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5期-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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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把人带到战火纷飞的内战时期，时而又让人沉醉在充满甜蜜爱意的温柔女儿乡。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使读者的心也不由得随之上下波动：还未从丹尼尔惊心动魄的冒险经历中回过神来，又被带入费尔敏轻松诙谐的关于爱的真谛的发表中。邪恶与正义的激烈冲突，也不能掩盖父亲对儿女的绵绵爱意和为朋友舍命的真挚友谊。故事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显得格外情真意切。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也融入其中，和书中主人公一同探索神秘的往事。在探索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悬念着实引人入胜。最终作者借着一封长长的书信使真相大白，关于卡拉克斯和佩内洛普的迷雾就这样被彻底拨开，这段鲜为人知、扑朔迷离的悲剧性恋情终于重现出来。在有限的文本空间里，作者向读者展现了横跨二十年、两代人相似却又不同的成长历程。虽然时间和空间的跨度都非常大，但读来丝毫没有冗长之感。在作者精心设计的循环往复中，生活的真谛也凸显出来。
《风之影》的作者也关注作家们一贯青睐的诸如爱、逝去的童真等主题。但对于一部小说来讲，关键不在于它讲什么，而在于它怎么讲。在《风之影》里，跨越两个时期的两代人，因一本书而被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们的经历惊人地相似，后者就像是前者的翻版。在不期然中，他们彼此爱慕、彼此寻找。也因为对方的存在，生活发生了根本的翻转：后来卡拉克斯被丹尼尔的真情所感，不再执著于对自己图书的狂热“追捕”，转而期望从少年丹尼尔的身上找回逝去的回忆。在他看来，只要有人记得我们，我们就活着。最后他终于决定拾起丹尼尔遗失的水笔，继续丹尼尔未完成的文学梦想和他的文学生命。多年后一本刚刚完成的小说从巴黎寄到丹尼尔的手上，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话：
致我的朋友丹尼尔，是他使我重新拾起了笔；
也致贝阿，是她使我们俩重获了新生。
表面上看，《风之影》是在讲述一个古今糅杂的爱情故事，实则蕴涵着对当代文化的深层次思考。作为一本关于书的书，一方面，作者借着盲眼女孩克拉拉的口阐述了自己对于书本身的见解。克拉拉在读过卡拉克斯的一部作品《红房子》后，这样向丹尼尔描述道：在此之前她一直将读书视为一种义务，是老师和家长对孩子的一种变相惩罚。她不知道读书究竟有什么意义可言，在阅读中也找不到丝毫乐趣和新奇，亦看不出小说语言的美妙和神秘之所在。但这一切都随着卡拉克斯的这本小说一并迸发出来。她读的感觉就像是，用她的话，第一次和男孩接吻所碰撞出来的火花一样。另一方面，萨锋也没有隐藏他对于正在丧失的书文化的忧虑。在他看来，每一本书都是有灵魂的，所以卡拉克斯用烧毁自己书的方式来抹掉他曾经存在过的一切证据。主人公丹尼尔也正是借着一本书才得以恢复了对逝去母亲的记忆，并且找到了生活的意义。而“被遗忘的书之墓”无疑象征着现代社会对书文化的无情遗弃，历史和回忆逐渐被电视等商业文化所取代。小说中有一处这样描述道：卡拉克斯的小说出版后只卖出了七十余册，剩下的就被收回来重新加工，做成罚单或彩票券。最终卡拉克斯无可挽回地被这个世界掩盖并遗忘。由此出现了两班人：一班以丹尼尔为代表，在奋力地恢复这段尘封的记忆；另一班以出版商为代表，他们对过去发生的一切不感兴趣，对周围正在悄悄发生的一切也无动于衷，他们所关注的只是尽其所能地捞取商业利益，至于每本书背后隐藏的故事，用他们的话说——只有闲人才会去细细体味。眼前看得到的和背后看不到的，究竟哪个更宝贵，更值得珍赏？这也许是生活在快餐文化时代的现代人应当思考的问题。
《风之影》出版至今已有五年时间了，它在各家图书排行榜上仍然居高不下，目前已印至五十余版，在美洲俨然又引起了新一轮的文学爆炸。另据统计，它已经或正在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向世界五十多个国家传播开去。这部长达五百多页的鸿篇巨制，非但没有让人望而却步，反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轮新的阅读热潮，这不能不说是萨锋的一大成功。所幸他没有重蹈书中卡拉克斯怀才不遇的悲惨命运，这也可以算是对作者和作家们的一大安慰了。虽然大导演波兰斯基对该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萨锋婉拒了大导演的好意，再一次捍卫了书作为书，与其他文娱形式相比的不可替代性。
遗憾的是，《风之影》目前还没有中译本问世。我们在期待的同时，也盼望这股关于书和人类文化深层次思考的风潮早日临及中国。
（于静：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2004级研究生，邮政编码：210093）
