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7年3期-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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竦痴阃∈≌飨粕芨f积极抗口，曾专程从重庆来浙江．1939年3月22口，周恩来到两天目，下榻留椿屋，当天晚上就与黄绍竑会晤，共商国事。第二天，黄绍竑在留椿屋会客室主持召开浙西行署军政要员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团结抗日的重要讲话。周恩来此行时间虽短，却巩固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使两天日一度成为浙江抗日救亡的中心。
多少年以后，已经长眠于地下的周恩来恐怕不会想到，有一群热爱他、景仰他的热血青年和他们的父母，因为痛恨和反对迫害他、残害国家人民的“四人帮”而被抓捕关押，其有五个人就囚禁在留椿屋。
现在回想起来，曾经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叱咤风云，又身为共和国堂堂总理的周恩来，在那场生死存亡的政治路线斗争中，却也有着旁人无法想象和理解的无奈。在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周总理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其实是充满了忧虑的。1975年9月7日，在北京城内北海两岸边一座不引人注目的灰色楼房里（周总理病重以后一直移居在这里，这儿临时做了他的医院，又是他工作和会客的地方），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的周总理从病床上起来，撑着虚弱的身子，在这里接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接见国际友人。周总理当时说的第一句话让所有在场的人都震惊不已：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虽然周总理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不无欣慰地告诉罗共中央书记维尔德茨：现在，我们的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周总理所说的副总理指的就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但当接见完毕，总理应身边的工作人员请求和大家一起合完影后，谁也没有料到，总理竟一反常态，意味深长地说：希望你们以后在我脸上打叉。这句看似调侃的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情都沉重起来。周总理对邓小平的允分信任和对中同在他离去以后会走向何方的巨大担忧，在这一次外事活动中表露无遗。
以后的事实证明，周总理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灭，而是他作为一个有丰富革命历史斗争经验的政治家，面对党内那些急于篡党夺权的阴谋家所产生的某种预感。果然，周总理尚在病榻弥留之际，一系列再揪走资派的言论又开始甚嚣尘上。
“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民主派！”
“现存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礼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存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
“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无怪乎人们对1976年寒冬里周总理的辞世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悲怆；无怪乎群众后米会自发地走上街头，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哀悼这佗革命一世两袖清风的伟人；更无怪乎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会群情激愤，对迫害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王张汀姚进行了公开的斗争。
留椿屋作为1939年和1976年历史风云的见证，让两个相距遥远的时代因为它而发生了某种勾连。
当留椿屋真正展现存我而前时，我惊讶于它的素朴和简陋。这是一幢面积大约在三四百平米的石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墙围用大块的山石牟就，小青瓦的屋顶，小小条的地板，虽然设壁炉，配有专用厨房、餐厅、会客厅，水、电、卫生设施一应俱全，但相比我想象中住过蒋介石、周恩来、胡蝶这样的大人物的寓所，还是显得不够气派。我注意到留椿屋所有房问的窗户外面都是铸铁的窗栅栏，这使得这幢虽然素朴却仍然漂亮的小楼，微微露出当年曾经囚禁过犯人的阴森寒意。我问陪同我们来留椿屋的天目山管理局局长，这些铸铁的窗栅栏是别墅原有的装置还是后来加上的？局长很年轻，他并不知道1976年发生存留椿屋里的政治风云，自然他也无法回答铸铁的窗栅栏的由来。
