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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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
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
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
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7新经理。我说，是吗？
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
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他坚定地说，
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
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她
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
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
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
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
把我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
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
位姓顾的女人了。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地找了去，如果顾家不住
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
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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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夹　　　　农
　　　　夹农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妈叫李怀珠，是个右派，1958年的
冬季在农场劳教时生下他。你觉得这个名字古怪吗？一点也不古
怪。有些人叫延生，说明他是在延安出生的；有些人在北京出生，
叫京生；我还遇到个叫津津的姑娘，是天津市人。李怀珠是在夹边
沟农场生下那孩子的，就叫他夹农。这些年我老了，七十岁了，我
经常回忆起年轻时候的美好的和艰辛的生活，想起在夹边沟生活
过的日子，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来。一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就又
想起夹农来，因为那一段时间围绕着夹农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
　　　　我是1958年3月划为右派分子的。我原在省公安厅工作，丈
夫也在公安厅。我是张掖人，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也就是农村
的一个小地主，家里有二十几亩水浇地。1947年我从张掖师范毕
业。以我自己的想法，师范毕业了，就在张掖县当个小学教师就可
以了，可是我父亲不同意，说我家没有男孩子，就我和姐姐两个姑
娘，姐姐已经出嫁了，嫁了一个山西在张掖做买卖的商人，那商人
那时已经破产了，我姐的生活已经很悲惨了，我一定要上大学，将
来找一个好丈夫，他和我妈的晚年才有依靠。于是我父亲送我到
兰州读兰州大学中文系。在兰大读了两年书兰州就解放了。兰州
是1949年8月26日解放的。在解放兰州的战役打响之前学校就
停课了，——也正好是放暑假的时候——学校里没啥人了，我也不
敢住校了，就住到一个远亲家去了。兰州解放的第四天我就迫不
及待地到学校去了一趟，看什么时候开学。我的亲戚家在小西湖
住，那几天还没有交通车，我就步行着进城去。我路过萃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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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农
也就是西关什字一带的时候战场还没有打扫干净，这里一具尸体，
那里一摊晒干了的血迹，血迹黑黑的。我到了学校，学校里空荡荡
的看不见人，只有门房有人。我问问门房的人什么时候开学，门房
也说不知道，可能还得些日子。于是我心里嘀咕开了：这可怎么办
呀，学校开不了学，家里不寄钱来，我又回不了张掖，——那时候河
西走廊还没解放——光在亲戚家吃闲饭哪行呀。就在我忧愁之
际，遇到了一个名叫章宗昌的同学。他是陕西人，从陕西到兰大来
读书的。我问他学校不开学怎么办呀。他说他已经决定不上学
了，要去参加解放军。——他认识的同学有人已经参军了，说解放
军很欢迎学生参军。他当时还动员我，你的情况和我一样，家里寄
不来钱，干脆咱们一起去参军吧。我当时就同意了，参军就参军，
我早就想参加革命了。于是我们就到军管会去了。那时的军管会
设在后来的兰州饭店跟前，我们去了说要参加解放军，军管会的人
问了问我们的家庭情况说好呀，欢迎你们参军。部队就是缺少像
你们这样的知识人才。可是临到军管会要写介绍信叫我们去部队
