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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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首举义旗（2）

　　　　接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也都撰文响应，逐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鲁迅则以他卓越的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其他新文学的创作也逐渐涌现。于是，中国文学史上便形成了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开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纪元。　　　　
　　　　还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孙中山先生的亲密助手廖仲恺先生，便极力赞扬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之功，他说：我辈对于先生（按，指胡适）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⑩　　　　
　　　　廖仲恺的评价，是代表“我辈”，即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不久即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士，及他们所办的理论刊物《建设》杂志的同仁们。他们那时对于胡适，几乎近似崇拜：中山先生感激胡适对他学说的批评介绍；《建设》杂志则以得到胡适的文稿而“了不得的高兴”。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回忆青年期生活时也说，他那时“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楷模”。而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在十年之后，仍然说：“文学革命”是“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　　　　
　　　　各界有代表性人士的这些反映，都说明一点：在文学革命中，胡适确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①　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创刊号；《欧洲文艺史谭》载同刊第1卷第3、4号。此处引文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通讯”陈独秀答张永言信。　　　　
　　　　②　《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收入《尝试集》所附《去国集》。诗共三节，此处所引为第二节。　　　　
　　　　③　此信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讯》，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题《寄陈独秀》。此信写作时间，《新青年》未注，该期为1916年10月1日出版；而《文存》信末注“民国五年十月”，显然是编《文存》时所加，并不确切。当时从美国寄信国内，再加刊物编印时间，至少得一月以上，以此推断，约作于这年8月，《藏晖室札记》卷十四“一五　寄陈独秀书”，正为“八月廿一日”，此处摘录信的第一段；与同日致朱经农信的“八条”内容完全一致，只文字有少量不同。　　　　
　　　　④　见《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讯》，陈独秀复胡适的信。　　　　
　　　　⑤　《文学改良刍议》，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此处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第12～13页。　　　　
　　　　⑥　《逼上梁山》，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6页。　　　　
　　　　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里，也说到这件事：　　　　
　　　　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出八条很温和的建议。你可看出，纵是这个题目也是很谦虚的。我已经不再用我向朋友们所常时提到的“文学革命”了。“文学革命”一词在我的诗和信里都常时提到；在朋友们给我的信中也常时提起。有时他们用的是开玩笑的态度；但有时也很严肃。可是当我第一次要把我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和我自己的结论，撰写成文章，送到国内发表的时候，为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我觉得我要把这一文题写得温和而谦虚。所以我用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52～153页）　　　　
　　　　⑦　《文学革命论》，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胡适编）。文章中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⑧　胡适与陈独秀态度的差别，胡自己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有一段叙述，说：　　　　
　　　　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6年2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胡适当时承认文学革命还在讨论的时期。……他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196～197页）　　　　
　　　　后来，胡适在《逼上梁山》中又说到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态度，说：　　　　
　　　　这种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7页）　　　　
　　　　⑨　见郑振铎作《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1935年10月21日作，载该书卷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　　　　
　　　　⑩　廖仲恺1919年7月19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页。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首举义旗（3）

　　　　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由孙中山在日本创建。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孙中山等人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于1913年发起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次年另组中华革命党，重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旗帜，继续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袁世凯死后，该党迁至上海；1917年领导“护法运动”。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参看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19日、8月2日、10月20日致胡适的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4～67、74页。　　　　
　　　　参看（美）欧德加？斯诺《西行漫记》（EdgarSnow：“RedStarOverChina”），董乐山中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1版，第125页。　　　　
　　　　鲁迅《无声的中国》，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13页。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文学观念的革新（1）

