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美)-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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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共同利益与长远利益着想都做不到。不少人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只要其位置具有含金量，就与贪污腐败结缘。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必然没有前途，这就是他们一方面高喊“社会主义中国好”，另一方面却将其子女亲属通过各种途径送往国外的真实缘由。
　　　　目前中国的经济决策中，也出现了一个与以往二十年不同的特点，即越来越多的政策，不再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而是明显地赐惠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许多关系到国民经济兴衰的重大政策，如调整重复建设造成的畸形产业结构、解决银行的坏帐等，因与部分政治精英及经济精英的利益密切相关，始终难以真正解决。而一些与调整产业结构直接相违背的政策，如小汽车生产已严重过剩，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现状也跟不上，却一直在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继续“发展”。房地产大量过剩，造成了银行大量贷款冻结，但却还在继续建造，明知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不行，但因降价触及到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一直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一些有助于缓解社会不满的政策，如堵绝公车私开、减少公费吃喝、防止对农民的乱摊派等，却大多是在各衙门中旅行的公文。而一些运用公众资源，为特定利益集团谋利的政策，却出台迅速、实施果断。近两年来一系列的裁员、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都明显是加快衰退、增加社会冲突的举措，但其减轻国家负担的意图则十分明显，出台十分迅速。最典型的例子是1999年上半年用政策与国家舆论在证券市场上“造市”，这一举措的实际结果是便利一些利益集团先用公款或银行贷款将低迷的证券市场拉高，再伺机出手，让普通股民去承担股市回落的损失。这种饮鸩止渴、不利于国家稳定的政策居然能够行之于世，说明参与决策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极为短视，对由他们亲手塑造的中国未来已丧失信心。
　　　　种种迹象表明，政府在精英与民众之间其实已进行了选择。出现这类倾斜，除了与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早已倾斜有关外，还与整个社会已成为一个“寻租社会”有关。近几年来，经济上发迹的一部分政治和经济管理精英，对经济政策的方向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并不考虑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其着眼点基本上放在一点：是否有利于自己这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关心的是如何保住权力地位，保住自己能插手操纵的资源和机会，以及如何甩掉或减轻政府所背负的维护社会大众利益的包袱，而少部分知识精英则正在论证这样做的“合理性”。
　　中国这条“船”正在由不少掌权的“精英”们共同努力将它凿沉，而部分权力精英们却早已为其家庭成员们准备好了后路：做不成共产党的官，还可以到国外当寓公。

　　　　　　　　　　　　　　　　　　　　　　　　　几点可能出现的变化
　　　　　　　　　　　　　　　　　　其它力量对新闻媒体的渗透

中国的新闻媒体一直受共产党政权的高度控制，一直存在泛政治化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传媒经营制度曾一度松绑，扩大了报纸自主经营权，中国新闻业出现了政经分离化发展的趋势。但至今为止，所有的传媒仍然基本上受政府控制，私人或私营机构至今从法律上来说，还无法在报刊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中国政府让部分报纸自筹资金办报，让它们“到市场经济中闯荡”这种做法——报刊业将其称之为“又要捆住手脚，又要一脚将你踢下海”，迫使不少报业在不触犯政府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与大众接近。
　　　　党报与大众报纸的区别在于：前者因是吃皇粮，在编辑方针、报道内容方面都不敢有所创新，可说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大众报纸主要靠市场而活，以通俗化与娱乐化为主。虽然也有少数媒体敢于发一些比较大胆的批评时政的文章，但基本上受到严格监控，经常受到黄牌警告。2000年1月广东《南方周末》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即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又一例证。近几年经济形势不好，政府加大了对传媒的控制力度。然而也就在近几年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不少经济实体出面暗地里收买一些报刊杂志——这种收买不被政府部门认可，只是由报刊杂志主管部门与企业私下里签合同，双方按约定的办。对于企业来说，这样做的风险比较大，因为一旦被政府主管部门发现，或者另一方毁约，利益就可能受损。
中国政府控制传媒受到的另一挑战是科技进步。网络的普及改变人们的生活状态。随着网络在中国35岁以下人群中的普及，中国政府监控传媒的手段正在受到严重挑战。估计中国传媒完全受控于政府的局面会在近几年有所改变。
　　　　由于媒体是民主化建设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台湾国民党失去“党天下”的主要原因就是先开放报禁，而开放报禁的必然后果就是开放党禁，将国民党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故此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的疲软，失业下岗人员增多，政府的贪污腐败现象有增无减这几种情形同时出现的是对传媒的严格控制。1998年新闻出版界出现短暂松动以后——这一松动被敏感的外国传媒名之为“北京的春天”——中国共产党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自1999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的报刊业整顿，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目的是削弱非官方媒体的力量，但结果却与预期的目的有差距，极有可能带来报刊业的新一轮资源重组。
　　　　
　　　　　　　　　　　　　　　　　　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引起了全世界华人的关注，因为这毕竟是与大家血脉相连的事情。对于将会出现的情况，也有各种预测。有极度乐观的看法，包括一些有影响的学者竟然出来发言，认为外国大公司进入中国，将会迫使中国接受他们的游戏规则，有助于中国消除腐败。
这一判断完全不顾及经验事实。南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大多都是WTO成员国，但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贪污腐败盛行之地，尤其是南美国家，大多形成了政治寡头、经济寡头与外国资本三者对弱势群体的联合统治。这些只要读读报纸及南美、东南亚国家的有关研究文章就可明白，不知何以别的WTO成员国不能借助入世消除本国的腐败，而中国独享此神效？再则，强龙不压地头蛇，哪怕美国再强大，它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也得入乡随俗，按中国的规矩才能办成事情。根据中国早已成为“寻租社会”这一事实，以及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得准入权的既往经验事实——有些行业一直不让民营资本进入，但外国资本却通过其代理人在中国高层的特殊关系进行“寻租”活动，取得了经营特许权。这种情况有人愤怒地称之为“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今后中国成为“南美模式”的可能性更大。
可以预期到的是这种情况：中国加入WTO，会加速现在正在急速变动的阶层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利益集团的组合方式。如果说适应市场需要的知识是种资本，社会关系是种资源，那么拥有这两种资本与资源的人士在利用加入WTO的条件上，要比没拥有这两种资源的人士方便得多——说得好听一点，前者有准备，后者没有准备，而机会从来是给有准备的人预备的——加入WTO将扩大中国现在的地区差距其实也同理：发达地区具有利用机会的资源与资本，贫困地区则不具备这些资源。
　　　　政治精英集团很快会找到一条与外国资本相结合的“最优化”道路，知识精英则会进一步发生更剧烈的分化，一部分人会更新自己的服务对象。只有经济精英们的道路复杂一些，没有合作价值的行业会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中彻底落败（这一点有的行业已看到自己的前景，如电讯业），还有一定市场份额、且有自己品牌的厂家大多会走与外国资本合作的道路，外国资本考虑到此举可降低占领市场的成本，也会欣然合作。而中小企业主，尤其是技术服务较差、只是靠高额回扣拥有一定市场的乡镇企业，则极可能成为中国加入WTO以后首先被淘汰出局的第一批企业。
　　　　笔者赞成加入WTO，因为它确实给中国带来了机会，比没有“机会”的僵局要好。至于我们所说的“民族工业”，其实已经是个没有具体内容的空泛名词，要保护也没有指称的对象。部分利益集团反对加入WTO，是因为外国同行的进入，瓜分并动摇了他们的垄断利益，而这些垄断性部门正是专制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一部分与利益集团无关的知识精英反对，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经济现状缺乏细致深入的了解。但加入WTO给中国带来的“机会”确实不包括一些知识精英们预期的促进政治体制改革、消除腐败那种效果，要达到这两个目标，需要内生的变化，需要国内各阶层进行共同努力。这时候尤其需要中国的“大脑”——有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们担当“思维”的重任。

