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美)-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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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在经济社会学中，基本问题主要是社会结构问题。关于社会结构的解释有多种多样，本文主要用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更精确地说，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所组成的多维空间。”按照这种定义，社会结构可以通过一定的结构参数进行定量描述。结构参数就是人们的属性，分为两类，一是类别参数，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等，它从水平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二是等级参数，如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它从垂直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这两类参数之间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从而使社会结构的类型显得更加复杂多样。（1）这种定义最大的突破在于它使纯粹的社会结构从制度、文化等背景中分离出来，便于研究者单独进行考察。
要进行社会结构分析，先得分析决定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因素。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身份制社会，按血统（出身）选择精英是中国社会的准则。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精英选择除了“血统原则”之外，“财产原则”与“成就原则”也开始起作用。这种精英选择机制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除政治利益集团之外，还形成了其它利益集团，个别利益集团还有成熟的组织形式与利益诉求管道；二是宪法上规定处于领导阶级地位的工人阶级及位于“次领导阶级”的农民阶级事实上已处于边缘状态；三是社会中间组织的发展处于“暴发式增长”过程当中。这一切导致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的利益集团将更加多元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趋势
一、资源分配不平等——利益集团形成的基本成因
中国改革以前，是个大一统的一元化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权力中心高度重叠，整个社会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利益——党的利益，价值判断也呈一元化状态，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由资源的占有状态决定。当时整个社会的资源——包括土地、全部有形财富、收入等物质性资源，权力、声望等关系性资源，教育、信息等文化性资源全部由政府垄断，民间没有任何独立的资源可资利用。整个社会没有中介组织，形成了“国家—民众”这种二层结构。那时的中国人除了简陋的家具、衣物、炊具、被子等少量生活资料之外，没有任何生活资料：经济来源也都与政府的分配系统有关，农民生活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主要靠工分生活；城市居民则仰赖于政府人事与劳动两大部门确立的级别工资生活。在这种大一统的一元化状态下，没有办法形成任何有独立利益诉求的社会团体。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质是通过利益调整逐渐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但改变资源的占有状态的方式正如笔者一再强调的那样，走的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权贵私有化道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不平等，这种起点不平等是中国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形成的基本条件。
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形成的源头看，正如中国大陆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重要影响，……在对中国社会资本转换类型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和撒列尼的转换类型相当不同的资本转换类型。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如前所述，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现象：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的几次高潮（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本垄断去了。”（2）掌握“总体性资本”的精英人数虽不是很多，但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社会的支配能力极强。从他们致富的实际过程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诞生，而是通过权力市场化，利用手中的资源配置大权，借助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
权力资本化成为改革中私人财富积累起点这一过程，笔者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有极为详尽的分析。但时隔成书已有几年，中国腐败的形式已发生较大变化，必须在这里指出：中国的腐败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期主要表现为个人腐败，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阎健宏、深圳中信实业银行行长高森祥、计划局计划处处长王建业等人的贪污腐败即这类个人腐败的典型。到1995年前后，腐败已由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发展，所谓组织化腐败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一、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即一把手）带头腐败；二、组织机构拥有的公共权力成为该组织成员进行“权钱交换”的“主要资本”；三、较低一级的社会组织运用组织拥有的公共资源对上级进行贿赂，从而争取更大的财政支持、更优惠的政策倾斜，以及更多的机会。无锡邓斌案与已经体现了这一组织性特点。湛江走私案中，市委书记、市长及其它相关部门主要官员全军覆灭，以及军队走私中暴露的问题则是最好的说明。到1998年前后，中国的腐败已由组织化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具体表现为：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组织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社会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以保证组织系统内部减少磨擦。海南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卖官鬻爵，以及河南省原安阳市市长、市委副书记杨善修，原周口地区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曾锦城，原鹤壁市市长、市委副书记朱振江均在任上大规模卖官鬻爵，就是制度化腐败的最典型例证。（3）第三，反腐败已不是真正的反腐败，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要挟他人获得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浙江温州地区瑞安市一位乡村流氓利用抓当地官员贪污腐败的把柄，最后控制整个瑞安市的政治、部分经济活动、官员的人事安排则说明反腐败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4）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由于制度不同，腐败的形式极富“中国特色”，但结果却与南美国家及南亚国家极其相似。这批人手中握有的权力与财富确实都处于中国社会的顶端，但由于财富来源的不明晰，社会对他们大都缺少道德上的敬意。
