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起源 作者:[英]达尔文_著_周-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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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生命的黎明期可能就有许多本同的类型发生；但是，倘真如此，则我们便
可断定，只有很少数类型曾经遗留下变异了的后代。因为，正如我最近关于每一大界、
如“脊椎动物”，“关节动物”等的成员所说的，在它们的胚胎上、同原构造上、残迹
构造上，我们都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每一界里的一切成员都是从单独一个祖先传下来
的。
我在本书所提出的以及华莱斯先生所提出的观点，或者有关物种起源的类似的观点，
一旦被普遍接受以后，我们就能够隐约地预见到在博物学中将会发生重大革命。分类学
者将能和现在一样地从事劳动，但是他们不会再受到这个或那个类型是否为真实物种这
一可怕疑问的不断搅扰。这，我确信并且我根据经验来说，对于各种难点将不是微不足
道的解脱。有关的五十个物种的不列颠树莓类（bramble）是否为真实物种这一无休止的
争论将会结束。分类学者所做的只是决定（这点并不容易）任何类型是否充分稳定并且
能否与其他类型有所区别，而给它下一个定义；如果能够给它下一定义，那就要决定那
些差异是否充分重要，值得给以物种的名称。后述一点将远比它现在的情形更加重要；
因为任何两个类型的差异，不管如何轻微，如果不被中间诸级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大多
数博物学者就会认为这两个类型都足以提升到物种的地位。
从此以后，我们将不得不承认物种和特征显著的变种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变种已被
知道或被相信现在被中间级进联结起来，而物种却是在以前被这样联结起来的。因此，
在不拒绝考虑任何两个类型之间目前存在着中间级进的情况下，我们将被引导更加仔细
地去衡量、更加高度地去评价它们之间的实际差异量。十分可能，现在一般被认为只是
变种的类型，今后可能被相信值得给以物种的名称；在这种情形下，科学的语言和普通
的语言就一致了。总而言之，我们必须用博物学者对待属那样的态度来对待物种，他们
承认属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而做出的人为组合。这或者不是一个愉快的展望；但是，对于
物种这一术语的没有发现的、不可能发现的本质，我们至少不会再做徒劳的探索。
博物学的其他更加一般的部门将会大大地引起兴趣。博物学者所用的术语如亲缘关
系、关系、模式的同一性、父性、形态学、适应的性状、残迹的和萎缩的器官等等，将
不再是隐喻的，而会有它的鲜明的意义。当我们不再像未开化人把船看做是完全不可理
解的东西那样地来看生物的时候；当我们把自然界的每一产品看成是都具有悠久历史的
时候；当我们把每一种复杂的构造和本能看成是各各对于所有者都有用处的设计的综合，
有如任何伟大的机械发明是无数工人的劳动、经验、理性以及甚至错误的综合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观察每一生物的时候，博物学的研究将变得——我根据经验来说——多么更
加有趣呀！
在变异的原因和法则、相关法则、使用和不使用的效果、外界条件的直接作用等等
方面，将会开辟一片广大的、几乎未经前人踏过的研究领域。家养生物的研究在价值上
将大大提高。人类培育出来一个新品种，比起在已经记载下来的无数物种中增添一个物
种，将会成为一个更加重要、更加有趣的研究课题。我们的分类，就它们所能被安排的
来说，将是按谱系进行的；那时它们才能真地显示出所谓“创造的计划”。当我们有一
确定目标的时候，分类的规则无疑会变得更加简单。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谱系或族徽；我
们必须依据各种长久遗传下来的性状去发现和追踪自然谱系中的许多分歧的系统线。残
迹器官将会确实无误地表明长久亡失的构造的性质。称做异常的、又可以富于幻想地称
做活化石的物种和物种群，将帮助我们构成一张古代生物类型的图画。胚胎学往往会给
我们揭露出每一大纲内原始类型的构造，不过多少有点模糊而已。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同一物种的一切个体以及大多数属的一切密切近似物种，曾经在
不很遥远的时期内从第一个祖先传下来，并且从某一诞生地迁移出来；如果我们更好地
知道迁移的许多方法，而且依据地质学现在对于以前的气候变化和地平面变化所提出的
解释以及今后继续提出的解释，那么我们就确能以令人赞叹的方式追踪出全世界生物的
过去迁移情况。甚至在现在，如果把大陆相对两边的海栖生物之间的差异加以比较，而
且把大陆上各种生物与其迁移方法显然有关的性质加以比较，那么我们就能对古代的地
理状况多少提出一些说明。
地质学这门高尚的科学，由于地质纪录的极端不完全而损失了光辉。埋藏着生物遗
骸的地壳不应被看做是一个很充实的博物馆，它所收藏的只是偶然的、片段的、贫乏的
物品而已。每一含有化石的巨大地质层的堆积应该被看做是由不常遇的有利条件来决定
的，并且连续阶段之间的空白间隔应该被看做是极长久的。但是通过以前的和以后的生
物类型的比较，我们就能多少可靠地测出这些间隔的持续时间。当我们试图依据生物类
型的一般演替，把两个并不含有许多相同物种的地质层看做严格属于同一时期时，必须
谨慎。因为物种的产生和绝灭是由于缓慢发生作用的、现今依然存在的原因，而不是由
于创造的奇迹行为；并且因为生物变化的一切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一种几乎与变化的
或者突然变化的物理条件无关的原因，即生物和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种生物的
改进会引起其他生物的改进或绝灭；所以，连续地质层的化石中的生物变化量虽不能作
为一种尺度来测定实际的时间过程，但大概可以作为一种尺度来测定相对的时间过程。
可是，许多物种在集体中可能长时期保持不变，然而在同一时期里，其中若干物种，由
于迁徙到新的地区并与外地的同住者进行竞争，可能发生变异；所以我们对于把生物变
化作为时间尺度的准确性，不必有过高的评价。
我看到了将来更加重要得多的广阔研究领域。心理学将稳固地建筑在赫伯特·斯潘
塞先生所已良好奠定的基础上，即每一智力和智能都是由级进而必然获得的。人类的起
源及其历史也将由此得到大量说明。
最卓越的作者们对于每一物种曾被独立创造的观点似乎感到十分满足。依我看来，
世界上过去的和现在的生物之产生和绝灭就像决定个体的出生和死亡的原因一样地是由
