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移民女人的挣扎与遭遇:你来我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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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点关于英大姐和小戴的音讯是英大姐在考保险经纪人执照，戴博士在宰鸡厂杀鸡。
　　小戴当然姓戴。他是一个小号男人。无论从体积到面积，　都比一般男人小了一号，所以大家叫他“小”戴。小戴太太姓英，英明的英。她长得虎背熊腰，腰杆子比一般的女人都大一号，所以大家都叫她英大姐。
　　在常人的脑子里，“小”永远是被保护的对像，而“大”永远都是强大的象征。
　　小戴在四川的时候可不“小”。他是国家科研单位的大博士。国家一共就没有培养出来几个火箭博士，小戴受重视的程度可想而知。　英大姐那时只是当地一家中医院的针灸大夫。医院里塞满了像她这样的大夫，每天托着个盘儿，一进病房就开扎，英大姐手麻利得就像在插秧。在这样的医院里，哪怕升个主治医师也要熬年头。　小戴顶着博士的头衔轻松地分到了三室两厅，得到了处级的职称，走到哪里都是“戴博士，戴博士”地呼应着。英大姐默默无闻，白天带饭上班，晚上带孩子做饭。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她快乐而知足地生活着。
　　仅仅是为了孩子能在北美接受教育，从小说上流利的英语，小戴扔下所有的荣耀，和英大姐来了加拿大。小戴的行李里除了日用品，还有半箱子的“骄傲”——学历学位证书、获奖证书和发表的论文。

　　第34节：你来我走（34）

　　一张薄薄的移民纸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小戴的光环在东方亮，在西方却不亮了。他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看着招聘启事上写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可去了老板就摇头：我们不需要博士。一份工作本科生做只用付二十加币一小时，而博士要付四十加币。我们为什么要雇博士呢？
　　小戴屡屡碰壁，得到的答案基本相同。他这个有着在国内万众瞩目头衔的博士在加拿大却变成了过街老鼠。加拿大人似乎不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加拿大人崇尚实用，实在。一个修冰箱的技工不比一个坐办公室的白领挣得少。
　　一天，小戴在公车上遇到一个同行。那个俄国人以前是前苏联宇航局的研发人员，移民加拿大后经历了小戴的遭遇。他一想，去他妈的专业，在一家卖桂皮粉点心的连锁店找了份工作。小戴受了启发，很快在宰鸡厂找了份工作，工作很稳定，不用讲英文，年薪两万五，正好卡在政府定义的贫困线，少交税，孩子还有诸多福利。
　　英大姐打来电话请我和肖梅吃饭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在消失了两年后又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
　　“哎呀，晚了，晚了，大姐刚送完一个客户，今天大姐请客，谁也别和我争。”英大姐从公文包里掏出名片，职业地递给我们。
　　环球百万圆桌会员——英明远（Sarah　Ying）
　　用关爱和责任承拖起来的事业！先做朋友再签单！
　　“哇噻！你真是了不起，‘百万圆桌会员’，真是中国人的骄傲！”连肖梅那么挑剔的人都为她喝彩了。
　　英大姐笑着说：“baby好吗？”
　　“好，快一岁了。”肖梅说。
　　“买教育基金了吗？”　英大姐职业地开始了她的推销。
　　“没有。”肖梅说。
　　“加拿大有三种主要的分红式教育基金，这里是法制社会，相信大姐，随便买哪种都是可靠的，一年给孩子存二千块钱，政府白给你四百块钱。四百块钱，就相当于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你们想想哪个银行能有这么高的利息呢？买股票你会赔，买基金有涨有落，只有教育基金能保证你在十七年后孩子上大学时返本，还加上利滚利的利息和投资的收益。给孩子存笔钱，让孩子上大学的时候踏踏实实地，不用为学费打工，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英大姐的话句句在理。
　　我和肖梅从没想过这些问题。