1997年，曾有部分理论家想为中国现存的社会秩序找到合理化的理论说明，那一年以及次年上半年曾在报纸上稍露端倪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他们青睐的理论。问题在于，这些理论家们只看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那种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的状态，却没有看到表面相似的社会结构的不同社会成因：五十年代中国财富占有不平等的状态，是经过人类社会劣胜优汰这一长久的“自然选择”所形成的；而现在财富占有不平等则是通过权力巧取豪夺形成的，至今还无法通过中国社会的伦理追问。据我个人看法，新民主主义理论后来没有重新成为一种理论选择，除了政治因素之外，社会结构形成基点的不同也许是原因之一。
二、社会精英集团的两大支柱——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
如果按大类划分，中国现在分成了精英层、中下层、边缘化集团。而构成这些集团分野的条件各不相同。
中国的社会精英层由三类精英组成，一是政治精英，二是经济精英，三是知识精英。三者占有的资源各不相同。本节只分析前两类精英的状况，知识精英的状况下面另列一节分析。
政治精英集团 特指执政集团。政治精英的形成具有延续性特点，不少是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位置的人。还有一批是改革后技术官僚化过程中进入政治精英集团的人士。具体来说，国家高中级官员、地方上的高中级官员、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可算是政治精英队伍中人。只要注意转型期精英更替模式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党政干部在社会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只有极少数人因退休或在政治斗争中失利，随着权力的丧失而导致社会地位下降，其余大多数干部都通过原来拥有的权力和其他的社会资源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市场中的机会。
经济精英集团 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血缘关系，由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由于中国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一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一个有产阶级。也就是说，他们原来的政治职务已经成为私人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就精英的主体而言，在改革前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是由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即由计划体制下的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许多实例表明，自80年代中期起，中国的部分干部精英就学会了“热爱市场”，开始明白怎样利用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后一类经济精英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家庭有官方背景，他们通过“一家两制”（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因为这种亲属关系在中国更便于进行寻租活动。另一种情况则是从民间通过各种途径生长出来的经济精英。在中国的大环境下，他们不得不依赖体制内权力资源与体制外物质资源交换这种方式。这两种情况的发展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可以说，这两类经济精英与权力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们与权力层的关系不是通过制度通道，而是通过个人关系，他们与官员之间建立的这种个人关系所要谋求的利益往往是以制度的破坏为代价。
第三种经济精英主要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中国改革前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垄断，不仅包括物质资源，而且也包括社会活动空间，即人们从事社会性活动的具体场所和领域。20年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正是在这种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基础上，有一批民间人士凭借自己对市场的感觉与机会的把握得以发展。这一阶层的形成，大致可以概括如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个体经济开始在我国城乡出现。中国私营经济重新出现的过程所具有的特点，注定了它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我国的改革，基本上是四个过程同步发生：主线是党与政府对经济体制定位的不断变化，最初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然后发展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到目前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引起经济体制定位不断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是进入80年代中后期以后，国营企业日益衰败，随着国营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国营企业再也不能成为政府的主要税基，反而成为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在此情况下，才有了私营企业的发展以及法律地位的逐渐变化；伴随着这一过程，私营企业主阶层素质也在逐渐提高，由原来被社会就业体制排斥在外的、文化素质不高的社会底层人士为主体，慢慢形成了一个平均文化素质高于全国总人口水平的阶层，到1998年，这一群体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者所占比重已提高到20％左右。
这两类精英有7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5）
经济精英这个阶层的结构性关系，凸显出了目前中国社会最根本的转型：私有财产…货币…资本…劳动契约…利润。这一重要资源不再控制在政府手中，就使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过，与世界历史不同的是，按一般规律，资本积累发生于市民社会之中，并受到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上价格、利润、投资机制的推动。而中国现在虽有资本积累过程发生，但确实又没有一般市民社会的特征，主要原因在于一点：中国对社会团组织的严格控制使得社会中间组织（包括中介组织）都没办法正常地发育成长，因此也就没有代表这些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团体——唯一的例外是代表私营企业利益的全国工商联——在社会活动中发生作用。
这个阶层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强烈，要求政治参与的热情也越来越高。多年来的活动使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全国工商联，有宣传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与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据一份1996年的材料，近年来，私营企业业主被选为或被推荐为县以上人民代表的达5400多人，政协委员8500多人，共青团员委员近1400名，其中八届全国人大代表8名，还有许多代表人士进入了全国、省、市（地）、县工商联领导班子，这一数目到近两年只会更多。（6）而且这还不包括那些与该利益集团走得很近的人士。最让经济精英欢欣鼓舞的是自1998年开始，在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修宪”话题终于浮出水面——因为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观念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将私人财富纳入了社会总财富的范畴。这场讨论厘清了许多问题，使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