从中国当前社会结构演变状态来看，已经形成了与改革以前完全不同的一种新型社会结构，但这种结构是通过“渐变”——即“老权贵带入新社会”的方式完成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结合方式也发生新的变化。要想改变社会正朝着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外国资本三者对社会中下层进行联合统治行进的方向，必须要有大的社会运动。人口迁徙与人口流动不是社会运动。真正的社会运动蕴含着某种高度的反思性自我调控，是旨在建立一种新生活秩序的集体性事业。以这个标准衡量，中国二十年改革过程当中，其实只有80年代中后期有过社会运动的萌芽迹象。
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要有一场从思想到制度全方位变革的全新的社会运动。

　　
　　（1）〈美〉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2）孙立平：《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3）《南方周末》1998年4月24日。
　　（4）（18）　杨海鹏：“权倾一市的乡村巫师”，《深圳法制报》1999年12月16日。
　　（5）（7）（12）杨继绳：“中国当代阶层结构的总体分析”，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秋季号。
　　（6）　胡岳岷、朱雅：“私营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载《长白论丛》（长春）1996（6（P（38…40。
　　（8）《工人日报》1997年2月24日。
　　（9）《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6期。
　　（10）　　全国总工会经济工作部：“全国劳动模范现状调查”，《中国工人》（京）1997年5月9~12。
　　（11）本段依据下列资料写成：
　　　长平、余刘文：“周立太代民工泣血上诉，近百起工伤案陆续开庭”，《南方周末》1999年11月26日第一版。
　　　赵云胜、刘如民：“我国职业灾害的概况和对策”，载《劳动安全与健康》1996年第1期。
　　　肖希康：“来自煤城染血的劳动安全法制报告”，载《江西劳动》1995年第2期。
　　　河南郏县劳动人事局姬文生、李俊闯：“浅谈私营企业雇工权益被侵害的主要表现、原因及对策”，《劳动内参》1997年第4期。
　　　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关于维护‘三资’、乡镇、集体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的提案”，载《劳动保护》1997年第5期。
　　　《1996年全国安全生产情况通报》，载《劳动保护》1997年第6期。
唐灿：《城市外来女民工的双重身份与歧视》，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刘渊源：“展翊厂黑幕重重，打工仔危机重重”，《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8年10月22…28日）
“强令七女工脱裤验身，一台资企业侵害职工人身权益”，《上海法制报》（1998年7月22日）。
　　　　“王法何在，公理何在”，《报刊文摘》（1998年7月27日）。
　　　（13）曹风：《第五次高峰——当代中国的犯罪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出版。
　　　（14）　刘中伏、张清鸿：“对197起待岗职工犯罪案件浅析”，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5期。
　　　（15）　　尹华飞：“广东省对外省籍罪犯改造工作实践与思考”，《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8期。
　　　（16）　　四川省劳教局：“四川省近三年来劳教人员的调查与分析”，《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9期。
　　　（17）史修贵：“关于‘严打’新收押犯中农村青年罪犯情况的调查”，《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3期；张南燕：“农民罪犯的构成思想特点及改造对策”，《《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7期。
　　　（18）（19）雷冬文：“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形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20）吴忠泽、陈金罗：《社团管理工作》，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出版。
（21）“全国百家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近千家分支机构被撤销——整顿‘经济警察’”，《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1998年8月14日）
（25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