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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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同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内不能相容。
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出党的决定，并通过决定把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所有骨干分子，如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柯夫斯基、皮达可夫、谢烈布利雅柯夫、伊？斯米尔诺夫、加米涅夫、萨尔基斯、萨发罗夫、里弗施茨、穆吉万、斯米尔加和整个“民主集中派”集团（萨普龙诺夫、弗？斯米尔诺夫、鲍古斯拉夫斯基、德罗布尼斯等）开除出党。
思想上被打败和组织上被粉碎的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参加者，丧失了自己在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影响。
被开除出党的反列宁主义分子，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就递交声明要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并请求让他们回到党里来。当然，那时党还不可能知道托洛茨基、拉柯夫斯基、拉狄克、克列斯廷斯基、索柯里尼柯夫等人早已是人民的敌人和受外国间谍机关雇用的特务，还不可能知道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等人已经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苏联敌人建立联系，要同他们一起“合作”来反对苏联人民。但党已有充分的经验教训，知道这些屡次在最紧要的关头反对列宁和列宁党的人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因此，党对被开除者的声明还抱怀疑。为了检验（初步的检验）声明者的诚意，党提出如下几项要求作为恢复党籍的条件：
（一）公开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和反苏的思想体系；
（二）公开承认党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三）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党的机关的决议；
（四）要经过一个考察期。党在考察期内对声明者进行考察；在考察期满后，根据考察结果，个别地提出每个被开除者的党籍恢复问题。
当时党是这样盘算的：被开除者公开承认这几条，在任何情况下对党都是有利的，因为这会破坏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队伍的统一，引起他们内部的瓦解，再次显示党的正确和强大，并使党有可能在声明者确有诚意的情况下让党的原工作人员回到党内来，而在他们没有诚意的情况下，则在大家面前揭露他们的面目，让大家看到他们已经不是犯错误的人，而是一些毫无原则的野心家、工人阶级的骗子和不可救药的两面派。
大多数被开除者接受了党所提出的入党条件，并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应的声明。
党怜惜他们，给了他们重新回到党和工人阶级队伍的机会，恢复了他们的党员资格。
但是后来发现，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骨干分子”（除少数外）的声明，是虚伪透顶的两面派的声明。
原来，这些老爷还在递交声明以前，就已不再是一个准备在人民面前坚持自己观点的政治派别了；他们已变成一伙毫无原则的野心家，甘愿在大家面前践踏自己观点的那一点残余，在大家面前颂扬自己所敌视的党的观点，像变色龙一样需要什么颜色就变什么颜色，只求自己能留在党内，留在工人阶级内，好有机会来危害工人阶级及其政党。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骨干分子”，原来都是政治骗子、政治上的两面派。
政治上的两面派通常总是从欺骗做起，用欺骗人民、欺骗工人阶级、欺骗工人阶级党的手段来干自己的黑暗勾当。但是，绝不可把政治上的两面派仅仅看作一些骗子。政治上的两面派是一伙毫无原则的政治野心家；他们早已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力图用各种方法来重新博得信任——不管是欺骗的方法、变色龙变色的方法、招摇撞骗的方法都可以，只要自己能保留政治活动家的称号就行。政治上的两面派是一伙毫无原则的政治野心家；他们为了在“适当时机”重新爬上政治舞台、骑在人民头上当“统治者”，面对什么人都依靠——哪怕是刑事犯、社会渣滓和人民的死敌。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骨干分子”，原来就是这样一些政治上的两面派。
三对富农的进攻。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采取。
社会主义竞赛。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开始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煽动反对党的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集体化。布哈林派也进行煽动，说集体农庄事业行不通，说不要触动富农，因为富农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说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对社会主义没有危险。所有这些煽动，在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中，首先是在富农中得到了强烈的反应。现在富农从报刊上的反应知道，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为他们辩护申诉。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煽起富农反对苏维埃政府政策的情绪。果然，富农的反抗愈来愈厉害了。大批大批的富农开始拒绝把他们囤积了不少的余粮卖给苏维埃国家。他们开始对集体农庄庄员和农村中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采取恐怖手段，纵火焚烧集体农庄和国家粮站。
党懂得，只要富农的反抗还没有被打垮，只要农民还没有亲眼看到富农在公开的战斗中被打败，工人阶级和红军就要吃缺粮的苦头，而农民的集体农庄运动也不可能变成群众性的。
党遵照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转而对富农实行坚决的进攻。党在进攻中实行这样的口号，牢固地依靠贫农，巩固同中农的联盟，坚决反对富农。为了对付富农拒绝按固定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施行了在富农和投机分子拒绝按固定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时由法庭判处没收其余粮的刑法典第一百零七条，同时给了贫农一系列优待，如贫农可分到百分之二十五从富农那里没收的粮食。
非常措施发生了效力：贫农和中农加入了坚决反对富农的斗争，富农被孤立了，富农和投机分子的反抗被打垮了。到1928年底，苏维埃国家已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而集体农庄运动也以更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了。
就在这年，在顿巴斯的沙赫特区破获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专家破坏组织。沙赫特破坏分子同从前的企业老板（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和外国军事间谍机关有紧密勾结。他们的目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工业的增长，促使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破坏分子不合理地在井下进行开采以减少采煤量。他们毁坏机器和通风设备，设法使矿井崩塌，炸毁和焚烧矿井、工厂和电站。破坏分子故意阻挠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违反苏维埃劳动保护法。
破坏分子被交付法庭审判了。他们受到了法庭应有的惩罚。
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从沙赫特案件中吸取教训。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布尔什维克经济工作人员自己应该成为生产技术行家，以免今后再受旧资产阶级专家中的破坏分子的欺骗；必须加速从工人阶级队伍中培养新的技术干部。
