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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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玩意儿，并且虽然不受欢迎却很有必要地提高了邮资。不幸的是，戴更擅长于发表一些含糊不清、毫无必要的公开声明，而不是通过他的副手威廉·布劳利去处理一些实际的政治问题。”在跟布劳利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执之后，布劳利转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去工作，戴自己离开政府的决定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内阁里另一位往往喜欢公开发表同政府政策有分歧的个人见解的阁员，就是商业部长卢瑟·霍奇斯。就象有些劳工领袖怀疑戈德堡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亲劳工的而后退得太远那样，有些人也指责霍奇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亲企业界的而走得太远了。他剥夺了享有威望的企业咨询委员会在政府里的特权地位，他发表了一些有关商业道德的抨击性讲话，这两件事损害了他同许多最有影响的“追随者”的关系。霍奇斯是内阁里年纪最大的人，又是一个成功的南方企业家和政治家，他的形象有助于搞好同国会和企业界某些人士的关系。他朝气勃勃地在努力使一个长期缺乏有效领导的部恢复活力，他在重新推动扩大出口贸易方面是富有想象力的，而在解决钢铁价格的危机中则是很有帮助的。但是除了少数例外，他的部属是不能跟麦克纳马拉、狄龙和鲍勃·肯尼迪聚集起的那些助手们媲美的，而且总统也倾向于听取狄龙、赫勒和私人顾问们所谈的关于企业预测和企业界的观点这两方面的情况。虽然对于1962年政府与企业界的紧张关系，肯尼迪总统并不认为霍奇斯有什么责任，可是他当时却短暂地考虑了一下：一个在企业界享有较大的信任的商业部长为什么不可以把关系搞得比较好一点。但是要想换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新人得具备下列条件：（1）完全忠于肯尼迪，忠于他的政党和他的政治纲领，（2）受到企业界领袖们的热烈欢迎，（3）愿意放弃他现有的地位和收入，接管那个通称商业部的臃肿的官僚行政机构。肯尼迪在195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会见霍奇斯时，霍奇斯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他倒愿意干这个工作，他也是忠诚的，而且他在企业界也正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所以结果并没有更换。
农业部长奥维尔·弗里曼和内政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比霍奇斯更为精力旺盛、更富于进取心。他们同国会的关系同样搞得不错，并且对总统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由于总统不可能象对待国家安全事务那样，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他们部门的问题上，所以他们跟霍奇斯一样，在对总统施加影响方面也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弗里曼，这位明尼苏达州的前州长，受到了总统的极大尊敬，特别是奥维尔曾认识到，他的任务在肯尼迪看来并不是在政府中代表农业界的利益，而是在农业方面推行政府的种种目标，包括减少库存补贴。
当肯尼迪政府因为比利·索尔·埃斯蒂斯利用上届政府的棉花和谷物计划操纵市场而对他提起公诉时，弗里曼毫不迟疑地把三个受了埃斯蒂斯贿赂的农业部雇员（从农业部的十万名雇员中）开除掉，而且亲自查明联邦经费并没有遭到损失。他没有等国会进行调查就采取了行动。当国会开始调查的时候，调查小组存心寻衅，可是当调查小组离开时，却不住地赞扬他的较为严格的管理。
弗里曼起初并不想接下管理这个臃肿部门的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在本森当部长的时候，农业部的雇员人数大增，而全国农场主的人数却有所减少，以致国会半开玩笑地考虑到，该部所需要的是农场主而不是需要雇员。肯尼迪遵照自己定下的一条规则，他的内阁中是不用竞选失败的政治家的，因此起初也并不想邀请弗里曼担任这个工作。但是农业部长的人选很快就收缩到两个竞选失败的政治家身上了，这两个人都是由于跟肯尼迪的政见及宗教信仰一致而丢失了选票的。他们是弗里曼和前众议员乔治·麦戈文。肯尼迪任命弗里曼为农业部长，而把同样献身于他的麦戈文安排在白宫去负责新扩展的独立的“粮食用于和平计划”的事务上。这两个人都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失败主义的征象来。
