补充任务，我被任命为顺化城堡机场的指挥官。该机场负责C—7“美洲驯鹿”运输机、L—19及其它小飞机的勤务。有一位态度傲慢的飞行员显然对非飞行员管理他的机场感到愤愤然。一天，他要我乘他的“猎犬”上天去兜一圈儿。我因自尊心受到挑战，所以就接受了。这位自命不凡的高手的意图很快便暴露无遗。他时而横滚，时而作垂直俯冲，时而又做些其它催人欲吐的怪动作，试图把我，或者说把我的肠胃扔出L—19。我以为自己要死了，但纯粹出于愤恨，还不甘束手待毙。最后他恢复了水平飞行状态。我朝下一看，惊奇地发现一个不熟悉的地标，一条建在路堤上的铁路。我不记得我们区域内有这种地物。
“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我喊道。
“广治北部一点。”飞行员自信不疑地说。
“你这个该死的傻瓜，”我在怒号的风中大声喊道，“把这玩意儿朝南开，咱们离开这儿。我们跑到北越上空来了！”
结果证明我是对的。跟聪明的行家和自命不凡的飞行员打过交道后，我形成了又一条行为准则：不要被专家和精英们所吓倒。专家通常占有更多的数据资料，并不是判断力。精英们会近亲繁殖，生出血友病患者来。一旦被现实世界所碰伤，他们会流血致死。
11月1日，我回到西贡，国外服役期亦随之结束。我先得办完手续，而后便可以很快回家转了。南越当时正处于混乱之中，吴庭艳总统是天主教徒，他想禁止佛教徒的宗教活动，镇压反对其政权的佛教徒示威游行。有张写真照片震惊了世界：为了抗议吴庭艳政权，一位僧人盘腿坐在西贡一个十字街口，把自己全身浇满汽油，擦了根火柴自焚了。自焚时他全身纹丝未动。8月份，当时我仍在顺化，西贡已处于军事管制状态，美军已不许出营区。大约一周之后，吴庭艳总统在整个国家全部实行了军事管制。
一天，当我开车去新山一机场托运行装时，显然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件。总统府遭到枪击，街上除了乘着装甲人员运输车的军人之外空无一人。我到西贡来正赶上一场政变。南越一伙将官刚刚推翻政府，并已将吴庭艳总统及其弟弟、秘密警察头子吴庭儒处决。以26岁之龄，我对所发生的事尚无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我的思维方式如同一个只熟悉自己的环形防线的士兵，仅此而已。对我来说，这次政变不过是这片陌生的土地令人困惑的另一方面而已。
尽管刚刚发生了动乱，我照样被安排提前一个月回国，据说原因是我们在越南干得很出色。实际上，美国顾问的数目已略有下降，从最多时的1．66万人减到了1．63万人。麦克纳马拉时代主导美国人对越南看法的分析衡量法那时刚刚开始实行。如果一个村庄周围设有一定长度的篱笆，有民兵守卫，村长在过去的3周内未被越共杀害，我们就把该村列为“安全”村。我还在小良基地时，麦克纳马拉部长曾来到越南。他在那里进行了48小时的访问后总结说：“……各种定量分析的结果都表明我们在赢得这场战争。”定量分析才有意义。定量分析才能了解真情。然而，我在阿寿山谷所见到的一切却没有一件事能表明我们在战胜越共。战胜越共？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连他们的影子都见不到。麦克纳马拉的计算尺精英们算出的精确指数不过是在衡量不可衡量的东西而已。
陆军对此的态度似乎是不要对高明者表示怀疑，其中包括这些计算尺神童。倘若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