毛宁和晨光一到留椿屋就直奔二楼寻找各自当年被关押的房间。我拿出来之前毛宁为我画的一张牢房分布图，对照实地场景一间一间地看，一间一间地拍照，一间一间地寻找当年可能遗留的蛛丝马迹。我发现毛宁的记忆力和方位感是惊人的准确，他事先给我画的各个房间的位置和现场几乎一模一样，可见当年关押他们的留椿屋已深深地刻印在毛宁的生命里，永远也抹不去。
我曾经去过《红岩》中描叙的白公馆、渣滓洞，我也去过上饶集中营，那样的监狱是一目了然的，血腥和残酷会从每一丝墙缝和每一坯泥土中钻出来，向你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故事，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阵营壁垒分明，每一个时刻准备慷慨就义的坐牢者都有一种共产主义信念的支撑和一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的期盼。然而，1976年关押在留椿屋的每一个犯人从头至尾感到困惑的是：谁把他们抓来？谁将他们关押？他们五个人中间，有两个是共产党的十部——许阿姨和王叔叔，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有两个是共产党人的后代——毛宁和晨光，他们的父母都足跟着共产党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唯一的平民子弟大耳朵，爸爸妈妈也都是对党绝无二心的普通老百姓。然而，他们坐牢了。虽然留椿屋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监狱，但是，荷枪实弹看管他们的战士；丧失自由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羁押；每天都要面对的凶神恶煞般的审讯，这一切都明明白白告诉他们：他们坐牢了，留椿屋就是关押他们的牢房。
我仔细地看了留椿屋楼上楼下的每一个房间，楼下最大的一间是会客室，据说就是当年关押这批犯人时的审讯室。这是一间大约二十多平米的长方形的房间，进门左侧有一座壁炉，炉台上摆放着周恩来三十年代来留椿屋时身着戎装英俊挺拔的黑白照片，周总理炯炯有神的双眼仿佛穿过历史的烟云向我们投来亲切的目光，但这亲切的目光此时却似乎不能拂去我身上骤起的寒意。我不知道是我们去的那天天气阴晦，还是窗外遮天蔽日的大树挡住了光亮，会客室里阴气森森。会客室旁边有几间屋子。当年是看押他们五个犯人的战士住的房间。
会客室门正对着楼梯，楼梯拐弯处是一间大约只有三四平米见方的小屋。小屋背阴，终日不见阳光。晨光告诉我，这就是当年关押他的房间，小屋只能放进一张小床，一张小桌，一把椅子。小床小桌和椅子之外，进门拐角处放了一只马桶，那是让晨光方便的地方。一天二十四小时，吃喝拉撒睡，晨光都是蜷缩着身子在这样一块弹丸之地解决问题，伸胳膊伸腿都很困难，转个身都会磕着碰着。
我看着晨光一米七几的个儿，问他，你那么高的个子，一天到晚呆在这个小屋里动也动不了，怎么熬过来的呀？
晨光指给我看小屋门对着的墙上一扇小小的带玻璃的钢窗，这扇窗不能打开，只能向外朝上推起大约二十公分。晨光说，就是这窄窄长长的二十公分缝隙里钻进来的毛竹的清冽的气息救了他，他从这种气息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搏动。晨光的心和层层叠叠的绿色竹子融合在了一起，他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在窗前透过这条缝隙数毛竹，数毛竹上的每一片叶子，数叶子上的每一滴露珠。每天数出来的数都不一样，那就从头再数。做这样的功课需要很专注，稍一分心，长得分不清彼此的毛竹和竹叶就会在眼前幻化为一团绿雾，那就只好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然后重新开始。
上到二楼，才是关押这批犯人的主要场所。二楼一共四间屋子。朝南最大的一间屋子宽敞明亮，两扇大大的窗户像镶嵌了两幅山水油画的壁挂，使整个房间陡然生色。
毛宁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情对我说，1976年的夏天和秋天他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后来离开留椿屋时，他曾在这间房间的墙上题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将要被释放的激动心情。可惜毛宁当年的笔墨如今已不见一丝一毫的痕迹，被重新装修过的留椿屋，墙壁上全部贴了厚厚的色彩俗气的墙纸，我相信当初装修这些房间的人们在往墙上贴墙纸时，目光绝对不会在毛宁写下的笔墨上停留，历史的湮没有时候常常来自后人急于不断更新的热忱。我试图寻找墙纸的接缝处是否会留下一丝裂纹，但一无所获。墙纸掩埋下的诗文恐怕只能和那段久远的历史一起浅吟低唱，感时伤怀了。
