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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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时曾指出：“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作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我觉得陈毅的这番话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注，见黄克诚回忆录 。编者注）
这次会议的召开，成了我们加强苏北根据地建设和三师部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开端。为贯彻落实会议决议，会后我们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加强组织建设。经华中局和军分会批准同意，我们成立了苏北区党委，黄克诚同志兼任书记，金明为副书记，统一苏北地区的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苏北根据地下设盐阜‘淮海两个根据地，建立两个地委，两个行政公署，两个军分区。由金明兼任淮海地委书记，李一氓为淮海行署主任；向明担任盐阜地委书记，曹荻秋为盐阜行署主任。
同时，我们三师的部队也做了一些调整。在这之前，新四军四师十旅，在豫西反顽斗争中失利，部队受到较大损失。经黄克诚同志提议，华中局和军部批准，将四师十旅与建制完整比较充实的三师九旅对调。十旅归属三师建制，九旅归属四师建制，旅团番号不变。九旅旅长张爱萍调任三师副师长。因此，淮海军分区改由十旅兼任。十旅旅长刘震，兼淮海军分区司令员，十旅政委吴信泉，兼任淮海军分区政委，盐阜军分区仍是单独组织，由洪学智任司令员，杨光池任政治部主任。七旅和八旅仍为机动部队。
我们在军分区下面，分别建立了县人民武装部‘区武装中队‘乡游击小组等各种地方抗日武装，健全和建立民兵制度。
不仅如此，师的领导也比以前充实了。除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和政治部主任的我外，参谋长彭雄已于八月反“扫荡”期间到职，副师长张爱萍也于九月初来到师部，这就增加了师的领导力量。
在调整充实部队的同时，我们还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政权建设工作。由于当时的盐城‘阜宁两县较大，各有一百二十万人口。为了便于管理，将原阜宁县分为阜宁‘阜东和射阳三个县，将盐城县分为盐城和建湖两个县。这样，再加上淮安‘灌南和涟东，盐阜共有八个县。其后，我们分别建立了八个县委和县政府，加强了地方建设。
当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都做了精简，把华中局和军部的一些干部，下放到地方，加强了地方党的工作领导。军部把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下放到我们三师。早在日军夏季大“扫荡”开始后不久，抗大五分校就由副校长冯定‘洪学智率领，转移到了我们盐东。当时，他们的女生队曾遭到过日军的偷袭，一死一伤一被俘，损失了几个人。好在敌人的人数不多，洪学智在发现情况后，指挥离女生队最近的男生四队，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击溃了。这次抗大五分校归入三师建制后，校长为谢祥军，政委为吴盛昆，政治部主任为于辉。
军部的鲁迅艺术学校也同时下放到了三师，改组成为鲁迅文艺工作团，由孟波任团长，归政治部直接领导。鲁迅文艺工作团共有一百七十多位团员，大部分是从上海来的学生。还有一部分从上海来的著名文艺工作者和音乐家，如贺绿汀‘何士德‘孟波‘章牧等。随后，又有如阿英‘鲁莽‘戈扬等著名新闻‘戏剧‘绘画‘木刻家‘分到我们师政治部来工作。
第二‘加强组织纪律性，尊重群众，尊重地方，提高部队的政策观念。我们进入苏北以来，部队的纪律一般是比较好的，但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也不少，干涉地方工作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对这些问题，在三师高干会上，黄克诚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特别是对七旅的批评更多一些，这就使七旅的同志对我发生了误会，以为一些问题，都是我到师政治部以后向黄克诚反映的。黄克诚同志对此作了解释，说明这些问题是由各个方面反映上来的。我个人认为，尽管七旅原来是红军‘八路军的主力之一，战功卓著，但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黄克诚同志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从这次会议以后，七旅在遵守纪律方面有很大的转变，八旅‘十旅也都有提高，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从此，地方对军队更加尊重，军队更加支持‘帮助地方工作，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人的新局面。
