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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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以后，我们马上就开始了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按照刘亚楼的意见，我立即坐飞机到了上海，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商调混成四旅的问题。
把我们的第一支航空部队驻防上海，是因为当时上海的特殊情况所致。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这座城市曾多次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轮番轰炸，尤其是在一九五O年 二月六日的那次轰炸，上海市损失重大。为解决上海市防空的急需，经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商定，由苏联派出一个米格十五飞行团，经北京到达上海，进驻虹桥机场，担负上海、南京一带的防空任务。带领这个飞行团的是苏联空军中将巴基斯基。上海是当时华东军区领导机关的所在地，陈毅是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饶漱石是华东军区政委兼上海市委书记。苏联的这个米格十五飞行团来就直接在陈毅、饶漱石的领导下，由他们直接指挥。
一九五O年七月中旬，我们自己的第一支航空部队——混成四旅的第十团——组建完毕后，这个团就进驻上海，由苏联同志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一对一地进行米格十五喷气式机型的改装训练。十月初，十团改装任务顺利完成，成为我国第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团。之后，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苏联空军向我们移交飞机、装备和上海的防空任务。不久，苏联空、地勤奉调回国，只暂时留下了团长顾问、训练顾问和各大队长顾问等少数人，继续协助我们工作。
在十团正式接替苏军担负上海防空任务之前，苏联空军飞机就已经击落了台湾国民党进入大陆的五架飞机，使国民党空军的气焰大为收敛。从那以后，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就再也没有对上海进行过轰炸。这样，保卫上海、南京地区的任务就算是基本上完成了。
抗美援朝开始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把混成四旅下属的个团全部调往东北参战。我到达上海以后，由南京军区上海航空处政委王集成陪同，马上去请求陈毅司令员和饶漱石政委接见。我把军委要调混成四旅到东北去参加抗美援朝的意见，向他们作了报告。陈毅马上表态说，既然是军委的意见，就坚决执行。接着，饶漱石也表示同意。
晚上，陈毅司令员和饶漱石政委邀请我留下，同几个苏联空军顾问一起吃饭。席间，大家互相敬酒。我不会喝酒，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起立向他们祝酒表示敬意。但我一向都是滴酒不沾，只能装个样子。苏联顾问就说：“你搞空军，当政委，不喝酒怎么行。”我解释说：“我真的不行，不能喝。”结果他们就要硬灌。陈毅司令员也说：“怎么样，你就喝这一杯嘛！连这一杯也不能喝吗？”没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把这杯酒喝了。好，这一杯酒喝下去，身体就产生了过敏反应，那一个晚上我都是迷迷糊糊的，什么事也不能干了。只好第二天又重新谈，具体商定混成四旅调动的有关问题。谈完以后，我就回到了北京。
不久，混成四旅被调到东北，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师。混成四旅走了以后，上海的防空就由防空军负责，军委专门给上海调来了一个高射炮师，用高射炮来构成上海的防空体系。
其次，我们准备的另一项工作是，组成了志愿军空军联合司令部。一开始，我们曾考虑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后，还有一个会同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为此专门组建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由中方的刘震担任，另由朝、中双方各配一名副司令员。但以后朝鲜人民军空军因遭受美机的狂轰滥炸，基本上已丧失作战能力，因此以后的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事实上是由我们同苏联空军的领导人，以及轮流参战的国内各军区空军的领导人组成。司令部建在安东（以后改称丹东）一个大铜矿里头，我们修建了一些简易的木头房子，还利用了一部分老百姓的房子修成了一个联合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所，下面又分成中国和苏联两个指挥所。
我们的指挥所是由刘亚楼、刘震、聂凤智、段苏权等几个司令员，加上空军司令苏联顾问、军区空军司令苏联顾问等实施指挥，加上一些翻译和参谋人员作为助手。苏联的指挥所则由援朝苏联空军军长罗泊夫中将指挥。当时援朝苏联空军吃的、穿的、用的及交通运输、地面供应等，全归我们负责，而飞机、器材、零配件、油料、车辆等，则由苏联有偿提供。
联合司令部建好后，刘亚楼同我商量，说他准备在“联司”指挥所至少待上一年，好同苏联顾问在一起摸索一些作战的经验。他要我和王秉璋、王弼在北京主持工作，把后方的事情全部交由我们负责。