根据中央的决议，改进了高等技术学校培养青年专家的工作。数以千计的党员、共青团员和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非党员被动员去学习。
在党没有转入对富农的进攻、仍在忙于消灭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时候，布哈林—李可夫集团还比较沉得住气，还处在反党势力的后备地位，还不敢公开支持托洛茨基派，有时甚至还和党一起反对托洛茨基派。随着党转而对富农实行进攻、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就扔掉了假面具，公开跳出来反对党的政策。布哈林—李可夫集团的富农本性已经按捺不住了，于是这个集团的参加者就公开出来替富农辩护。他们要求取消非常措施，并吓唬头脑简单的人说，否则农业就会开始“退化”（下降、衰落、崩溃），而且硬说退化已经开始。他们看不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些高级形式的农业的增长，一看见富农经济在衰落，就把富农经济的退化说成农业的退化。为了使自己能在理论上站住脚，他们炮制了可笑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愈多，阶级斗争就愈缓和；阶级斗争很快就会完全熄灭下去，阶级敌人不经反抗就会让出自己的一切阵地；因此用不着对富农实行进攻。这样，他们就恢复了他们所谓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陈腐的资产阶级理论，践踏了列宁主义的着名原理，即阶级敌人愈是失去立足的基地、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加尖锐的形式，而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敌人被消灭以后才会“熄灭”。
不难明白，党面前的这个布哈林—李可夫集团是个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它和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区别仅仅是在形式上，即仅仅在于：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有某种可能用“不断革命”这种左的、空喊革命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投降主义实质，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是在党转入对富农的进攻的时候跳出来反党的，因而已没有可能掩盖自己的投降主义面目，不得不去掉假面具而公开地、不加粉饰地替我国的反动势力首先是富农辩护。
党知道，布哈林—李可夫集团迟早会和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残余携起手来共同反党。
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在进行政治活动的同时，还进行了组织“工作”来收罗支持者。通过布哈林纠集了斯列普柯夫、马列茨基、爱恒瓦里德和哥登别尔格之流的资产阶级青年，通过托姆斯基纠集了官僚化了的工会领导人（美尔尼昌斯基、多加多夫等），通过李可夫纠集了腐化了的苏维埃领导人（阿？斯米尔诺夫、埃斯蒙特、弗？施米特等）。凡是政治上腐化的、不掩盖自己投降主义情绪的人，都欣然加入了这个集团。
当时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得到了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乌格拉诺夫、柯托夫、乌哈诺夫、柳亭、雅果达、波朗斯基等）的支持。但一部分右倾分子仍然是隐蔽的，没有公开反对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党报党刊上和党员大会上，当时有人大造舆论，说必须向富农让步，说不宜向富农征税，说工业化对人民负担太重，说建设重工业为时过早。乌格拉诺夫反对修建德涅泊水电站，要求把资金由重工业转到轻工业。乌格拉诺夫和其他右倾投降主义者硬说，莫斯科过去是而且将来仍然是出产印花布的莫斯科，莫斯科用不着修建机器制造厂。
莫斯科党组织揭露了乌格拉诺夫及其同伙，向他们提出了最后警告，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委员会周围。斯大林同志1928年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会上指出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时，认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斯大林同志说，右倾分子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放纵资本主义势力，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增多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机会。”（《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234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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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239页。——译者注
1929年初查明，布哈林代表右倾投降主义者集团通过加米涅夫同托洛茨集团挂上了钩，并同他们订立协定共同反党。中央揭露了右倾投降主义者的这种犯罪活动，并警告说，这种勾当会使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遭到可悲的下场。但右倾投降主义者不肯甘休。他们在中央又提出一个反党纲领（一项声明）。中央谴责了这个纲领。中央再次警告他们，叫他们不要忘记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下场。但布哈林－李可夫集团仍不理睬，继续进行反党活动。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向中央提出辞职声明，想借此来恐吓党。中央谴责了这种怠工的辞职政策。最后，1929年中央十一月全会确认，宣传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同留在党内不能相容，建议把右倾投降主义者的急先锋和领导者布哈林开除出中央政治局，而对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右倾反对派其他参加者则提出了严重警告。
右倾投降主义者的头目们见势不妙。就递交声明，承认自己错误，承认党的政治路线正确。
右倾投降主义者决定暂时实行退却，以便保存自己的实力免遭粉碎。
党和右倾投降主义者斗争的第一阶段就到此结束。
党内再次出现的意见分歧，不能不引起苏联外部敌人的注意。他们以为党内“再次出现的纷争”是党削弱的表现，又企图把苏联卷入战争，破坏我国还没有巩固的工业化事业。1929年夏，帝国主义者挑起中苏冲突，唆使中国军阀强占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是属于苏联的），指使中国白军侵犯我国远东边界。但中国军阀的袭击在很短期间就被消灭了，被红军击败的军阀退却了，这次冲突以我国同满洲当局签订和平协定而宣告结束。
苏联的和平政策排除了一切干扰、克服了外敌的阴谋和党内的“纷争”而再次胜利了。
不久，原被英国保守党人中断的苏英外交系和商务关系恢复了。
党在顺利地打退内外敌人的进攻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来开展重工业的建设，组织社会主义竞赛，建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最后，为采取和实现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准备必要的条件。
1929年4月，召开了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会议否决了右倾投降主义者所维护的五年计划的“最低”方案，采取了五年计划的“理想”方案，要求无条件地加以执行。
这样，党采取了有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1928—1933年国民经济基本投资额为六百四十六亿卢布。其中工业（电气化在内）的投资为一百九十五亿卢布，运输业为一百亿卢布，农业为二百三十二亿卢布。
这是用现代化技术装备苏联工农业的宏伟计划。
斯大林同志指出：“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我国创立一种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