第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加强根据地的建设。我们在根据地实行了统一的财政税收，实行公粮制，军队所需的粮食‘蔬菜‘衣服及其它物资的供给，统一由地方政府筹划供应。为开辟财源，减轻地方负担，我们在素有金东坎‘银八滩之称的一些重要集镇开设了商店，以筹集部分资金。此外，我们在阜宁东部海边开辟了一个棉垦区，每年种植的棉花远销至上海‘南通‘苏州等地。同时，同地方一样，军队本身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种菜‘喂猪‘喂鸡，有条件的地方还自己养鱼‘捕鱼‘捉虾，力争做到部分副食品自给。少数部队还利用海水晒点盐，这也是增加收入的一种好办法。
在这次大生产运动中，我们整个三师从机关到部队，上上下下都在搞生产。那一段时间里，早晨部队都不出操，起床后即分散外出去拾粪；晚饭后，则去菜地浇水‘施肥，管理自己的一块菜田，种的菜地是向老百姓借的，给老百姓一定的补助。如果打仗了，就交给地的主人暂时看管，打完仗回来再搞生产。如果不回原驻地，就连地带菜都交还给群众。敌后生产，当然不可能像南泥湾那样大规模地去搞，但我们也从一九四二年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三年秋，我们曾开过一次三师直属队的生产展览会，著名作家‘诗人白桦参加展览会后，写了一篇《记师直生产展览会》。现将这篇文章照录如下：
大路从中间穿过去，把展览会的场子分成东西一样长的两块。
西边是“小菜场”，一摊挨一摊，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各摊前都插起用木头做的招牌。
特务一连的一棵黄芽芽十五斤，它和四个五十斤以上的大冬瓜摆在一起，活像一窝净的肥猪。
菜的种类是数不清的，有大锅煮‘大碗吃的青菜‘萝卜，也有调味的葱‘蒜之类。
还有冬天的小菜‘酱菜‘干菜‘腌咸菜，也有自做的豆腐和豆芽。
还有不少的手工作品：篓子‘篮子，各式各样的布鞋‘气眼鞋‘线结鞋。战士们自做自穿，跑路打仗，淌水都方便。
东面是家畜场，猪‘羊‘鸡‘鸭，闹闹嚷嚷一大片。政治部的小马驹，看见人就乱蹦乱跳。老母猪的大肚皮着地，爬下哼哼的懒得动。供给部的那些“九斤黄”的雄鸡，长到七斤半，今天在人面前，不敢喔喔高喊了。
展览会的墙上贴着各单位的生产统计表，全直属队合计生产各种疏菜十七万六千一百九十斤，平均每人一百八十五斤。特务一连成绩最好，共生产三万零七百斤。
展览场的松门两旁，贴着一副对联，上面写着：
到前线拿枪，在平时拿锹，是战斗英雄，又是生产模范。
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菜，改善自己生活
横幅是：亲自动手。
除了大力发展生产以外，我们还大力提倡节约运动。当时部队的干部‘战士都不发钱，只是每人每天有一定数额的伙食费。节约下来的钱就叫“伙食尾子”。每月的“伙食尾子”，我们都平均分配给每个人，有时可以分到一元，有时分到五角。这点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先用来交党费‘团费，剩下的钱，有的就买点烟抽，有的就买点牙刷‘牙粉‘肥皂之类的日用品。
为活跃地方经济，我们对城市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同时进行二五减租政策（即减收百分之二十五）以改善群众生活。当时在盐阜的一些沿海地区，经常有海水灌入，淹了不少地。我阜宁县长宋乃德，领导群众修筑了一条九十华里的海堤，挡住了海水的倒灌。当地群众把这条堤坝称之为“宋公堤”，很好地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当地的影响。
第四‘清剿土匪。苏北地区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出没地。当时，一些土匪还有政治背景。他们与国民党顽固派相勾结，与韩德勤那些被打垮的部队搞在一起，抢劫残害群众，杀害我们地方干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保卫苏北抗日根据地，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大“扫荡”过后，我们即下决心抽调部分主力及地方部队，大力开展清剿土匪的工作。经过三个月的大大小小的艰苦作战与政治攻势，同时教育争取一些窝藏土匪的不法分子，终于将横行苏北多年的土匪完全剿灭。
肃清了土匪以后，我们将一部分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大力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实行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刚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时，有的地方群众心里有顾虑，害怕地主报复，白天减的租，晚上他们又偷偷送回去给地主，形成明减暗不减的情况。阜宁县委书记唐棣华派出检查组，到各地检查进行教育，全面纠正，为群众撑腰。当时阜宁县委工教科有个干部编写了一个剧本叫《照减不误》，到处公演，轰动阜宁以至全盐阜区。其中有一个女演员薛飞曾大出其名，红极一时。
第五‘整训部队。清匪反霸工作告一段落以后，部队立即开始了全面的整训。整训工作由黄克诚统一领导，张爱萍‘彭雄负责军事训练，我负责政治教育。