　　　　“五四”文学革命，不管人们称之为改良也罢，革命也罢，它首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大变革。　　　　
　　　　胡适在他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中，便提出：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　　　　
　　　　①　　　　
　　　　他把白话文学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学史论方面的一个十分大胆的创见，是直接向传统文学观念的挑战。　　　　
　　　　长期以来，在正统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　　　　
　　　　至于白话文学，如小说、戏曲、俚歌等，他们总是鄙弃，看作“君子勿为”的小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以致古人编文集时，大多不收小说和戏曲；甚至有人创作了卓越的白话小说，却不敢署自己的真实姓名。到明代中叶以后，新的经济因素萌芽滋长，市民阶层中初步民主主义的思想意识反映到文学领域，文学观念较以往开通了，便有李贽、袁宏道、金圣叹等人出来，抬高白话小说、戏曲的地位，甚至把它们同著名的《离骚》、《庄子》、杜诗等量齐观，表现出一种很可贵的进步的文学见解；②但他们毕竟未能突破传统文学观念的藩篱。清末，更有不少人出来办白话报，提倡白话文，推行“官话字母”。胡适那时在《竞业旬报》上，也写过不少白话小说、传记及各类白话文章。但是，他们也只把白话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承认其为文学；他们自己仍做文言的古文、骈文和律诗，以为这些才是高雅的文学。诚如胡适所指出的：　　　　
　　　　他们最大的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是不行的。③　　　　
　　　　五四时代的胡适，便完全不同了。他与传统文学观念针锋相对，提出了“白话文学正宗”和“活文学”的观念。他肯定历史上那些写白话小说的大师们，如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等，“皆文学正宗”；而贬斥传统文士们写的那些“骈文律诗乃真小道”。④他又公开宣判，说那种已经完全脱离民众口语的、少数人垄断的、僵死了的文言文，是“死文字”，用这种死文字决不能做出“活文学”来；　　　　
　　　　只有接近民众口语的白话，才是活文字，才能产生第一流的“活文学”。因此，“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⑤　　　　
　　　　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学观念之下，胡适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当作了文学革命的一个中心内容，作为他号召文学革命的一面旗帜。　　　　
　　　　起初，他们多从破坏的一方面下手，注重批判旧文学。除了胡适斥旧文学为“小道”，为“死文学”之外，最著名的还有陈独秀、钱玄同。陈独秀公开把一批古文大师，斥为“十八妖魔”；⑥钱玄同则概括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名句，⑦抨击摹仿古人的散文和骈文。这几句口号在当时流传很广，虽未免有些偏激，却给旧文学和复古守旧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到1918年春天，胡适写的长篇论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就开始注重具体的“建设”一方面了。他说：　　　　
　　　　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　　　　
　　　　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⑧　　　　
　　　　胡适已经认识到，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斗争，只能“取而代之”的规律，因而提出建设新文学的两个标准：一是用“活文学”来取代“死文学”，即前面说到的提倡白话文学。在这篇论文里，他甚至把文学革命的目的，归结为“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这是他的新文学观念的一个主要内容。另一个标准是用“真文学”来取代“假文学”，即是提倡写实主义文学。这是他的新文学观念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早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里，胡适便提倡文学要“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认为这样的文学才能成为“真正文学”。在这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他进一步主张文学要描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应该“在文学上占一位置”。他又强调作家们要“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认为“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⑨胡适这种注重描写下层民众的民主主义观点和注重生活实践的观点，是传统庙堂文学所不可能梦见的，完全崭新的现代文学新观念。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文学观念的革新（2）

　　　　这年6月，《新青年》要出“易卜生专号”。胡适是最喜爱易卜生的，他与罗家伦合译了剧本《娜拉》（ADoll’sHouse，今译《玩偶之家》），又专门写了《易卜生主义》一篇大论文。文章开宗明义，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他就是借介绍易卜生，来向中国读者介绍和提倡写实主义。　　　　
　　　　他指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⑩　　　　
　　　　胡适要求作家睁开眼睛来看世界，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现状”，“肯说老实话”，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强调一个“真实”，这正是写实主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特点。他一一介绍易卜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剧，认为这才是“真文学”。只有这样的真文学，像易卜生那样“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才能“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正因为如此，这种“真文学”表面上看去，像是消极的，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健康的，积极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破坏的吗？　　　　
　　　　这年9月，《新青年》又讨论戏剧改良问题，胡适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