毛宁还告诉我，楼梯上来左侧西南向的那间屋子是囚禁大耳朵的房间，东南向那间狭长的屋子则是关押阿斗妈妈许阿姨的地方。许阿姨和阿斗爸爸刘叔叔当年在家中被抓后，先是都关在米市巷监狱，刘叔叔和我哥我爸我姐等一行七人被公安部押送北京后不久，许阿姨就被转移到留椿屋来了。我发现关押许阿姨的房间和隔壁一间房间其实是连通的套间，中间隔着一个厕所，厕所两边都有门，通向两边的房间。厕所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早被钉死了，那个房间里关押的就是蛐蛐儿的前女友J的父亲王叔叔。毛宁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许阿姨每 天都会在她的房间里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每次带她到楼下会客厅去审问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许阿姨都会在穿过走廊和走下楼梯时弄出很响的动静，他猜想许阿姨是想以此引起关在这里的其他犯人的注意，寻找时机弄清楚身边难友的身份，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和自己有某种联系。因为通往厕所的门被钉死了，王叔叔是要到毛宁房间来上厕所的，虽然站岗的警卫总会提前采取措施，不让他们互相照面，但毛宁还是从王叔叔的脚步声、叹气声和呼吸声中慢慢熟悉了这位应该是父亲一样的长辈。
我始终没有想明白当年关押在留椿屋的五个人中间为什么毛宁规格最高，待遇最好，一个人住着朝南的最大的房间。论年龄他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论身份他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若硬要寻根究底，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勉强说得过去的解释，那就是：他是“总理遗言”案最最外围的成员。
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体育老师，年龄要比我哥他们大七八岁，既不是同学，也算不上哥们，后来被公安部门定性为“总理遗言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他压根儿就没有参加。唯一和我们连得上瓜葛的，是我母亲和他母亲战争年代曾在一起经历过共同的炮火，他母亲在战地保育院生下他时，我母亲就在旁边。由于这样的历史渊源，我们两家的孩子一直走得很近。
毛宁家住的孝女路8号和我们家的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只隔着一条弄堂，站在我们家的凉台上甚至可以看到毛宁家的某一扇窗口。
是我哥哥将蛐蛐儿带到毛宁家去的。毛宁比他们要大得多，当时在我哥哥和蛐蛐儿眼里，毛宁总是穿着发黄的旧军衣，脚蹬一双那时候最时髦的灯心绒松紧带懒汉鞋，很神气，很成熟。更让蛐蛐儿总愿意和毛宁在一起的是，他认为毛宁很有本事。他会用刻刀在石头上刻毛主席头像，在木板上刻马恩列斯的头像；他会教蛐蛐儿寄信时在邮票上刷一层薄薄的糨糊，这样邮戳就会盖在糨糊上，然后把用过的邮票收回来泡在水里，邮戳就和糨糊一起泡掉了，邮票晾干后还可以再用；他给在东北插队的两个妹妹寄包裹邮费太贵，他会将红枣、肥皂、电池、月饼等物品用报纸裹卷成筒状，当印刷品寄。毛宁层出不穷的歪点子让蛐蛐儿对毛宁崇拜不已。
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我哥哥、蛐蛐儿，我们都是杭州市天长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文革”初期我爸爸还没有被打倒，我和哥哥自然都是革命干部家庭的孩子，属于红五类子女，很自豪，很荣光。我们第一批加入了红卫兵，我哥哥还担任了红卫兵团团长。蛐蛐儿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这个成分在“文革”初期有点微妙。第一批红卫兵中没有蛐蛐儿的名字，这让他很沮丧了一阵。后来，我哥哥几次在讨论发展红卫兵新战士的会议上为蛐蛐儿和其他几个成分不好的同学说话，强调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没过多长时间，发展第二批红卫兵时，蛐蛐儿光荣入围。
1967年初，蛐蛐儿容光焕发地来我们家，给我和我哥哥看一张16开的油印的《红小兵报》，上面有新闻，有通讯，有本报评论员文章，有读后感，甚至还有诗歌和散文，各种文体的文章五花八门，一份报纸像模像样。我和哥哥注意到，报纸上所有的文章几乎都是一个署名：小辣椒。我们问蛐蛐儿这份报纸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小辣椒”是谁？蛐蛐儿得意地一笑：我编的，文章也都是我写的。我问蛐蛐儿，那么这个小辣椒就是你喽？蛐蛐儿诡秘地点点头。我和哥哥有点不相信那张报纸真是蛐蛐儿的杰作，我们问他，那蜡纸是谁刻的呢？我和哥哥都知道蛐蛐儿的字像他的绰号一样曲里拐弯，根本没有这么漂亮。蛐蛐儿不好意思了，说，字是毛宁刻的，排版、油印也是毛宁干的。
现在回想起来，蛐蛐儿从那个时候就表现出他的文学才华和创作天赋，一张《红小兵报》上的所有各类体裁的文章全是他一人撰写。毛宁告诉我，有时候排完版，文章不够，报纸开了天窗，蛐蛐儿会坐在一旁，咬着笔头皱着眉头想一会儿，然后大笔一挥，刷刷刷，不到几分钟，一篇补白的文章就写好了。
蛐蛐儿和毛宁共同编印的《红小兵报》办了一期又一期，我哥哥也参与到其中。开始只是散发，后来还上街去卖，两分钱一张的报纸居然经常脱销，有的同学买报纸时会付一毛钱甚至两毛钱，并豪爽地说不用找了，实际上他们是对这张小小的报纸的支持。报纸卖的范围很广，影响很大，“小辣椒”的名字也迅速蹿红。那时候，杭州市各学校的红卫兵分成了两派，红一司和红i司，红一司的袖章是黑字，红三司的袖章是黄字。《红小兵报》作为红一司外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