　　第35节：你来我走（35）

　　“我们过日子就像盖房子，光地上漂亮不行，一定要有很好的地基，房子上面再漏雨，再漏风，地基在就可以翻新重盖。年轻的时候买保险就是帮我们打地基，少投入，精安排，为我们以后的生活做保障。你们买人寿保险了吗？”小戴太太又问。
　　“也没有。”我说。
　　“大陆来的移民保险意识都很差，非要等到出事了才后悔没买。大陆的人是很讲义气的，今天这个没找到工作跳楼了，明天那个出车祸了，留下老婆孩子可怜兮兮的，中国人捐吧，谁让我们是同胞呢。掏一个两个没什么，掏到第五六个，心里开始不乐意了，怎么这么多这种人呢？大姐说句不好听的，早干吗去了？大家伙再捐钱也不如保险赔的多，大家都活的不容易，对得起自己，不给别人找麻烦才是一个现代人负责任的态度。”　英大姐的激情演说让我们目瞪口呆。
　　“哎呀！真没想到，你的口才这么好，我都动心了。大姐，明天我就买保险。”肖梅说。
　　“不管买哪家的保险，大姐说了，只要你买了就是绝对的好事！加拿大是法制完善的社会，放心买。但是，如果你想再比较一下哪家公司的计划好，哪家公司的服务好，这里学问可就大了。”英大姐从包里递上一份资料。
　　她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聪明得安上尾巴就是猴儿。她好比一个有经验的猎人，开始只字不提她代理的产品，只在我们面前渲染情绪，当情绪酝酿到一定程度，她还是沉着冷静地不暴露自己，最后才一个急转弯，一步一步地把我们收入囊中。
　　“我也想买人寿保险，有了孩子就感觉责任重大了，真是不敢有任何闪失。可我没钱呀。”我说。
　　“你错了，越是没钱才越需要保障。肖梅经济条件好，你可以考虑投资型的，宁宁刚买了房，经济上有困难，大姐劝你买term（定期保险），二十块钱一个月，同样是一份二十万加币的保障，以后条件好了再买投资的呗。大姐做保险不喜欢和你在这里展望未来，让你今天买上一年一二万的保险，十年后的收益是客观，可您恨不得明天就揭不开锅了，这样的保险有意义吗？做保险就要切实，做保险就是要先做朋友，没有爱心的保险经纪人不是一个好经纪人！”
　　我和肖梅已经激动得几乎就要起立为她鼓掌了。
　　“我过去在国营单位待了那么多年，局限得自己觉得一旦离开了单位就得去要饭。很多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家庭来了，又走了。大姐说句心里话，人生奋斗在哪里不是一样的，在这个地方有问题，回到国内还是有问题，只不过过去的铁饭碗的体制没有打破前并没有显露出来而已。我对自己说：要么革命，要么改良！我接受了‘革命’，然后就去想怎样革命。我喜欢和人打交道，就决定放弃针灸专业而投身保险。我做保险，一家一家地跑，看到家里有老人就帮他们扎一针，看到有人有难处就伸手帮一把，先做朋友再签单嘛。日子久了，一家传一家，我的生意就做开了。大姐就是这样一个人，天生就是一个波西米亚人，自由地闯荡是我的本性。”英大姐说。

　　第36节：你来我走（36）

　　我走的时候，国内正闹传销呢。然后街上就多起了摆小桌子卖保险的。那会儿最烦的就是这两种人，见人就缠，见门就敲，死缠烂打，顽强地表现着不屈不挠的职业精神。可是英大姐不一样，她说的话那样中听，持证上岗，加拿大保险经纪人，有专业的知识背景，有代理公司完善的法律条文和信誉做保障，开着车出去跑客户，洋枪洋炮，气势就和国内那些小米加步枪的拉保险的不一样。
　　回到家，看见高兴在地上爬，身边堆满了玩具，他一会儿玩玩这个，一会儿玩玩那个，一会儿发出婴儿纯真的笑声。高兴没有权利选择他玩耍的地方，但他在房间里选择着他的玩具。他的空间是有限的，他在有限的空间里找到了他最大限度的快乐。这就是平凡的力量，平凡让智慧浮出水面，让生命出现奇迹。人是局限的，局限了就需要开放，用一颗宽容而真诚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花儿红了，叶子绿了，春天真的来了。
　　有时候，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的人的成功会让你妒忌，也会让你兴奋。和英大姐的见面就让我整夜难以入睡，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格言，她的成功就在我眼前，那么近，那么真实，好像一面镜子照在我眼前。
　　第二天早上，我敢说我是笑醒的。在梦里，我捧着奥斯卡的小金人站在舞台上，我被宣布为第一个华裔原创剧本获奖者。我在舞台上重复着我曾经说过的话：我是一只鸟，如果你给我一副翅膀，我就要飞……我在梦里那个乐呀。我醒来的时候，笑容仍然僵在脸上，让我回味了半天，我这才真实地感觉到我做了一个真实的梦。
　　28。多伦多的陌生人
　　我每天听法语歌，喝朋友送的绿茶，练印度的瑜珈功，品味Guinness啤酒，看租来的国内过时的电视剧。日子过得中不中，西不西的。
　　我喜欢公车在城市中穿梭的感觉，风景从一扇扇小窗中钻出来，跳跃着。光影的移动把我带回北京坐空调车的日子。从和平里到公司的路上，五月的初夏，树影也是这样婆娑在窗外，　公车载着一车的灿烂在城市间穿行。人的一生真是一个怪圈，经意与不经意之间，总是在重复生活。不管怎样努力去逃脱，最终总是会回到起点，生活在重复中继续。曾经有个周易大师给我卜卦，说我这一辈子注定要走很远的路，果然应验，从北京到多伦多少说也有一万多公里。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不还是每天坐着公车去上班，钱是比以前多赚了一些，可多伦多的生活费也比中国高几倍，　算来算去，生活本质没有任何变化。

