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移民女人的挣扎与遭遇:你来我走-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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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人民一直顽强地和美国对抗着，还能有电供我们外国人享乐，已经很不错了，大家凑合些吧。”向东说。
第二天清晨，我们被锣鼓声吵醒。窗外是洁白的沙滩，古巴人在教游客跳舞。我们走出房间，迎面一对法国人向我们问好： Bonjour！我们立即迎合着：Bonjour，Bonjour。又碰上一个德国人向我们一挥手：Hallo！我们马上又改了腔调说：Hallo，Hallo！一会儿南美的朋友又来了：Hola！我们又学着回复：Hola，Hola！
“中国人活得真他妈的累，老觉得自己欠别人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我们的语言和他们打招呼呢？凭什么他们说什么，我们就得跟着学，还老觉得自己语言不好。”张先生说。
我们都觉得很有道理，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说中文呢，怕什么。再遇到打招呼的人，无论他们说什么鸟儿语，我们都直接回答： 早啊，吃了吗？
古巴的沙滩是洁白的，洁白的沙滩上趴着裸露着上身的洋人妇女，只是没有电影里看到的好看。不是肥得一身赘肉，就是老得皱得像沙皮，看了不但没有美感，反而想吐。
晚上度假村里有歌舞表演，还教客人跳拉丁舞。这种看起来简单的舞蹈跳起来很难。古巴人教了我们半天， 张太太怎么扭都像是在跳大秧歌。后来我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人体结构不一样，我们这扁平的中国屁股只适合扭秧歌，不适合跳拉丁。
身上的美金不够了，我们去小镇上的银行换钱。烈日炎炎下，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看门的老头儿神气十足地在银行门口踱着步。当他看到排在队伍末尾的我们，马上招手让我们过去。古巴人民友好地让出一条道儿，有点儿让列宁同志先走的意思。我们走进大厅，老头儿毕恭毕敬地请我们到一边的沙发上去坐。沙发上已经坐了一个白人，吹着电扇，喝着冰水。他一看见我们就兴高采烈地喊：“Hi，他们说外国人可以在屋里等，古巴人必须在外边等。”
第81节：你来我走（81）
“我操！怎么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全一个德性，对外国人跟亲人似的，对自己人跟仇人一样。”张先生摇着头说。他的话有些偏激。
第二天天气不好，海上起了大浪。救生员操着不流利的英语解释说，大浪的时候，会把jellyfish（海蛰）吹到岸边，很危险。在他连比带画的解释下，jellyfish的恐怖形像已经在我们脑海里出现了：张牙舞爪，一沾到人身上就会像吸血鬼一样连皮带肉地把你扒光。吓得我们连滚带爬地逃回了酒店。翻开字典一查，原来jellyfish就是海蛰。咳，去南戴河游泳，谁还没有被海蛰蛰过的经历呀。
在张先生的鼓动下，我们租了一辆车去首都哈瓦那。租来的车就是一个“神龙…富康”，价钱却贵得吓人——二百美金一天。路上加了一次油，油价像天价。哈瓦那除了景点保留了古朴的西班牙完整的建筑外，其他地方都破破烂烂的，那种破不是历史沉积感的辉煌，而是一种破败，看了让人心酸。走在哈瓦那的街头，好像走在我小时候的北京。街上的公共汽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百姓商店的橱窗里挂了几条长裤，商品的品种还没有我们农村小店儿的多。满大街都是伸着手要钱的人，要不就是拎着花篮撅着嘴等着和你假装亲嘴儿照相的姑娘，一嘴儿一美元。上厕所外国人必须去饭店，小费按人头收。听说古巴人平均工资才二十美元一月，这看厕所的大姐一天少说也要收个几十美元，一定是古巴的大款了。没点硬关系，谁能在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挖上这肥墙角儿。哈瓦那的街头，到处都是痛骂美帝国主义的标语：要古巴，不要美国。卡斯特罗的大头像像电影明星一样到处都是。他不用挥着手满大街为人民站岗，卡斯特罗在广告牌上向我们招手，卡斯特罗在明信片上向我们招手。看着他挥手的样子，就好像看着毛主席在亲切教导我们。哈瓦那的集市上，小商贩们频频向我们鞠躬致敬。在古巴人眼中，他们认为我们是日本人，古巴人的兄弟——中国人，应当和他们一样，只能待在国内，不能出去。