于第二性的原因，这与我们所知道的“造物主”在物质上打下印记的法则更相符合。当
我把一切生物不看作是特别的创造物，而看作是远在寒武系第一层沉积下来以前就生活
着的某些少数生物的直系后代，依我看来，它们是变得尊贵了。从过去的事实来判断，
我们可以稳妥地推想，没有一个现存物种会把它的没有改变的外貌传递到遥远的未来。
并且在现今生活的物种很少把任何种类的后代传到极遥远的未来；因为依据一切生物分
类的方式看来，每一属的大多数物种以及许多属的一切物种都没有留下后代，而是已经
完全绝灭了。展望未来，我们可以预言，最后胜利的并且产生占有优势的新物种的，将
是各个纲中较大的优势群的普通的、广泛分布的物种。既然一切现存生物类型都是远在
寒武纪以前生存过的生物的直系后代，我们便可肯定，通常的世代演替从来没有一度中
断过，而且还可确定，从来没有任何灾变曾使全世界变成荒芜。因此我们可以多少安心
地去眺望一个长久的、稳定的未来。因为自然选择只是根据并且为了每一生物的利益而
工作，所以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禀赋都有向着完善化前进的倾向。
凝视树木交错的河岸，许多种类的无数植物覆盖其上，群鸟鸣于灌木丛中，各种昆
虫飞来飞去，蚯蚓在湿土里爬过，并且默想一下，这些构造精巧的类型，彼此这样相异，
并以这样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而它们都是由于在我们周围发生作用的法则产生出来的，
这岂非有趣之事。这些法则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就是伴随着“生殖”的“生长”；
几乎包含在生殖以内的“遗传”；由于生活条件的间接作用和直接作用以及由于使用和
不使用所引起的变异：生殖率如此之高以致引起“生存斗争”，因而导致“自然选择”、
并引起“性状分歧”和较少改进的类型的“绝灭”。这样，从自然界的战争里，从饥饿
和死亡里，我们便能体会到最可赞美的目的，即高级动物的产生，直接随之而至。认为
生命及其若干能力原来是由“造物主”注入到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中去的，而且认为在
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奇异的类型从如此简单的
始端，过去，曾经而且现今还在进化着；这种观点是极其壮丽的。
修订后记
这个译本第一版，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距今已三十九年了。其后由三联书店转
给商务印书馆，1963年重印一次，1981年后又多次重印，均未进行修订。
第一版问世时，正值我国学习达尔文进化论的高潮，高等学校的生物系、农学院以
及中学普遍设立了“达尔文主义”的课程。中学生考大学时，规定要考“达尔文主义”，
可见当时在学校中重视进化论教育的程度了。可是，当时讲的是苏联模式的“达尔文主
义”，即“所谓米丘林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他们认为，达尔文学说中存在着错误和
弱点，最主要的是达尔文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应用于生物科学，承认生物界存在着“繁
殖过剩”，并认为由繁殖过剩所引起的种内斗争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力。他们还批判了
达尔文的渐进的进化观点以及达尔文所犯的所谓其他唯心主义的错误。
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盲从的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读一读达尔文原著的要求，特
别是希望读一读阐述达尔文全面观点的《物种起源》，看一看达尔文犯的唯心主义的错
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当时在我国只有一部1918年用文言体翻译出版的《物种原
始》（马君武译本），已远远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周建人先生虽有一个译本于解放战争
期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但他谦虚地认为自己的译文还不尽善尽美，于是他约我，我
又约当时在教育出版社编辑《达尔文主义基础》的方宗熙先生合作，共同重译《物种起
源》。
由于客观的迫切需要，我们根据原著内容的三大段落，把译文分为三部分，译完一
部分，出版一部分，共为三个分册。在第一版问世时，我们曾明确指出，这是“试译本”，
就是说当时我们对自己的译文并不十分满意，准备再版时再做修订。但由于连续不断的
政治运动，这一愿望始终未得实现。可是三十多年来，无论风里雨里，我一直惦念着这
一未圆满完成的工作。周老和宗熙也是如此。周老于去世前曾在《北京晚报》（1982年
3月）发表文章说：“我们数人合译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最近又由商务印书馆重新
印刷发行了。但在我译的部分有不妥处。我因年迈，已无力重新校订，……但我总觉得
心里不安。”一位丸十多岁的老人在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其心情
是可以理解的。宗熙1984年去美国讲学前，我曾在北京见到他，他也念念不忘修订这部
伟大著作的译文，不料他回国后就溘然逝世了。现在，译者三人中留下尚在人间的只有
我一人了；而我也年逾七十，日薄西山了。所以我趁着脑力尚未完全衰退的时候，用了
一年时间，对照原著并参阅日文译本对译文进行了一次修订。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
由于我的生物学水平和文字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恐仍难免，我想将来总会有更好的译本
出现的。
当我完成这一工作后，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又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倘不如此，这
部书的修订工作何至于等待这么多年，想起来这是非常可憾之事，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
事。
叶笃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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