　　第37节：你来我走（37）

　　我是下了决心要和中国人敬而远之的，不是因为我狭隘，也不是因为我崇洋。我只想能尽快提高英语水平，尽早融入到加拿大的社会中。我在家停了中文台；下了班就和洋人同事去酒吧喝酒；生活中仅有的几个华人朋友也几乎断绝了来往。
　　每个清晨，我坐着Bus去上班，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中国人。一看她们的装束就知道她们是去打工的。这些三四十岁的女人都是雷同的打扮：冬天是一件半长的黑色或是灰色的匝成豆腐块状的羽绒服，马尾头，脑门光光，或顶一顶绒线帽，或脖子上系一条围巾，花的，鞋也是没有任何品牌和风格的那种。她们在公车上有说有笑的，分外开心，我忍不住也竖起了耳朵来听。不管她们离我有多远，母语的亲切感袭袭扑来。就像张爱玲所说的那样，女人在哪里谈论的都是男人和孩子，身在加拿大的女人也是如此。她们声音很大，全然不顾一车的人。看着她们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看着她们大大咧咧地说这说那，我心里竟生起了羡慕之情，真想马上扑上去加入她们的聊天。我忍住了，就那么远远地坐着，就那么看着，听着，不作声。加拿大的生活在她们眼里是家园和天堂，而于我却是寂寞。说句心里话，我喜欢听她们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我喜欢看她们说话时的表情，有点小市民气，却是一脸的生动洋溢在眉宇间。
　　但我却是不能加入她们的，我告诫我自己，要想融入洋人的主流社会我就要远离她们，远离我熟悉的生活。我失去了与群体在一起的快乐，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国内的朋友在想，你出国了，就理应顿顿吃西餐，喝洋酒，天天和洋人满嘴洋话连篇，挣大钱，住别墅。可谁能想到在万里之外，在世界的另一端，会有这么多的中国人，有这么多的中国餐馆和超市呢？很多人在多伦多的生活就是那种“住在”中国（家里人，邻居朋友都是中国人），上班在“中国”（单位同事都是中国人），只是上班时路过加拿大。
　　自从工作以来，我的大脑变成了一个高超的调度者，思维和嘴巴配合默契。早上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思维是中文的，回味着昨晚做的红烧肉，好像生抽放少了，味道不够重。到了Finch地铁站，抓一张免费的Metro报纸，思维开始混乱，看着英文的新闻标题，脑子里仍挥之不去红烧肉的影子。streetcar（有轨电车）呼啸着把我带上地面的一刹那，所思所想一下子都变成英文的了。我从包中翻出门卡，打完最后一个哈欠，准备下车上班去了。

　　第38节：你来我走（38）

　　在国内，我天天盼着过上一种全新的生活，过圣诞节，吃火鸡……洋人的蛋糕腻得让人想吐，感恩节的火鸡哪里有全聚德冒油的烤鸭香。当我告别了那段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生活，而投入到一种全新的文化中时，兴奋过后便是无奈的尴尬，这尴尬是自找的，自作自受，而无奈也是没有退路的。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卡尔？瓦伦丁的《陌生人》：　一个人感到自己陌生，才成为陌生人。
　　我现在就是多伦多的一个陌生人。
　　我每天听法语歌，喝朋友送的绿茶，练印度的瑜珈功，品味Guinness啤酒，看租来的国内过时的电视剧。日子过得中不中，西不西的。西方的生活不能完全融进去，东方的情节又丢不掉。好比“邯郸学步”中的燕国少年，羡慕邯郸人走路好看，跑到遥远的邯郸去学，结果邯郸人的步态没学到手，反而燕国人的步伐忘了不少，只好爬着回来。
　　我只能这样走下去，能走多远走多远。熬下去，这无奈和尴尬也许有一天就会在国人的面前变成一种炫耀，流利的英文，北美的生活经历，殊不知这炫耀的背后是怎样的孤独和寂寞。
　　31。一生一扇门
　　推开了那扇门，我才知道这家里还有一扇门。Adam一生都在等着那个女人为他打开那扇门，那扇挂了一只铜铃的门……
　　周一的例会上，公司派了我一个活儿，为一个私人出书者的回忆录设计封面和插图。作者执意要找一个中国设计师来为他绘制插图，因为这本书主要是描写他早年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不巧的是那阵子我正和另一本书的设计方案较劲，就拖了和作者见面的时间。
　　一拖就是一个月。
　　一个月后的一天，老板把我叫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