报到时我又犹豫了，我说我想参军可是又怕走远了，再见不到父母
了。父母没有儿子，今后的生活要我照顾呢。军管会的人态度非
常好，说怕走远你们就不要到部队去，革命工作干什么都是光荣
的。我们说那还有什么革命工作可干呀。军管会说现在最缺人的
就是治安部门，新解放的城市需要大量的警察维护社会治安。起
先我还犹豫，因为旧社会人们对警察很反感。军管会的人看出我
的心理，说，革命工作干什么都光荣，人民警察是为人民的，也光
荣。我参加革命心切，说那就当警察吧。看我愿意当警察，章宗昌
也同意了，军管会写了条子叫我们到隍庙那儿去报到。隍庙那儿
原来有一所国民党的警察学校，军管会已经接收过来改成了人民
公安学校。
　　　　我和章宗昌去了公安学校报了名，填了表，过几天就通知我们
被录取了，叫我们来参加学习。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兰大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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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比我们高一级的外语系的那秀云和历史系的陈毓明也报名当警
察了。他们是夫妻，已经有个孩子了。
　　　　按计划我们要在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可是兰州市的治安工作
极端缺人，才学习两个月，就把我们四个文化水平高的人调到军管
会工作。陈毓明去水北门附近的军管会反动党团登记处工作，我
们三个人负责经济方面的治安保卫工作。后来省政府成立，我们
就都到公安厅了，陈毓明和章宗昌在二处搞外勤——就是侦察员，
我和那秀云到了政治部搞内勤，就是抄抄写写，搞宣传，办学习班
对基层干部进行理论学习的辅导。
　　　　1951年，我和章宗昌结婚。
　　　　章宗昌出身大资本家家庭，1954年内部肃反之后就把他调到
兰州客车厂管犯人去了。过了一年，河西三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
张掖县要改为省辖市，省公安厅从机关各处室抽调十九个人去张
掖县成立了张掖市公安局。领导说我是张掖人，照顾我回老家把
我也调过去了。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计划中的张掖市并没有成立，倒是嘉峪关
成立了省辖市，于是刚成立的张掖市公安局就撤销了。而在将撤
未撤之际反右斗争开始了……
　　　　我是个马虎人，在省公安厅工作期间，领导始终也没重用过
我，哪儿忙就抽调我去那儿，我自己呢也大大咧咧叫干什么就干什
么，说话也随便。所以在公安厅干了五六年也没当过什么官，也没
挨过批评。我把自己的这种作风带到了张掖市公安局，结果就划
成了右派。真的，我划成右派连我自己都觉得名不副实。像中央
的大右派章伯均当右派是有原因的，他和毛主席争高低，说国家主
席要轮着做；甘肃的大右派杨子恒，有人攻击他提出甘人治甘的口
号是有野心，他还顶人家：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是想治理国家来的。
这些人能不挨批吗？你跟共产党争权嘛。我没那些大右派的资
格，也没那么高的水平说出那么大的话来。我只是在反右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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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农
领导逼着我提意见，我就提了。单位发救济款不发给有困难的人，
却发给当官的，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不是和国民党一样了吗？
结果局长就抓住了我这句话，说我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
我作检查。我也知道这话说得有些偏激，叫检查就检查。可是检
查的时候我说了句我这人毛病多，毛病就像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大家多批评帮我改正。他又逮住我这句话
说，你是一心和共产党对抗到底。散会后找我个别谈话。我们的
局长是坏蛋，是个色鬼，经常和女同志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经
常用很色的眼睛看女人。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
室，叫我坐在他的床上，他搬把椅子离得很近地坐着，色迷迷的眼
睛看着我。我本来就对他很反感，他又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就说
他：你离我远点。这一下我可是得罪他了，过了一天他就布置人开
我的批判会，要把我打成右派。我不服气，跑到专署去找公安5二处
长黄钲，说我们局长要把我打成右派。那时候我丈夫章宗昌已经
划成右派了，从兰州客车厂送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监督劳动。黄
钲是老公安，认识章宗昌，也知道他已经去四工监督劳动了，我带
着两个孩子很难，就去找我们局长说情：戚淑英是个有口没心的
人，言论性质也不太严重，她男人已经划成右派了，她还要带几个
孩子过日子，就不要把她搞成右派了。黄钲的说情可能起了点作
用，局长叫秘书跟我谈话。秘书对我说，局长讲了，只要你揭发另
外两个女同志的问题，就不把你划成右派。我当时想不通，心里也
委实不忍心把那两位女同志搞成右派，就问秘书：这是局长说的话
吗？秘书说是局长说的原话。我说是局长说的不是局长说的空口
无凭，你叫局长给我写个条子，写个条子我就揭发别人。秘书回去
照实汇报了我的话，局长可是火了，跟秘书说，啊呀呀，这个女人真
