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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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枪不是日本人打的，也不是冲着我们打的，但那天晚上我们可乱了套，除团直属队外，只有三营跟着我们到了预定的五陵镇宿营地。就是团直属队，也有一些单位和伙夫担子走散了。见到这种情况，彭明治很着急，要自己出去找。我劝他再等一等，因为夜色漆黑一团，往哪里去找？反正出发时规定在五陵镇宿营，各营‘连干部都知道，他们一问老百姓就会自己找来的。果然，我们耐心等到天亮以后，失散的队伍就逐渐在五陵镇集拢来了。
五陵镇位于卫河边上，是当地一个较大的镇子，也是个渡口。第二天，我们在五陵镇休息了一天。我和彭明治召集了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这次通过平汉路的经验教训。在会上，我们先解释了晚上地主土围子持续打枪的原因，之后强调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在行军中都一定要按照预定的路线行进，不能各走一条路，否则就会走乱。最后，要求各单位清点人数，看有掉队落伍的没有。
第三天从五陵镇出来，我们就改为正常行军，白天走路，晚上宿营。一般早晨六‘七点钟出发，下午三‘四点钟宿营，每天行进约有六‘七十里。同时，沿途利用休息时间，我们向部队进行平原地区行军的教育。因为一进入平原地带，大家一方面感到兴奋，另方面也感到生疏，需要时间去熟悉它。
我们部队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不是在平原地区长大的，而平原地区的行军却有着不同于山区的一些特点。我们下太行山一出林祁镇，在山底下，向东一看，一坦平原，根本就看不见山，这块平原，比西安的平原地区大得多。这对我们这些在山沟里走惯了的人来说，就好象到了国外一样，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陌生环境，被搞得蒙头转向，没有山，我们就辨不清方向。在山区我们辨别方向很容易，因为我国的山脉，一般都是东西走向，而且山上的道路有限，一般只有一条道路可通。而一到平原，到处都是路，象蜘蛛网一样，大路小路到处都通。不容易分清东西南北。黄克诚同志给我们介绍情况时也曾说过，他刚下山时，也是这样，感觉很不习惯。
为学会辨别方向，使部队能按指定的方向前进，我们专门作了一番调查，请教了当地的老百姓，对干部进行了教育。要在平原地区辨别方向，一个是看村庄，一般村庄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的居多。另一个方法是看土地庙，土地庙的门一般都是朝南的，再一个是摸树，朝南的一边比较光滑，朝北的一边比较粗糙。晚上最主要的是看北极星，要学会认识北极星的方位。
闯过平汉路以后，我们就亮出了八路军苏鲁支队的旗号。与此同时，我的名字也报请上级批准，由吴文玉改成了吴法宪。
部队从五陵镇出发，经濮阳‘东明‘菏泽‘定陶‘成武，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达江苏‘山东交界处的微山湖以西地区。按照行前彭怀德的指示，这一路上，凡是经过的县城，我们都没有进去，而且连地主土围子也不进，住的都是一些小村庄。除我们自己所带的粮食外，沿途就派干部向土寨子要粮食。实在没有粮食，就在地里找老百姓遗下的地瓜吃。秋收过后，留在地里的地瓜还有的是。
尽管我们当时穿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制服，载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帽子，并没有表明八路军的身份，可看到我们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同时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论在哪里宿营都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而且凡请向导带路和雇车马拉东西都给钱，跟别的队伍完全不一样，所以老百姓很块就认出了我们的八路军身份。当时，常常是我们刚进到一个宿营地时，村里的老百姓还躲躲藏藏的，可等第二天我们离开村子时，老人‘小孩都出来看我们，送我们，对我们很亲，这充分证明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威力。
在山东成武，有一天我们想进入一个大寨子宿营，但寨子里的人却对我们说，只要我们不进去，我们要猪他们送猪，要粮食他们给粮食，一句话，我们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既然他们这么说，那好，我们就不进去，就在外面露宿。结果他们真的送来了粮食和猪。这样，他们很高兴，部队也很高兴。以后，凡是遇到有地主土围子的大寨子，我们就采取这个办法，只要他们送吃的东西出来，我们就不进寨子。至于寨子里的枪，我们一条也不要，因为那都是他们用来保家的。经调查，这些枪大都是国民党军队在平汉路溃退时扔的，被地主捡来用以保家。在这个地区都是一个地主，带一大片地。地主住的都是高墙的砖平房，贫下中农住的是草房破屋。就这样，我们一路较为顺利地到达了微山湖以西地区。