最后一天晚上，我们穿了正装去吃自助游里包括的需要穿正装的正餐。我们坐进了酒店的正餐厅，灯光很昏暗，餐厅很空旷，正前方放了一架音调不准的钢琴，有人在上面咚咚地弹着。看着我们进来，钢琴伴奏换了曲子，说是特地为我们而弹的，名字叫《这里来了中国人》。服务员说这顿正餐里将给我们上古巴最著名的大餐——虾汤。这道汤很贵，一般的古巴家庭是吃不起的。一会儿，服务员用托盘端来几碗用玻璃碗盛的浅褐色的水， 和我们在北京吃基围虾前的洗手盅一模一样。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是该洗手呢还是该喝呢。张太太发了话：“愣着干什么？一会儿不是要上虾吗？这就跟咱们一样，是洗手的水。”我们都不再怀疑，纷纷下手在里面涮了涮。服务员来的时候有些诧异， 张太太挥挥手，让他拿下去。喝了红酒，吃了正餐，发现那个著名的大菜还没有上。叫来服务员一问，服务员说：“上完了，你们又让我端下去了。”
第82节：你来我走（82）
飞回多伦多之前，我们把香皂、梳子统统留给了古巴人，还在房间里留了十美金的小费，树立一下富裕后的中国人民的大度形像，鼓励他们将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古巴之行让我们去留中国的决定变得更加艰难，因为古巴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活生生地看到了一个改革开放后的生机勃勃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
50。小朱的出现
每个男人都想在年轻的时候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小朱是向东的一个发小儿。
小朱在国内念的是社会音乐学院，专业上没什么见长，毕业后靠着家里的关系到了乐团就是混。混到乐团改革实行聘任制了，就混不下去了。他有个舅舅在加拿大，帮他申请了移民。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照顾艺术家，反正来了是自顾，用不着国家操心。
小朱来了后，以教学生为生，弹钢琴的走到哪里都不愁混饭吃。三十岁的他，没老婆没家，住在舅舅家。小朱自从来了加拿大就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上午喝茶看中文报纸，下午三点过开始教学生，一教教到十点多。在舅舅家看看转播的中国新闻，洗洗就睡了。第二天继续重复昨天，第三天继续重复今天。小朱的生活是密闭的，除了每星期循环地看那帮学生，基本和外界没有任何接触。日子过得跟洗手间里拧不紧的水龙头一样，明知是浪费，却又不能不眼睁睁地看着它流掉。
门铃一响，小朱一开门：“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刚教过你吗？”小朱对着抱着谱子的学生说。
“那是上星期，朱老师。”学生有礼貌地回答朱老师的问题。
小朱上课的时候，把一只小手表偷偷挂在谱台旁。他不敢明目张胆地看墙上的挂钟，那样会让家长看出他心不在焉。没有这些学生的捧场，哪来的银子。教学虽然令小朱厌烦，但毕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也不用早八晚五地出去工作。教学也不像IT行业，一遇泡沫就完蛋。教音乐永远是为望子成龙的家长编织美梦的工作。学生学得好，那是老师教得好；学生学得不好，那是你孩子没天份。加拿大的孩子一般都会学一样乐器，学音乐有考级，就像考车一样，这次没过，加课也要继续考过。学上了就像进了一个山洞，只有熬到尽头才有出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小朱在教学的方法上没有什么改进，倒是总结出一套对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学生的看法。学生中数台湾学生最有礼貌，一进门就操着台湾普通话向老师鞠躬：老师好。走的时候再向老师鞠躬：谢谢老师。学生中最大方的是香港学生。在香港，学费比加拿大高很多，遇上节假日，还要给老师带薪休假。香港人有规矩，如果在餐馆里碰上老师，是要为老师买单的。所以小朱一去餐馆就四下里张望，看有没有他的学生。学生中最用功的要数大陆来的学生，六级刚颤悠地考过，就想下个月考八级。大陆家长课后不停地追问小朱，孩子有没有进步，教学好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大陆来的学生还有一个特点，家长喜欢砍价钱。老师，您便宜点吧，让我们舒服舒服。老师，要是我们一次交十次的钱，能不能免费送一次。小朱心想，教学又不是买菜，萝卜白菜哪家都是一样的。小朱在专业上虽然没有什么让人自豪的建树，可也是正经科班出身，本事是打小儿一日一日练出来的。一到有新学生来，他一听有砍价的就烦，他的牛脾气是死不降价，你爱学不学。
第83节：你来我走（83）
小朱和向东虽然都是学音乐的，可是性格却是大不一样。 小朱对艺术没有什么兴趣，从小就喜欢机械，可他妈却逼他练钢琴。当然，他妈的循循教导现在显灵了，小朱走到哪里都可以靠这个吃饭。多伦多在艺术家的眼中一直是文化的沙漠， 整齐得索然无味的街道和民宅在小朱的眼中却令他兴奋不已。他常常一边在高速路上开车，一边由衷地感慨：“看这笔直的马路，看这整齐的楼房，看这现代化的城市……我爱你，多拉（伦）多！”