厉害，她想抓我的把柄。这一来他就怀恨在心了，一定要把我整成
右派。可是当时的局党委七个人，听他话的只有三个人，他不能强
行通过表决把我打成右派。于是他就把我吊起来拖着。拖着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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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着，偏向我的领导调走了两个，他的人占绝对多数了，1958年3月
初就把我划成右派了，而且对我的处理比对我丈夫的处理还重：开
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第二天，我回了一趟家，把两个孩子放到
我姐姐家，和父母说了我的情况。转天我就去地委办手续。地委
的李英秘书认识我，一看我是来办去夹边沟的手续的，偷着跟我
说，像你这样的右派是可以回家自谋生计的，你就回老家去吧，到
夹边沟干什么？我说我没有家可回了。他说你不是张掖县平安堡
的人吗？我说我是张掖人，可是土改以后我们家的土地被没收了，
留给我父母的几亩土地我父亲也交给农会了，我父母土改后就离
开平安堡投奔我姐姐和姐夫去了。父母在人家房檐下过日子就够
难肠的了，我再去姐夫的房檐下过日子那日子不好过呀。
　　　　李秘书叹息着给我开了介绍信。翌日我就自己坐火车到酒泉
县去了夹边沟。那天是三月八日，世界劳动妇女的节日。
　　　　在我的记忆中夹边沟农场有三千人劳动教养，大部分是右派，
一小部分是在反右斗争中有言论问题的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人
们都叫我们劳教犯，尊称劳教分子。
　　　　三千人中有十九名女右派。十九名女右派编成一个女子组，
归农业大队的一个分队管。女子组的组长是那秀云。
　　　　我到夹边沟的时间还算是早的，只到了五六名女右派。大批
男女右派是四、五、六三个月送到夹边沟来的。以后零零碎碎来了
些人，那是没完成右派指标的单位补漏补进来的。
　　　　李怀珠和毛应星比我来得晚，是六月底来到夹边沟的。毛应
星你知道吧，就是文革中被枪毙的那个女右派。李怀珠是河北省
人。我不记得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了，反正她是大学毕业生。她
和毛应星都在兰州农校当老师，一起划成右派，一起押送到夹边沟
来的。李怀珠长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她的皮肤和毛应星成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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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反差：毛应星是南方人，黑黑的皮肤，典型的南方人。
　　　　我们十九个人住在一个小院里。我说的小院实际上就是把一
栋平房从中问砌了一道墙接到前边一栋平房的墙上，把我们住的
几间房和另几间房隔开，就成了一个小院。那边的几问住着男右
派。小院的前后左右都是男右派。女右派的房子里砌了土炕，虽
然没有柴草烧炕，但比男右派强多了——男右派住地铺。同样大
的房子，男右派十二三人住一间，女右派一问房子住四五个人五六
个人。
　　　　我和那秀云、李怀珠、豆维柯四个人在一间房睡一张大炕。
　　　　那秀云，我前边不是说了吗，1949年我们一起参加工作一起
到省公安厅政治部当内勤的。和我丈夫一样，她丈夫陈毓明也是
在内部肃反后调出了公安厅，在省劳改局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
陈毓明五七年也划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那秀云是在公安
厅划成右派的，也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她们两口子已经有四个孩
子了，划成右派后把一个送了人，三个托放在亲戚家里。
　　　　豆维柯是省交通厅送来的右派，那年二十三岁，是宣传部的干
事。她也是撇下两个孩子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初到夹边沟右派们
都痛不欲生，近乎活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很简单：一是离开了原先
工作的岗位，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在戈壁荒漠上生活，吃不饱，住不
暖，落差太大。再就是巨大的思想压力——大部分右派都是二十
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四九年前后一腔热血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
下子就成了右派成了阶下囚，思想上的确解不开想不通，觉得这一
辈子完蛋了，活着没意思了。还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来自家庭：配偶
离婚，孩子没人养育，老人没人管，真是妻离子散……
　　　　我们女右派的院子里，只要收了工休息下来互相一说话，一问
对方的历史，就有人哭起来。一个人一哭，其他人也就同病相怜痛
哭起来。经常是一个房子的人哭成一片。
　　　　我们当中最悲伤、悲痛欲绝的是张启贤和李怀珠。张启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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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