我们一到微山湖地区，就开始打听挺进支队。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在一个叫鸡顺集的小村子宿营，驻下以后，就派人出去侦察，目的是想找一找看附近有没有挺进支队的人，再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可一问老百姓，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挺进支队，只知道国民党的刘跃庭带着一部分人住在单县县城里，究竟有多少人，他们也弄不清楚。
正在我们不知如何找到挺进支队时，天黑以后，有一个人穿著便衣，带着两个人来到我们驻地附近，恰好同我们的侦察人员迎面相遇。侦察人员问他是哪里来的，他说是挺进支队的，来搞联络。
来到支队部同我们几个支队干部见面以后，那个穿便衣的自我介绍说，他是挺进支队的政委，名叫郭影秋。他说，前几天得到山东分局的通知，知道我们快到这里了，所以到这里来迎接我们。他还介绍说，挺进支队的司令员是李贞乾，留在支队照顾部队，没有来。他是遵照分局的指示，来找我们联络的。
得知他们正是我们要找的挺进支队，我们很高兴。我说：“那正好，我们正等着你们呢！”
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支队的军政委员会会议，还请郭影秋参加了会议。会上，我首先请郭影秋介绍当地的情况。郭影秋一开始就说，这里的形势现在非常危急。他介绍说，在我们驻地往东不远的地方就是丰县，那里有一支号称有七千人的汉奸王献臣（外号王歪鼻子）的队伍。虽然这支汉奸队伍实际只四千人左右，但却非常猖狂，非常嚣张。现在正在全线向挺进支队发动进攻，已经把挺进支队逼到了欢口镇以北的十字河地区。挺进支队现在只剩下一‘两百人。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一些干部‘战士已经开始带着枪回家隐蔽起来了。由于战局不利，湖西特委和挺进支队在当地很孤立。幸亏我们及时赶到，不然再过一个星期，挺进支队就有可能被打败。
至于附近几个被国民党占领的县城，凡是坚持抗日的，几乎都垮了，如砀山县政府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沛县县长冯子固的手里也没有了多少队伍，只有丰县县长董玉珏手下大概还有百把人。这个董玉珏原来和我们是合作的，但现在他的态度已变。单县县城里还有国民党的一个旅，旅长叫刘跃庭，手下大概有三千人左右，他们与日伪军是互不侵犯。在整个湖西地区，真正的日军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丰县和沛县两个地方。丰县的据点里大概有三‘四百人的样子，沛县的日军稍多，约有六‘七百人。汉奸队伍里，最大的就是王献臣这支队伍，他占领了丰县以北的大片土地。可以说，王献臣是湖西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
听完郭影秋的情况介绍，我们就开始研究先打哪里，什么时候打，怎样打法。郭影秋的意见是，擒贼先擒王，要打就先打汉奸头子王献臣，而且要打就快打，打就打他个措手不及。当然，这得看我们的部队疲劳不疲劳。
经研究，我们同意了郭影秋的意见，决定次日就开始向王献臣部发起进攻。从太行山下来一路东进，部队虽然疲劳，但一路上都是正常行军，部队还不算太累，完全有精力打好这一仗。另外，根据郭影秋介绍的情况，王献臣这支队伍虽然有四千多人，但兵力却很分散。在他所占领的丰县以北大片村庄中，差不多每个村庄都驻有他的部队，人数从几十人‘百把人到几百人不等。这些部队大都是些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又不懂得做工事，只是凭借几个土围子来进行守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出其不意，突然开始进攻，把他们完全消灭是不成问题的。
接着，彭明治同志提出了作战计划和部署及具体打法，我们全体同意。于是我们连夜召集各大队长‘教导员开会，部署作战，发布作战命令。除介绍情况外，主要是摊开地图，研究如何打法。
根据会议最后决定的作战计划，这次战斗以一大队和三大队打主攻，由西往东，一路向王献臣司令部所在地崔庄攻击前进；二大队打援，负责切断王献臣的退路，并阻击可能由丰县出来增援的日军。一大队由副支队长梁兴初带领，二大队由支队参谋长田维扬带领，三大队由大队长刘宗英‘教导员蔡永指挥，我和彭明治及郭影秋带领一个特务连，随主攻方向追击前进。我们计划，次日凌晨天亮以后各部队就开始行动，从曹马集出发，争取一天时间解决战斗。