小朱以前无比向往能早日过上退休生活，到一个清静的地方，没有领导的批评，没有人事的纷争，不用去团里排练，想几点起来都行……过了几年这样的生活，一想到三十刚出头的他就开始这样“安度晚年”了，心中不免有点害怕。
每个男人都想在年轻的时候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小朱和向东也不例外。两个人一碰到一起就开始探讨能在加拿大干点什么。
51。国际音乐夏令营
生命的意义有时候在于不断地奔涌向前……
小朱的理想是开一家Dollar Mart（一元店），让向东管钱，他负责上货。小朱想做点事，但不喜欢动脑筋。他喜欢汗流浃背地干活儿，然后大口大口地喝酒，大口大口地吃肉，他觉得这样才是痛快的人生。可是开Dollar Mart需要押一笔资金，无论小朱还是我们都拿不出这个钱。小朱认识一个刚从国内移民过来的富婆，和人家一谈，富婆嫌生意太小，不屑一顾。小朱的理想就这样被搁浅了。
两个人又商量着做些批发生意。批什么呢？批鞋吧。中国的鞋多便宜，投资又小。小朱托朋友在广州一带采购了一批鞋，求朋友肩背手扛地带了回来。出去一推销才发现，这小买卖进入市场容易，所以想搞点小生意的中国人都在做这些低成本的生意。你觉得你进的便宜，那些温州人卖的比你还便宜。如今，我们家的地下室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鞋，皮鞋的油味儿熏得脑仁儿直疼，只好由我白天上班没事时在加国无忧网上一双一双地卖，剩下的有朋友帮衬着原价买了去才算处理干净。
后来小朱和向东又做了些事，卖过假发，无奈电视广告上正热播着生发的新突破而没有成功。也想过整个冰糖葫芦连锁，像Bubble Tease（珍珠奶茶连锁）一样占领多伦多市场。无奈冰糖好找，可山楂难弄，这个天才的想法无法在多伦多继续。
试过了许多事后，小朱和向东开始反思。看上去雕虫小技的小生意，到了手中就没了出路。做生意看来是需要才华的，酱油铺再小，也不是人人都能开好的。两个人不甘心，思忖过来，思忖过去，发现一开始的思路就有问题。人去干自己不熟悉的事，就等于冒了双倍的风险，倒不如立足于自己的专业做点事。
第84节：你来我走（84）
这个想法是他们从一次倒手马尾巴的小生意中发现的。这马尾巴是制作提琴弓子不可缺少的材料，必须从成年公马没有被尿水浸泡的马尾中精心筛选出来，而中国的蒙古马的马尾巴是上乘的选料。向东多年拉琴，对马尾巴的品质和进货渠道都很熟悉，很快就以质优价廉的马尾巴占领了多伦多和渥太华的市场。其实，马尾巴的市场并不大，一公斤马尾巴能做出很多把弓子，但马尾巴的功能启发了小朱和向东。
小朱和向东决定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北京策划一次“国际音乐夏令营”。毕竟他们来了许多年，背靠着两种文化，这就是优势。况且，向东有同学在美国的曼哈顿音乐学院，邀请教授和组织生源都不成问题。加拿大也有很大的夏令营市场，欧洲，北美都办俗了，古老的东方倒是很有吸引力的。
生命的意义有时候在于不断地奔涌向前。小朱和向东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投入到他们一天前才开辟出来的“新”事业中。两个人除了教学，平日里都没有了人影。吃饭也不按时回家，四处奔忙，联系多伦多所有的音乐学校，老师和朋友，了解加拿大夏令营的经验，收集信息，注册公司……深夜回来，两个人仍然精神抖擞，眼冒慧光地讨论着下一步的方案。
他们很快在北京找到了一所大学合作夏令营。对方负责提供场地、住宿、交通和饮食。小朱和向东负责安排美国的教授，招收国外和国内的学生。一切都进行得超乎寻常的顺利。宣传册印出来了，别致而富有创意；网站建立起来了，中英文对照的，透着国际气息；美国的老师都邀请好了，钱多钱少不在乎，能免费去趟中国谁都高兴。
一切准备就绪，小朱和向东买了飞机票飞回北京“视察”各项具体工作。到了北京，才发现，事情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简单。合作学校的校长在电话上答应得好听，自己却留了个心眼儿，一看这项目不错，悄不声地打着小朱和向东公司的牌子，喊着中加联合举办的口号自己招上生了。更绝的是，他们发表了声明，做了公证，此次活动的版权和所得利益全部归学校所有。小朱和向东在加拿大待了几年，思维模式上多多少少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做事按规矩，讲信用。他们没有想到学校在他们照着加拿大的做法写策划书、准备合同和文件的时候已经把他们给甩了。
气愤的小朱和向东就去找校长理论。校长明知理亏，支支吾吾地推说是副校长出的主意。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