一开始，我也在安东待了大概两个月，想尽可能多地学习一些空军实战经验。但不久刘亚楼就催促我回北京主持工作。回到北京后，我又去了几次安东，但每次大约只呆了个把月左右。
再有，了解敌情也是我们在部队入朝前的一项重要工作。经调查了解，当时美国投入朝鲜战争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大约是十五个联队，美军的一个空军联队相当于我们的一个飞行师，联队下面还有大队。加上其他参战国家的飞机，总的实力大概是一千二百多架，飞行员的飞行时间，一般的都在六百小时以上，有的多达三千小时以上。飞行员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二分之一的人能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作战。
在南朝鲜地面部队遭受损失，向南撤退时，他们就全靠美空军掩护，才阻滞了北朝鲜部队的推进。那时，我们的空军还没有出动，北朝鲜的空军力量也很弱。美国空军十分骄横，经常是低空飞行，以机枪扫射或狂轰滥炸，如入无人之境。北朝鲜所有的大城市，甚至一些不大镇子，几乎统统被炸，交通枢纽也被严重破坏，严重影响作战部队的行动和物资的供应。
而当时，我中国人民空军仅有新组建的几个师和团，作战飞机不足二百架，加上苏联参战的一个军，总共也才五百多架飞机。我们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基本上都在一百小时左右，有的还不足一百小时。另外，我们地面的各种保障工作，如雷达、通讯和气象等，也远远不如美国。很显然，这将是一个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较量，我军明显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了解这些情况，就会使我们的指挥员、飞行员有充分的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另外，参战的各项准备工作中，赶修机场也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从决定中国空军入朝参战开始，到一九五O年底的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共新修和修复了东北地区的机场三十一个，其中，鞍山、锦州、沈阳等机场归苏联空军使用，丹东、辽阳等机场归我们使用。我们在前面，他们在后面。我们在一线，他们在二线。作战时也是这样，我们在低空作战，他们在高层进行掩护。而且，我们两个指挥所也相互挨近，靠在一起。
为了准备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由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负责，组成一个领导小组，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到朝鲜“三八线”以北，抢修了十几个机场。但我们一边修，美国飞机一边轰炸，常常是我们刚修好一个机场，美国飞机就来炸。等美国飞机走了，我们赶紧进行修补，可修补完了又被炸。我们抗美援朝三年，朝鲜境内的机场也修了三年，一直修到停战为止，几乎从来没有使用过，始终不能降落飞机。偶尔那么几次，我们的飞机在朝鲜上空作战时被打坏了，不得不降落在那里，但修好以后，就又回来了。除此以外，不论是我们的飞机，还是苏联的飞机，基本上都没有在朝鲜修的这些机场降落过。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抓紧改装训练。在中央与苏联方面紧急磋商之后不久，我们请求苏联支援的新型喷气式战机就运进来了。此后，在苏联空军的直接帮助下，我们对准备参战的飞行人员突击进行改装训练。一个月以后，参加训练的飞行员都初步掌握了米格十五型战斗机的驾驶技术，百分之二十的飞行员还进行了七千米以上的高空战斗训练和中、大队的编队训练。与此同时，我们其他战勤保障人员，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训练。经过突击训练，我们逐步扩大和组建了几个装备了米格十五型喷气式飞机的歼击师。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部队中广泛深入地进行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入朝参战的空军全体指战员都要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
经过各项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一九五O年十二月四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下达命令，令空四师十团二十八大队首批进驻丹东浪头机场，准备入朝作战。
部队进驻浪头机场后，连续进行了四次飞行训练，以熟悉航线，熟悉地形。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空十团全部转至浪头机场。空四师师长方子翼、政委李世安和该师的苏联顾问也随十团一起在机场组成了前线指挥所。在浪头，他们抓紧熟悉美空军的活动情况与特点，研究作战方法，很快就作好了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时，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党委郑重向空四师提出，一定要慎重初战，要在初战中打出士气来，提高我们的胜利信心。