会后，支队司令部作战股长黄炜华立即草拟了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经支队军政委员会成员传阅后，由彭明治和我共同签署，并下达了作战命令。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各部队开始出发。一个半小时以后，到八点钟，枪声响起，战斗正式开始。由于我们的部队很整齐，战斗素养好，战斗力强，而且武器装备也好，所以打得敌人一触即溃。战斗开始没多久，我们一大队‘三大队两个大队全线推进，很快就将王献臣部占领的村庄，一个接一个地攻了下来。我和彭明治及郭影秋一起，带着一个特务连，一直紧随在主攻队伍后面前进。
到中午十二点左右，就把敌人都包围在两个较大的庄子——崔庄和大王庄之内了。彭明治当即下达命令，要一大队攻占崔庄，三大队攻占大王庄。之后，两个大队稍作了一下准备，就发起了攻击。下午一点钟，两个大队就先后攻进庄子，解决了战斗。
这时，丰县的日军百余人出来增援，被守候在那里的二大队击退。当时，王献臣正好在崔庄，他见势不妙，立即带了三十多个便衣，从二大队防线旁边的村子溜过去，跟随增援的日军逃进了丰县城。
这一仗，打得王献臣最后只剩下了几十个人，队伍基本被消灭。战斗结束后清查战果，共俘获一千五百余人，另有一部分逃散了。经过清查，俘虏中有一些是老百姓，真正的伪军官兵八百多人。我们还缴获步枪一千多支，轻机枪三十余挺，驳克枪三‘四十支。不过，由于战斗中一些枪弹打在麦垛和房子上，使有的村子着了火，崔庄和大王庄也都烧掉了一些房子，给群众造成了一些损失。
战斗结束后，我们部队在郭影秋的带领下，经两天的行军，到达顺河集以北的十字河口肖庄，同挺进支队和湖西特委会合。这时，已是一九三九年的元旦，老百姓纷纷送来慰劳品。部队和湖西特委‘挺进支队一起会餐，共同祝贺我们顺利到达目的地，并欢庆首战胜利。
在中共湖西特委的所在地肖庄，我们住了一个短时期。当时湖西地区党的领导机构称为特委，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改为湖西区党委，当时的特委书记是白子明，特委下属的各县都有党的组织，有县委，也有区委，但人数都很少，而且大多还处于秘密状态。各级组织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发展抗日武装，组织游击小组‘游击分队，没有建立其它的群众组织。
当湖西特委知道我们在八路军总部听过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以后，就请求我们向他们传达会议精神。经支队军政委员会讨论，决定同意他们的请求，由我向特委进行传达。参加这次传达六中全会精神会议的，有特委组成人员及几个县委书记，约十余人。我首先传达了全会精神，然后，对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同时根据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湖西地区党的工作‘政权工作‘统战工作‘妇女工作‘青年工作和根据地的群众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作了重新部署和安排。由于当时地方工作还是归特委负责，我们只是给予协助，所以我在会议上只是建议特委，要充分利用我们到来的这个时机，掌固和发展崔庄战斗的胜利，打开局面，恢复和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
在我们消灭了王献臣这一股湖西地区的最大的敌人后，湖西地区的形势很快就扭转过来了。原先回家隐蔽的挺进支队干部‘战士纷纷带枪归队，挺进支队新的领导班子也组成了。挺进支队的新领导班子共四人，即司令员李贞乾‘政委郭影秋‘副司令员李发‘参谋长孙鹤一。挺进支队司令员李贞乾，在当地群众尊称为“李司令”。李贞乾出身于丰县北部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曾是国民党丰县县党部委员和进步人士，在当地群众中威信很高。丰县一沦陷，中共湖西特委就以他的名字号召，组织了一个抗日义勇军挺进支队，队伍发展很快，一下子就发展到了七‘八百人。挺进支队组织起来以后，日本人把他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把他家里的人也杀了，可以说为了抗日，他是倾家荡产，为抗日救国作出了重大牺牲。
挺进支队政委郭影秋，原为国民党铜山县政府的教育科长，是中共地下党员，一直在敌后坚持抗战。挺进支队成立后，湖西特委派他担任这支抗日武装部队的政委，是挺进支队的主要领导者。副司令员李发，参谋长孙鹤一都是老红军干部，是由部队派去负责军事指挥工作的，就由他们几个人组成了挺进支队的新的领导班子。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队伍又恢复到了原有的规模。
按照总部的决定，部队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微山湖西，东部就到微山湖边为止。我们在肖庄小住一段时间以后，便迅速把三个大队分别撒了出去：一大队撒到往沛县这一边，向东朝铜山发展；三大队撒到鱼台‘金乡那一边，向西北方向发展；二大队撒到丰县那一边，向南往砀山和单县发展。挺进支队则在丰县以北‘鱼台以南地区活动，并寻机向东往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