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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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胡适自然很高兴。特别是其中所载曹雪芹与好友敦诚、敦敏的赠答诗，实在是考证雪芹生平的重要材料。11月，他便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但是，胡适还是觉得不满意。虽然《雪桥诗话》的作者杨钟羲先生说，他的记载是根据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毕竟是后人撰述，属于“转手的证据”。只有找到《四松堂集》，才算是同时代人最可靠的直接证据。　　　　
　　　　于是，胡适拜托北京、上海两处的书店和友人，千方百计地搜寻《四松堂集》。　　　　
　　　　寻了许久，竟毫无《四松堂集》的影子。到1922年，胡适差不多已经绝望了。有一天，忽然有个书店的伙计送一部书来，说“《四松堂集》找着了！”胡适喜出望外，打开来一看，却原来是一部《四松草堂集》！不几天，又有人来对胡适说，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四松堂集》。胡适说，“恐怕又是四松草堂罢？”那人回去一看，果然又弄错了。　　　　
　　　　4月19日，胡适去北大上课。松筠阁书铺的伙计送了一部书到他家门房里，竟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四松堂集》，而且是一部难得的写本！胡适怀着欣喜之情，记下了他初见此书的情景：　　　　
　　　　我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摆着一部退了色的蓝布套的书，一张斑剥的旧书笺上题着“四松堂集”四个字！我自己几乎不信我的眼力了，连忙拿来打开一看，原来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写本！这部写本确是天地间惟一的孤本。因为这是当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时的校改，删削的记号。最重要的是这本子里有许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诗文。凡是已刻的，题上都印着一个“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题上都帖着一块小红笺。题下注的甲子，都被编书的人用白纸块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我这时候的高兴，比我前年寻着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时的高兴，还要加好几倍了！⑤这部《四松堂集》，不仅包括有《雪桥诗话》里所采用的全部诗文资料，另有两首未刻的诗，是考证曹雪芹生平的重要史料。胡适得此宝书，以为是“近来最得意的事”。他怕书店敲竹杠，便立即翻读，并抄记下了其中有用的许多材料。过了两天，蔡元培先生又给他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托人向徐世昌的“晚晴诗社”借来的。胡适把两本一对照，果然写本上没有“刻”字的，刻本里都没有，由此证明写本的确格外可贵。⑥而胡适搜求《四松堂集》，寻了一年多，忽于三日之内，两个本子一齐到手，真可套得上小说家说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⑦向大家报告得到《四松堂集》的收获和喜悦。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考据癖”的乐趣（2）

　　　　此外，胡适在考证过程中，常常有意外的发现，意外的乐趣。如偶读《三遂平妖传》，看到卷首有“灯花婆婆”的致语，因此证明周亮工所说那有罗氏致语“灯花婆婆”的《水浒传》，乃是《平妖传》之误，打破了三百年来的疑团，当然足称“快事”。⑧又考蒲松龄的生年，从蒲本人为元配夫人刘氏所作的《行实》等材料，证明蒲松龄只活了76岁；若依误传的86岁说，则松龄11岁定婚之时，他的妻子刘氏还没有出世哩，岂不是大笑话吗？⑨语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胡适读书做学问，堪称勤奋，刻苦而不以为苦，而且常能从书山学海的跋涉中获得乐趣。这对一个忠诚的学人来说，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慰藉。他二三十年代，致力于整理国故，考证小说，尽管也有错失，后人看去也难免有浅薄之嫌。但他的成绩却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而在学问方法方面，也能给青年人提供某些借鉴。他的勤奋治学，孜孜不倦，以学问为乐趣的精神，堪为学人楷范。　　　　
　　　　①　见《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二，第241～242页。　　　　
　　　　②　《吴敬梓传》，《胡适文存》，卷四，第225页。　　　　
　　　　③　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四，第1～2页。　　　　
　　　　④　参看《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07、511～512页。　　　　
　　　　⑤　《跋红楼梦考证》（一），见《胡适文存二集》，卷四，第171页。　　　　
　　　　⑥　参看《胡适的日记》，下册，第320～323及325页。　　　　
　　　　⑦　即《跋红楼梦考证》（一），原载《努力》周报第1期，1922年5月7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⑧　参看《胡适的日记》，下册，第267页。　　　　
　　　　⑨　参看《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及胡适的跋，均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三，第323～332、393～402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问题与主义”之争（1）

