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的坎坷人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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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作的大事的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的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问题，多听听多方面的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有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的这一篇发言，终于成为他划为右派分子的重要定性材料。很快，上面对他从政治上进行了处理，他所担任的职务一个个被撤销，保留了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头衔。不过在生活上，他受到了宽容的对待，国家分给他的三套三进三间住房未动，工资虽然从三级降到七级，但还被允许保留了警卫员、秘书、司机、厨师、勤杂工、保姆……
章伯钧在政治上则从此丧失了许多权利。他再也无权在会议上发表正式演讲，无权著书立说，无权看高级干部阅读范围的文件，无权参加游行、集会等群众性欢庆活动。他的政治地位从原先的高峰一下跌入了深谷，并多次检查、接受批判。他在全国人民中的形象，就如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那篇著名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所描绘的那样。只是因为他过去有名望，又系知识分子，因此 ，他才被冠以“右派”而没有被定为“******”——而实际上，“右派”就是******。
寂寞而悲惨的归宿
划右以后的章伯钧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人们只在需要反面教员时才提到他，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整天看到的是头顶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和两个女儿。昔日许多朋友不敢再登门了，一些过去非常亲密的人，这时见了他形同陌路，对他不理不睬；敢登门的也就是那几个右派“同类”，如罗隆基、龙云、黄绍竑、陈铭枢、陈铭德、邓季惺、冯亦代等。但是，有几件事却使章氏家人难以忘怀：
1959年，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观看演出，章伯钧无意中发现他的座位与梅兰芳先生紧挨着，出乎意料之外，梅先生一看见他，便立即起身主动和他打招呼：“章部长，你好吗？”这一句很普通的寒暄，却使章伯钧大受感动，他立即向梅兰芳回敬亲切的问候。坐下后，他想买一张说明书，谁知一掏口袋，发现竟没带钱，梅兰芳马上又替他买了份说明书。回家后，章伯钧激动地对家人说：“许多昔日故旧，不及梅先生这样素无交往的人呵！”
1962年的一天，章诒和陪他父亲去王府井大街买东西。忽然，章伯钧被一个大汉从背后抓住，他回头一看，原来是田汉先生。章伯钧想与田汉问候一下，就返转身离去，谁知田汉却将他拉到东安市场开阔的人行道上，说：“伯钧，我们就在这里谈一会吧。”结果，两人便畅谈起来，章诒和在旁足足等候了半个小时。可以说，从1957年划右以后到他逝世，在公众场合见面后与他主动打招呼的人仅此而已。
六十年代前期，有人劝他写回忆录，章伯钧看到有的人在回忆录中有文过饰非的情况，便对女儿说：“这样的回忆录我永远不会写。”
划为右派以后，章伯钧无权在重大政治活动中露面了，但他对共和国却充满感情，每年国庆节那天，他都要早早起来，刮好脸，衣服穿得端端正正的，以示对共和国的尊爱。妻子和女儿认为这是他对共和国的诞生，曾经倾注了一份心血的缘故。
在“大跃进”的年月里，到处都在欢呼“一天等于二十年”，“提前进入”********，章伯钧对这种浮夸风气深感忧虑。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上下处于个人迷信的颠狂状态，章伯钧心情沉重地对女儿说：“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浩劫开始了。”
当时，章伯钧内心还有一个深深的隐痛：他觉得自己对数十万右派分子，感情永远无法摆脱歉疚。在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等人相比，他的“认错”、“认罪”行动是最早的，他对家人说：“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为此，他下了决心检查认错。
尽管章伯钧已经在政治上被****了，但是悲剧命运仍没有放过他。1966年“文革“一开始，他的家就被抄了，而且不止一次，不止一个单位来抄。最后，他的家也被造反派红卫兵占领，成为“联络站”。他家多年积累、收藏起来的二十万册书籍、六千件历代字画被抄没，另有古董、瓷器及其他名贵物品被搜去，至今，这些物品一件也未归还。由于过去章伯钧身兼多职，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得接受多家单位的轮番批斗。他整天穿着破旧衣服，被撵在原来警卫员居住的小屋子里栖身，工资也没有了，每月仅发给生活费十五元。这时，他开始学着给妻了补衣服，补上了一个破洞后就像小孩子那么高兴，精神状态实际上已经麻木了。讲到这里，章诒和女士唏嘘掉泪，她悲愤地说：“像我父亲这样有漫长经历的人，人格上的污辱比肉体上的折磨更加难熬啊！”不久，身心备受摧残的章伯钧患上了多种疾病，由于他的医疗关系已从北京医院转到了人民医院，他无法享受过去的保健医疗待遇；但人民医院在那样的环境下，也不敢收治这天下第一号右派。万般无奈之下，李健生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送到中南海北门，在严寒的风雪中站了两个多小时，恳求警卫能把信送进去。警卫被李健生的恳求感染了，他们安慰她：“请你放心，我们一定负责为你把信送到！”后来，估计周总理看到信有所指示，人民医院很快收治了章伯钧。但是在那个残忍、疯狂的年代，章伯钧的病并没有、也不可能获得彻底、有效的治疗，他终于在1969年5月17日带着人间深深的不平，带着内心无限的悲怆、愤懑，含恨去世，享年74岁。