直面人生的阴影
李建波
2002年秋在武汉的一次外国文学学术会上，听说《世界文学》编辑部拟于次年初邀请苏珊·桑塔格来华参加学术研讨会。我很是高兴，因为我正在翻译她的小说《死亡之匣》。我拿定主意一定要参加那次会议，以期对她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可是，到了开会的时候，我却因他事缠身未能与会。后来听说桑塔格也因故未能如约出席会议，心中的遗憾感稍稍有所减轻。小说译完等待出版期间，桑塔格于2004年12月28日去世了。
桑塔格1933年出生于纽约。生父杰克·罗森布拉特在中国天津经销裘皮，母亲随夫在中国居住。苏珊和妹妹被留在美国跟祖父母一起生活，由一位爱尔兰裔美国籍保姆照料。五岁那年，母亲独自一人从中国回来了，声称父亲不久也会回来。几个月之后，母亲对苏珊说出了真相：父亲因患肺结核已经不治身亡。年幼丧父当是苏珊对死亡及其意义比较关注的一个原因。七年后，母亲另嫁内森·桑塔格上尉，苏珊始随继父姓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比较聪慧，十五岁进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学习，一年后，转学到芝加哥大学。在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苏珊爱上了比她大二十八岁的社会学老师菲利普·里夫，并与他结婚。婚后，苏珊随丈夫到了波士顿，在哈佛大学继续求学。从1955年到1957年，她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苏珊与菲利普·里夫的婚姻没有维持很久，20世纪50年代末两人就离婚了。毕业后，苏珊·桑塔格在纽约市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教过书，也当过客座撰稿人。从60年代起，苏珊为《纽约图书评论》等杂志撰写文章，成为自由撰稿人。后来，她患上了癌症，因为没有医疗保险，生活异常艰难。靠着朋友的帮助和坚强的意志，苏珊一边顽强与病魔搏斗，一边笔耕不辍。
苏珊·桑塔格一般被称为散文作家和小说家。她的散文也很有名，其中《反对诠释及其他散文》（1968）使她在文论领域有了一席之地。作为小说家，苏珊·桑塔格起步算晚的。三十岁才出版第一部小说《恩主》（1963），《死亡之匣》（1969）是她出版的第二部小说。小说出版之际，《波士顿环球报》评论说：“《死亡之匣》是苏珊·桑塔格写的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黑色小说，卡夫卡式的寓言给人以强烈的冲击，令人心神不安。”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效果在《死亡之匣》的末尾得到了典型体现：主人公迪迪在想象中来到了一连串的墓室。墓室里尸体堆积成山——脱水干瘪的皮囊，皮肉残挂的尸骨。
三十五年过去了，在她的新作《面对他者的痛苦》（2002）里，苏珊·桑塔格似乎还在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死亡之匣》里要写那么多的腐棺僵尸？她似乎想从柏拉图《共和国》的一段描述中寻找人性方面的答案：利奥西斯（Leontius）看到几具被处决罪犯的尸体，既想看又恶心。他用手捂住眼睛。可是想看的欲望太强烈了，于是利奥西斯快步跑到尸体跟前，高声叫道：“看吧，遭诅咒的，将这美好的情景看个够！”据此，苏珊·桑塔格断言，人们具有观看衰老堕落、痛苦扭曲和断肢残躯场面的欲望，尽管观看这种场面的时候，心中不无恐惧和厌恶。
《死亡之匣》所描写的恐怖场面是恐怖心境向现实的投影，是恐怖现实对灰暗心境的强化。人的心境有阳光灿烂的时候，也有阴云密布的时候。拥有阳光灿烂心境的前提必定是生活动力充沛，境遇平顺；而心境布满阴云的原因却往往是生活的动力匮乏，境遇艰难。生活动力匮乏又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原因，或者因为输送环节受阻，或者因为生产动力的机制老化。前者所导致的阴郁心境是可逆的；而生产动力的机制老化所产生的心境阴影则是难以去除的。《死亡之匣》里写的心境阴影属于后者。
小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似乎患有抑郁症的中年人的心境。这个中年人便是迪迪。阴影似乎像棉被一样把迪迪的心境塞得满满的，不仅暗无天日，而且让人透不过气来。人到中年，健康程度渐不如前，世态炎凉充分经验，生活热情逐步降温，心境阴霾的时候自然比童年和青年时期要多一些。这不，迪迪感觉“他本已习惯的浑浊液体正在一点一点地漏走。日子软绵绵的，像彼此挂连的纤维，现在变得松散了。水灵灵的丰满肌体开始脱水，突出的部分变得残缺不全，人不人，鬼不鬼的。浑浊的液体仍在不断蒸发；相互连结的生命纤维失去滋养。死去了。剩下的只是些武断的、令人费解的东西”。尤其严重的是，迪迪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给他以生活动力的“发电机能量越来越小。或者说他感到发电机出了严重故障，变得狂躁起来。喷吐出一股脏兮兮的油，污秽不堪，臭气熏天。无论是人还是物件，任它是粗陋的，还是珍贵的、丑陋的，还是依然算是漂亮的，全被弄得油污不堪。迪迪的天地被污染了，全无用处了，没法再居住下去了”。