　　　　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新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搬取新的思想武器。各种新思想像潮水般涌进中国。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也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间开始传播。“五四”、“六三”以后，工人罢工，商界罢市，斗争日趋深入，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以《新青年》团体为中心形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也开始发生分化。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①这便是统一战线开始分化的一个标志，也是胡适“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②　　　　
　　　　胡适本来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在康奈尔大学时，他不仅有三分之一的学时选修政治、经济课程，对美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很感兴趣，而且非常关注国内和国际政治，曾为中国的民主共和政治作辩护。但1917年回国时，他已被“逼上梁山”，走向了文学革命的道路。所以，他“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③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是一个谈政治的刊物，胡适也是创议人之一，但他只写过一点小说文艺之类的文字，不曾谈多少政治。第二年6月，因陈独秀被捕，胡适接编《每周评论》，于是他才有了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为什么呢？他自述说：　　　　
　　　　那时正是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④　　　　
　　　　因而就有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问世。这只是胡适的“政论的导言”。其中说了三点：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胡适的文章引起了李大钊、蓝公武等人的批评。当时，北京各学校正放暑假，李大钊离京到了昌黎五峰山。读到胡适的这篇文章，便立即挥笔，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反驳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公开声明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并且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接着，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反驳李大钊等人的主张，并就“输入学理的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是，8月30日，《每周评论》第37号正在印刷的时候，北洋军阀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顾，查封了报纸，没收了财物，登在这一期上的《四论》也胎死腹中，只有少量报纸流传出来。于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也便中止了。　　　　
　　　　当年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思想信仰各有不同，其实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非政治性质的分歧。　　　　
　　　　就胡适来看，他的第一篇文章，过分强调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抹杀了学说主义的重要性，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故文章的末尾又承认“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而且指出：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这确是切中时弊之言。试想想“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主义”满天飞的情况，有些人“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这名词的函义”，扁还没有挂起来，便“空空洞洞的争”；⑤有些人则今天主张这种主义，明天又信仰那种主义，其实多是一知半解，赶时髦而已。所以李大钊在批评了胡适否定主义学说的缺点之后，“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胡适是信奉实用主义的。他强调“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主张从实际出发，这自然是很正确的。但他基于实用主义，又否定“根本解决”的革命方法与道路，只宣传他那“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的改良道路，却是片面的以至错误的了，所以李大钊对他的批评便十分正确。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或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所在。李大钊还借用日本《日日新闻》的话，指出胡适与当时的陈独秀“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这就很切实地阐明了胡适当年思想的实质，既有反对宗法专制主义顽迷思想的积极革命方面，却也有抵制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正是自由主义者的两面性特征。　　　　
　　　　李大钊的文章，不仅表明了他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立场，而且也显示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注意理论与实际相合的趋向。他指出：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用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问题与主义”之争（2）

　　　　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与中国社会的实际还相当隔膜，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文字也还相当幼稚，教条主义和空谈习气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的见解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了。　　　　
　　　　经过李、蓝两位的批评讨论，胡适的认识也有一些改变。他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而且把他原先提出的“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在《四论》中，便又专题讨论“输入学理的方法”，并说：“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胡适觉得输入学理不是容易的事，“做的不好，不但无益，反有大害”。因此，他主张输入学说时，一要注意发生某种学说的时世情形；二要注意学说“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思想影响；三要注意每种学说所已经发生的效果。这三种方法，他归纳起来就叫“历史的态度”。可见他完全是一种学术思想研究的态度。　　　　
　　　　对于马克思主义，胡适是不赞成的，但他文章里也是一种客观研究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是相当多的，比那些空谈马克思主义的人读的书多；且自称“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胡适从这种学术研究的态度出发，也肯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　　　　
　　　　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种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　　　　
　　　　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现在已不成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根据地”；但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实现，有了根据地，“这种带着海智儿（按：即黑格尔）臭味的历史哲学”也就不必要了。胡适用这种“过时论”，事实上又否定了唯物史观，而只肯定他的历史意义了。后来，他在一次讲演“哲学的将来”时，也曾说：“最早谈井田均产的东西哲学家都列入哲学史，何以马克思、布鲁东、亨利乔治（HenryGeorge）那样更伟大的社会学说不能在哲学史上占更高的地位？”⑥也只是从历史的意义上肯定马克思的“更伟大的社会学说”。　　　　
　　　　胡适所不赞成或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　　　　
　　　　又如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与工党发展史上固然极重要。但是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悲剧。　　　　
　　　　胡适的立论显然是有漏洞和矛盾的。“历史上”，自然是包括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那时因“阶级仇视心”而演出过的无数“惨剧”，又该什么主义来负责呢？难道也该算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说”的账上吗？历史上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颠倒了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