军事训练方面，一是着重搞投手榴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和炸药爆破五大技术训练；二是以班‘排为单位进行进攻和防御的战术训练。同时，我们还加强军容风纪‘内务卫生等方面的教育，力求全面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
政治教育方面，主要是学习‘贯彻华中局关于建立巩固的苏北根据地的决定，学习党在敌后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加强党的建设，健全连党支部‘营党总支‘团党委，健全部队的党‘团生活制度，坚持每周上一次党课，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党性和党员的修养的教育。同时还在干部中进行抗日持久战‘游击战等教育，并且在连队里开设语文‘数学‘历史等各项课程，以帮助干部‘战士学习文化。
此外，部队里的年轻人多，我们还特别注重加强青年工作，在青年中进行组织发展工作。针对年轻人喜好娱乐的特点，我们恢复了连队俱乐部的工作，积极开展各种文艺‘体育活动，包括唱歌‘体育‘墙报等，表扬好人好事，注意发展党团员。我们还要求连队的经济公开，在各个连队组织经济委员会，管理连队的伙食。另外，要求各连队一个月开一次军人大会，以发扬民主，动员战士对部队的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
经过整训，部队的军事技术得到提高，政治觉悟有了进步，整个部队的团结增强‘情绪高涨。
一九四二年夏，师军政委员会决定开一个运动大会，为对部队这一段军政教育的成果进行一次检阅。当时我们就在司令部的驻地孙河庄与政治部的驻地戴舍之间，借用了几十亩土地，修了一个大运动场，搭了一个大篷子和一个戏台。运动大会分军事‘政治‘文化‘体育四个项目进行竟赛。有关军事技术‘作战学习，由张爱萍‘彭雄负责组织测验，政治学习‘文化学习的测验题，以及歌咏比赛‘体育竟赛，包括蓝球‘排球‘田径‘游泳等，统由政治部负责，后勤部还组织了一个伙食比赛。
部队不可能全部集中竟赛。就由七旅‘八旅‘十旅‘师直属队‘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各组织一个代表团参加大会，每个团抽调一个连，每个旅共抽四个连组成一个代表团，竟赛期间的晚会，由鲁艺工作团和各旅的宣传队负责组织。司‘政‘供‘卫各部门全力组织竟赛，前后搞了有半个多月。
从各团参赛的代表团比赛结果来看，成绩都比较好，最后总结时，刘少奇‘陈毅‘饶漱石都来讲了话。在竟赛过程中，他们有时也来观看比赛。在新四军军部的一些著名文化人，如范长江‘扬帆‘贺绿汀‘吕振‘姚汝觉等都到三师参观过，并在会上作过讲演。陈毅经常带一些文化人到我们政治部同黄克诚和其他人下围棋。
总之，通过这段时间的整训，部队的军政素质‘政策水平‘组织纪律性，都有较大的提高，是部队工作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
第六‘培训干部，参加党校学习。粉碎敌人“扫荡”过后，环境比较安定。华中局在阜宁板湖附近的汪朱集办了一个党校，抽调新四军各师的团以上干部，地方县委以上干部，轮流到党校学习。学习期限一般为半年至一年。除此之外，也吸收外地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在那里学习。刘少奇兼任华中局党校的校长，陈毅‘饶漱石和华中局的组织部长曾三‘宣传部长彭康等，都是党校的当然教员。学习的科目主要是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
由于我们的驻地离党校不远，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凡是党校组织讲大课，我必定带着师直属队的一些干部前支听课。一般每个星期都去两‘三次。
我记得，刘少奇当时主要是讲联共党史和中共党史，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首先从理论上阐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然后再讲一些具体的政策问题。他还讲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讲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和怎样对待错误，讲当时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陈毅主要是讲持久战的问题，讲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讲国共之间“磨擦”与反“磨擦”斗争的策略问题。彭康主要讲哲学，讲什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讲唯物文辨证法。
一些著名学者和文化人也经常作各种报告，如钱俊瑞‘范长江‘李恩求的时事报告，骆耕漠‘孙冶方‘薛暮桥的经济学报告，齐仲桓‘吴之理的卫生与保健讲座，邹韬奋‘阿英的文学报告等。办党校，使一些干部得到了一个理论学习的机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华中局当时还出版了一个理论刊物叫《真理》，对指导干部的理论学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七‘成立“文化村”，团结各界知识分子共同抗日。一九四一年秋，日军进占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