对生活绝望了，迪迪尝试过自杀。后来在火车上，他遇上盲女赫斯特，两人坠入情网，引出情爱与寻求拯救的母题。同样在这次旅行中，火车突然停在隧道里，迪迪下车察看究竟，与孤独的修路工人发生龃龉，最终以迪迪杀死工人告以结束。迪迪返回车厢，赫斯特却肯定地说他根本就不曾离开过座位。那么他是否真的杀过人便成了与情爱和寻求拯救母题相互交织的另一个母题。情爱、恐惧、愤怒、懊悔、同情、渴望、焦虑、迷惘，种种情感波澜壮阔，形成小说的看点。小说末尾，情感的波澜在尸体成堆的墓室里平息了下来，变得凝滞、令人窒息。读者似乎也被带到了黑暗心境的中心。
诚如利奥西斯的例子所示，人性中有观看衰老堕落、痛苦扭曲和断肢残躯场面的欲望，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这种场面的恐惧和厌恶也往往成为阻止人们在大庭广众对其进行详细描述的因素。苏珊·桑塔格能在《死亡之匣》中“肆无忌惮”地描写令人恐惧厌恶的景象、揭示一般人不愿触及的尴尬心境，自然有其非同寻常的个性原因。从性格而言，苏珊·桑塔格是个快言快语的人，似乎乐于不计他人反应暴露和揭示难堪的事情和负面的情状。例如，在谈到自己的写作习惯的时候，她说：“我不觉得有必要每天，甚至每个星期都笔耕不辍。不过一旦写东西开了头，我会一坐就是十八个小时，直到突然想起要撒尿。”“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总统宣称，这是一次恐怖袭击，是针对整个人类文明以及自由的挑战，而苏珊则敢于反其道而行之，称这一恐怖活动恰是美国的超级大国外交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她的观点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围攻。竟至媒体使用“萨达姆及桑塔格之流”等词语。苏珊的性格中有其勇于揭丑的一面，在她的写作生涯中，从不流于中庸、不置可否，而总是直面丑陋、针砭时弊、充满挑战性。
《死亡之匣》是一部揭示失意中年人内心世界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揭示20世纪中期迷惘思潮的作品。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的这部小说有着醒目的时代印记。20世纪有两个重要的主题词，这就是“相对主义”和“解构”。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人说，20世纪的世界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主宰的世界。当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在1919年得到证实之后，相对的观念似乎也找到了立论之基。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作为社会思潮的相对主义空前盛行。它对善恶标准提出了挑战，对等级观念提出了挑战，对真实与虚幻的界线提出了挑战。解构的浪潮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社会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成了非常有吸引力的字眼儿，也成了20世纪重大事件的内核。这种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动荡使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感到行动的动机模糊，生活的动力消解，无所适从，身份丧失。在《现代文学中的自我寻求》中，莫雷·罗斯顿指出了一种有趣而又意蕴深远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在一般人看来，20世纪是一段令人振奋的时光，科学新发现给人类以更大的能量，医学新发现，多媒体通讯，探索外部空间等无不令人鼓舞。而在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看来，20世纪人的心中充满黑暗的恐惧和西西弗斯（Sisyphus）式的无奈与绝望。莫雷·罗斯顿引用了阿尔贝·加缪《西西弗斯神话》中的一句话来说明现代人的绝望心境：“在真正意义上，只有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自杀。”
《死亡之匣》中的迪迪就选择过自杀。迪迪，三十三岁，一表人材，收入颇丰，“从不虐待妇女，从来不会丢掉信用卡，洗碗从不会打碎盘子，工作尽心尽责，借钱给朋友出手大方；无论多么疲劳，每到半夜一定出去遛狗。人们很难不喜欢这样的人，灾祸也避他三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自杀呢？在19世纪的作品中，也有不少自杀的描写，可那是因为一些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较易接受的理由：破产了或者贞操丧失等。而在现代的作品中，自杀的理由往往不那么容易说清楚。似乎就是一种对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