章伯钧病逝那天，李健生从医院料理完有关事宜回家，路上遇见梁漱溟、张申府，他们关切地问：“李大姐，你到哪里去了？伯钧好不好？”李健生哽咽着回答：“伯钧刚刚咽的气——”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梁漱溟仰对苍天，悲凉地说：“死了好，免得再受苦了。”
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章伯钧，身后没有追悼会，他的骨灰与普通去世的人的骨灰一样，寄放在老君堂内，李健生对此并不计较，反而说：“他和普通人在一起，非常好。”比起死后连骨灰也找不到的罗隆基来，章伯钧还算不幸中之大幸。
1980年，****中央决定给反右扩大化而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改正。经过复查，除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五人外，其余被错划的数十万右派均获得改正、平反。中央统战部领导召见了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和女儿章诒和，传达了中央关于章伯钧的右派问题不能改正的决定，并说：“当年给章伯钧先生划右派的材料许多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轮流坐庄’则是××先生在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算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主要用的是×××的揭发材料，即章伯钧说的：‘******是一个上帝加三百万清教徒’等材料。”对此，李健生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
不久，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将章伯钧的骨灰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章伯钧在地下终于获得最好的归宿。
“李健生教育基金会”
李健生女士不仅是章伯钧的生活伴侣，她生前也一直是位很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从年轻时起，她就参加了革命活动。
李健生一生中受两个人的思想影响最大，头一个当然是她的丈夫章伯钧，另一个人就是邓演达。1932年，邓演达从东北到达北平，他听说李哲生的妹妹在北大医学院读书，便马上去看她。他见李健生宿舍里堆满医学书，便问她：“你是否想成为一个名医？”李健生说：“我只想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全部报效国民，服务社会。”邓演达说：“你的志向是很好的，但对于社会来说，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革命，职业是医生，但天职是革命。中国革命的道路漫长、曲折，从而需要许许多多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去肩负这个使命，作持久的奔跑。”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健生跟随章伯钧南北奔波，成为章伯钧在事业上的助手。“福建事变”时，李健生为了帮助丈夫做好“计口授粮”的试验，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她安排伙食、接待来访、拟通知、作记录，天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不叫一声苦。1949年9月，李健生于40岁盛年之际，带着两个女儿从香港到达北京，应邀与丈夫一起参加了全国政协。
建国后，李健生担任了北京的卫生局副局长，她在这个岗位上卓有建树，受到市民和北京市领导的好评。李健生女士还是民盟成员，在盟内分管妇女工作。1956年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她率先提出社会人口问题，建议适当提高妇女婚龄。1957年，章伯钧被划为右派，有人动员她离婚，她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离婚，绝对办不到。”第二天，这段话上了北京各大报，她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一顶右派帽子。
“文革”后，李健生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咨监委副主席，1990年病逝于北京。1993年，章伯钧先生的三位子女共捐款人民币二十万元，在李健生女士的家乡河北省怀安县建立了“李健生教育基金会”，用以奖励该地区的先进教师和优秀学生。
章伯钧作为一位对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卓越贡献的职业革命家、视天下为己任的优秀知识分子，却落得如此悲惨结局。极“左”岁月留给后人的思索是沉甸甸的。
（此文原载于徐福生主编的“目击20世纪从书”《共和国风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