亚利桑那州的众议员斯图尔特·尤德尔始终没有竞选失败过。他在国会的经历促使他为了他的部门和政党的利益采取一些跟白宫的政策并不总是一致的独立、大胆的行动，并发表一些跟白宫的政策并不总是一致的声明，但是，这也使他能够成为总统跟国会联系的另一条渠道，并成为一个有力的竞选者及竞选顾问。
说来很巧，我首次会见弗里曼和尤德尔都是在很特别的时刻，虽然总统早在1955年无意中就和他们俩会见过了。1959年国会休会以后，尤德尔在凌晨三时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宣布他拥护肯尼迪做总统候选人。1960年春天汉弗莱退出竞选以后，我为了谋求获得明尼苏达州代表们的支持，在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代表大会休会以后的凌晨四时，我同奥维尔一起曾在圣保罗的简·弗里曼家的起居室里喝他家自制的热巧克力饮料。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尤德尔曾呼吁大家拥护肯尼迪。
总而言之，肯尼迪内阁的成员是一群很有才华的人。在就职前的那个星期天，总统在棕榈滩工作，全体阁员除了少数几个人没到场外，都聚集在阿瑟·戈德堡的家里，举行了第一次非正式的聚会，把早餐和午餐并作一顿，吃着熏鲑鱼和炸面饼卷。
我当时感到极为高兴，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少数几个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会见自己的一些同僚。有些人在到达时可能还无法肯定别的出席者是些什么人，或者甚至无法肯定熏鲑鱼和炸面饼卷是些什么玩意儿。但是从这第一次会议之后，他们就一直是一个和睦的团体，一个忠诚的团体。没有一个人试图牺牲他的同僚或领袖的利益以增进他自己的政治利益。大家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利益和特性从属于约翰·肯尼迪的利益和特性。
在次于阁员一级的职位上效力的具有阁员才干和能力的人，其人数之多也是不寻常的。除了上文提到过的那些人和往后要提到的国务院内的各种各样人材以外，还包括那些不可或缺的副手或副部长，诸如国防部的吉尔帕特里克，商业部的古德曼和罗斯福，财政部的鲁萨和福勒，司法部的卡曾巴赫和农业部的墨菲等。爱德华·R·默罗大大地改善了美国新闻署的工作，改善了它在国会以及在世界上的形象，并改善了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发言权。宇宙航行局局长韦布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西博格都以非凡的才能履行了他们的职务。肯尼迪赞赏的助理部长和局长有：劳工部的埃丝特·彼得森和吉姆·雷诺兹，财政部的萨里和卡普林，司法部的马歇尔，统计局的斯卡蒙，以及国防部的万斯和尼采这些助理部长和局长。他感到很放心地把文官事务交给梅西，地区事务交给托布里纳和霍斯基，联邦采购事务交给布延，航线事务交给哈拉比和博伊德，进出口银行的事务交给林德。他经常就司法部副部长权限以外的法律事务同阿尔奇·考克斯商量。他还为那些被委派在制订规章的机构里的人员的才干感到骄傲，如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卡里、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米诺、联邦动力委员会的斯温德勒和国家劳工关系局的麦卡洛克等。
取得通力合作
约翰·肯尼迪从他集合起的各式各样人材那里，吸取了他鼓励他们发表的各种不同的意见。他也知道，这么多意志坚强的人在一起共事，不可避免会时时发生职权范围方面的冲突，这是他并不加以鼓励的。
他也几乎无须去鼓励他们。例如，“粮食用于和平计划”办公室要求农业部给予它较大的独立性，农业部则要求国务院移交给它某些职权，而国务院又要求减少财政部在国际收支方面的职权。财政部对于司法部阻碍银行合并感到恼火。司法部发现商业部在保障民权方面软弱无力。商业部在一些海员罢工事件上同劳工部纠缠不清。劳工部在处理季节性农业工人的问题上又同农业部意见不一。农业部在国立公园和国有森林问题上同内政部发生争执。内政部指责联邦动力委员会妨碍有秩序地发展动力，而肯尼迪任命的联邦动力委员会的官员们自身也发生了分裂。
这些争端以及诸如此类的纠纷——民用航空局与海军航空兵之间，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与空军之间，陆军工程兵与农垦部队之间，国务院与商务部之间，国防部与中央情报局之间——并非都是由总统亲自解决的，虽然其中有许多是如此。有些是由白宫和预算局解决的，有些是由当事者双方自行解决的。有些则无限期地积压下去，尽管劳工部与商务部、国务院与国防部、农业部与内政部之间一贯存在的对抗状态明显地有所缓和。肯尼迪知道如何使激动的情绪缓和与平静下来，以及何时应对相持不下的部门的观点加以抑制和平衡。他由于了解情况比较全面，所以看得较为广阔。肯尼迪为了使他的最高领导层保持异常的协调，作出种种努力，使每项政策都能得到主要执行者的支持——举例来说，这样他并不认为他能在军事预算问题上过分压参谋长联席会议，或者在国际货币改革问题上过分压财政部长狄龙。