一月二十八日，二十八大队首次进入北朝鲜迎战美机。第一次战斗出动的当时，刘亚楼和我都在铜矿空军指挥所坐镇。很快，传来喜讯，大队长李汉，在战友们的协助和掩护下，取得击伤美机一架的战绩。第二天又取得击落一架、击伤一架的胜利。李汉首创战绩，立即就鼓舞了其他飞行人员的胜利信心。为鼓舞士气，经我们空军党委研究批准，给李汉记一等功，以后又授予他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首战告捷之后，刘亚楼认真总结了首战的经验，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根据刘亚楼提出的意见，空军党委决定，在我们的飞行员还缺少实战经验的情况下，先在苏联空军的掩护下作战，而后再单独作战；先打性能较差、兵力较小的小机群，而后打性能好的大机群。这个作战方针送呈毛泽东主席后，毛主席批示：“完全同意。”我们在北京接到这一批示后，随即按照这一方针进行作战部署和准备。
为使更多的航空兵部队得到锻炼，空军党委决定，采取“逐步前进，轮番作战”的方针，组织已组建的航空兵部队轮番入朝作战。从一九五一年一月开始与美机交战起，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战争停战为止，先后有十二个航空兵师入朝参战，得到了宝贵的实战锻炼。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最先参战的是四师，他的前身是混成四旅，是我们最早组建的一支航空兵部队。在改变番号时，刘亚楼和空军党委研究决定，航空兵第一师的番号暂缺，在抗美援朝中，那个师打得最好，就授予一师的番号，作为空军的排头兵。
后来，空四师先后参战五次，击落击伤敌机八十余架，成为战绩最好的一个师。在战斗中，这个师涌现出英雄、模范、功臣一千余人。比较典型的，有战斗英雄张积慧。在一次战斗中，只在战斗机上飞过一百小时、空中战斗经验不多的张积慧，凭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一举击落了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作战二百六十多架次、飞行过三千多小时的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飞机，将他击毙。戴维斯的被击落，在美国军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美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特别声明中承认，戴维斯的死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它给朝鲜的美国喷气机飞行人员带来了一片暗淡气氛。
由于空四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了特殊的战绩，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空军党委决定，将空四师的番号改为空军第一师，下辖第一、第二、第三，三个飞行团。以后，我们又另外重新组建了一个空四师。此后多年，空一师的训练与工作一直保持在先进水平上。事实证明，我们最初的考虑是对的。
接着，刘亚楼决定，从一九五二年四月份开始，不再由苏联空军带领作战，改由空四师带领十二、十五、十七师等兄弟部队作战。这样，中国空军就开始了由自己带领自己的联合作战的阶段。
入朝参战的航空兵另一个主力，是空三师，三师师长是袁彬，政委高厚良。空三师可能参战三次，击落、击伤的敌机和空四师相差不远，也有七十架左右。击落敌机最多的大队，是空三师的王海大队，共击落敌机约十七架。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是空三师的刘玉堤，他一个人就击落了敌机七架，他自己的飞机也曾被打掉三次，但他三次跳伞，都得到成功，安全地降落在朝鲜，然后顺利返回了基地，他真可以称得上是战争中的幸运者。
总的来说，志愿军空军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击落、击伤敌机大约在四百架左右。当然，我们自己损失的飞机可能超过美国人。至于苏联飞机击落、击伤美机，我们当时没有统计，不过肯定要比我们多。
由于我手头没有具体的材料，以上这些数据，仅凭记忆所及，可能有误。
志愿军空军同美军作战之初，力量是明显的悬殊。我们之所以能在战斗中不断地取得胜利，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有苏联空军的支援、掩护和带领。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中、苏空军联合一起作战，苏联空军在高空，我们在中、低空。开始时，我们的飞行员不能在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出动，因此一旦夜间和有复杂气象情况，就只能靠苏联空军出动。后来我们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分批组织部队进行夜航训练和复杂气象条件的训练。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飞行员也掌握了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技术。以后，就基本上由我们自己全部承担了作战任务。
前来参战的苏军飞行员大多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有熟练的飞行技术和良好的战斗作风。在战斗中，他们往往士气旺盛，勇敢机智，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对志愿军空军的参战，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另外，在参战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向苏联空军学到了空中飞行编队、作战战术，而且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