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这件事与其说是个事例，不如说是个例外。在一次讨论国际收支问题的会议结束时，总统告诫所有与会的人都要保守秘密。财政部长狄龙嘟嘟哝哝地说，已经太迟了，让·莫内已经在巴黎谈论这些建议了，肯定是国务院把它泄漏出去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对于财政部控制这方面的外交活动原已感到愤懑，听到这话，就尖锐地反唇相讥道，狄龙的话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莫内谈的一些建议纯属其个人见解。总统在离开会场之前使大家都平静下来，但事后在他的办公室里却对我说道，“我希望这件事并不意味着道格拉斯和乔治之间有什么恶感。要是真有的话，那也应是本政府里发生的仅有的一次。”
尽管这可能是过分乐观了，但是他的助手们为使他获致成功所作出的贡献，实际上的确促成了一种异常团结的局面，而肯尼迪也为此感到很自豪。内阁里没有什么派系，搞阴谋更是没有的了。当然，不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六个部的部长在古巴危机期间感到多少有点被忽视了。那些因为减税的需要而预算遭到削减的部门，对于减税的建议是不起劲的。那些不常受到邀请参加肯尼迪公余的社交活动的人，可能对麦克纳马拉一家和狄龙一家感到有点嫉妒，或者，如果他们本人并不感到嫉妒的话，他们的夫人无疑是会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在政治或哲学的路线上，并没有明显的或者持续不断的分裂。
然而，要使在联邦薪俸名单上的近三百万名男女文职和军事人员形成一部运转自如的政府机器，所需要的还不只是友好情感和伙伴关系。肯尼迪在这方面采取的三种特别的处理办法是值得一提的：（1）改组决策的行政部门；（2）各种公开声明要经过审批、要口径一致；（3）更换人员。
决策过程
肯尼迪把有关外交、内政、立法和政治方面的非凡的第一手知识带进白宫，但是缺乏行政部门方面的经验。他一向是对政策而不是对行政管理更感兴趣，后来他还承认，“从当参议员到当总统，这里边可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开头的几个月中，是感到非常困难的。”他在整个任职期间，一直不断地改进各种行政程序，但是从一开头，他就反对那种把总统职务当作集体化和刻板化的东西的概念。他没有采纳艾森豪威尔离职时的建议——设置一个政府首席部长来监督所有外事机构。他放弃了由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象公司董事会那样集体作出决定的惯例。他废除了白宫班子的会议和每周的内阁会议的做法。他废除了白宫班子的金字塔式结构，还废除了总统助理谢尔曼·亚当斯式的职务、白宫班子秘书、内阁秘书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等。所有这些，在肯尼迪看来都不过是在总统和负责官员之间没有必要地强加上的一些文牍工作和机构。他废除了几十个部际委员会，那些机构的专职是就一些过时的问题提出成批的建议。他对那些冲淡和分散了他的权力的组织体系图和指挥系统是不大重视的。他对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建议并不感觉兴趣，因为这些建议把达成最低限度妥协的选择方案都窒息了。
相反地，他依靠非正式的会议和直接的联系——依靠总统个人的白宫工作班子、预算局和特别工作小组来为他的决策进行调查和说明问题——依靠总统的特使和总统经常的电话联系和备忘录——依靠把自己人安排在各个战略据点上。特别是在1961年，特别是在一些国家安全事务上，他把直接负责的或者具有第一手材料的低级官员或专家召到白宫去商谈或打电话给他们。当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问题时，肯尼迪说，“总统不能管理一个部门”，但是他至少可以起到促进的作用。……政府中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让公文在办公桌上搁的时间太长了。……总统的作用之一就是设法使公文运转得快一点。否则天塌下来的时候，你也只好等着。
有个记者把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在取得协调动作方面的方法比作橄榄球和篮球之间的差异。艾森豪威尔的做法是靠定期的战术磋商和严格的分工，而在肯尼迪的政府中，则所有的成员都在不断地行动。
肯尼迪也召开战术磋商会议，但是仅仅在必要时才召开，而且也只请必要的人参加会，即那些他需要听取其正式观点的人，或那些他希望听取其非正式意见的人。对此，他根本不拘礼节，也不问是否有此先例。虽然与会者由于议题不同而经常更动，但并不是随便凑合的。在召开讨论对外政策的会议上，麦乔治·邦迪负责确保不漏掉一个有关的负责官员，不漏掉一个有关的观点。而在召开讨论内政事务的会议上，我则力图做到这一点。例如，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