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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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在星期日敦促他——但没有举行一次可以听取一下军方和中央情报局意见的正式会议——按照以前商定的美国避免公开卷入的原则，取消星期一清晨的袭击。总统同意了这个结论。第二次攻击被取消了。中央情报局极力反对，但是他们虽然有机会，却决意不把问题直接提交给总统。大家全希望第一次打击会使卡斯特罗的空军受到足够的损失，正如最初报道的那样。星期一的事态表明这些希望已落空之后，那天夜里又准备重新进行第二次打击，但是云层密布使得这一次拖延成了致命的事。打算通过消灭T－33型飞机和其他飞机以消除海滩上空的威胁的最后机会幻灭了。事实上，原定为关键性的第一次打击，后来证明是非常无效的，没有理由认为，第一次打击后幸存下来并被分散隐蔽起来的卡斯特罗的空军，会在第二次打击中被歼灭掉。

　　因此，总统推迟星期一清晨的空袭一事，对于星期三下午如此不光彩地结束的这场冒险行动，只起了较小的作用。总统后来告诉我，早在星期一清晨之前，败局就已经定了。当这项计划的基本前提已遭到破坏，如果他撤销整个行动计划，而不仅仅是第二次空袭，那他就明智多了。因为他那时已经明白，他实际上批准了一个和他以为自己所批准的东西毫无相似之处的计划。猪湾事件的关键就在这里。

　　事后看来十分清楚，他实际上批准的东西在外交上是不明智的，而在军事上则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他认为自己所批准的东西在当时看来外交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彻底失败的可能性也很小。设想和现实之间如此大的差距，竟然在一个这么危险的问题上出现在这么高的领导层里，这反映出了整个决策过程中存在着惊人多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官僚主义的势力可以代替政策领导者来决定问题。

　　1．总统认为他所批准的是一千四百名古巴流亡分子静悄悄地尽管是大规模地重行潜返其祖国的行动。他得到保证说，按照他的标准修改过的计划是一次基本上似乎全由古巴爱国者所进行的不引人注目的、悄悄的登陆，其中空袭是保留下来的唯一真正发出喧闹声的行动。事实上，古巴流亡分子的登陆事先已被大加宣扬并被蓄意鼓吹为一次“入侵”，而且对他们的人数也故意大加夸张——这一方面由于流亡团体和官员希望鼓动古巴人民加入他们的队伍；一方面也由于卡斯特罗初则想要夸大他面临的危险，随后又要宣扬他的胜利；一方面还由于拟标题的记者觉得“入侵”听起来要比一千四百人登陆的提法更加耸人听闻。中央情报局甚至向麦迪逊大街代表流亡分子政治阵线的一家公共关系公司口述了战报。为了掩盖美国扮演的角色，我们接受了军事上的种种限制，可是结果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不仅十分明显而且被过分夸大了。

　　2．总统认为他批准的计划是，万一流亡分子未能守住并扩大一个滩头堡的话，他们就可以根据计划与山区的其他叛乱分子一起展开游击战。事实上，他们接到的却是相反的指示，即万一失败，就退到海滩上。他们曾使总统相信，附近地区是不适宜于展开游击战的，而且绝大多数突击队成员全没有受过游击战训练；他们原来使他确信流亡分子可以逃往埃斯坎布雷山区，但从海滩通往该山区有八十英里，道路如此漫长，而且到处是沼泽地带还布满了卡斯特罗的军队，所以这根本不是一个现实的可供选择的办法。负责这项行动计划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甚至从未计划这样做，而且他们既未告诉总统他们认为这种选择是不可取的，也没有告诉流亡分子这是总统的计划。

　　3．总统认为，他正在让古巴流亡分子——以其革命委员会和突击队领导人为代表——去作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在没有美国明显的支持下为了解放他们的国家而使自己冒生命和失去自由的风险。事实上，大部分突击队员都有一种错觉，即认为在必要时，美国武装部队会公开和直接地援助他们，以消除空中威胁（估计会用喷气式飞机），保证他们的弹药供应并使他们免于失败。这一错觉显然是在他们同中央情报局的接触中产生的。他们也错误地推测，一支更大的流亡分子部队会和他们一起登陆，古巴的地下组织或游击队会同他们会合，而且在岛上另一处的登陆也会牵制住卡斯特罗的部队。（实际上，一种小规模的牵制性的登陆是列入了计划，但是在两次尝试后被取消了。）总统并未获悉他们的设想，正象他们也不知道总统的设想一样。同样地，革命委员会基本上未被告知登陆情况，而且基本上和突击队失去了联络。革命委员会主席何塞·米罗·卡多纳博士认为只有美国武装力量可以推翻卡斯特罗，但他也没有把肯尼迪的密使送来的信件传达下去，这封信说美国不愿给他们军事援助。

　　4．肯尼迪总统认为他批准的这项计划，预计将在古巴地下组织、叛逃军人，以及到一定时候还有叛变的人民的一场起义运动等配合之下，来取得成功。事实上，卡斯特罗的名望和他的警察国家所采取的手段，辅以轰炸和登陆行动后立即进行的大逮捕，其作用竟然远比行动计划的制定人所声称的更为有力。而且，计划制定人不惊动卡斯特罗的部队就无法使地下组织警觉起来。正如古巴地下组织不信任流亡分子中的某些右翼领导人和突击队成员①一样，中央情报局也不信任他们中的某些左翼领导人，这种情况进一步损害了合作。结果，虽然突击队在登陆后也受到某些叛变军人和村民的帮助，但是他们事实上并没有策划过、也不可能开展配合性的起义活动或是地下活动，特别是在突击队进行战斗的短暂时间内更是不可能的事。总之，总统在批准这项计划时认为只可能有两种结果——或者发生一场全国性的起义，或者是逃亡到山区去，可是实际上这两者都是极不可能的。

　　

　　①这些右翼领导人和突击队成员的参加是与总统的指示相违背的。总统指示，应把一切亲巴蒂斯塔的嫌疑分子从行动计划中清除出去。

　　5．总统批准这项计划并仓促予以实施，是由于他认为卡斯特罗往后将获得挫败这个行动的军事能力。事实上，卡斯特罗当时已经具备这种能力。肯尼迪被告知，卡斯特罗只有一支过时的、不起作用的、不处于战斗状况的空军，猪湾一萨帕塔沼泽地区既没有通讯系统，附近也没有部队。但是，所有这些报告都是错误的：预期的大规模的军事叛变并没有出现；卡斯特罗的T－33型喷气教练机比预料的要有效得多；而且卡斯特罗的部队开往滩头阵地打垮流亡分子队伍所用的兵力、装备和速度，全远比各种估计所预料的为强。实际上，计划制定人员大都忽视了那些喷气教练机，而这些飞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弹药的损失和其他的失败。

　　总统批准这项计划之前得到保证说，它将既是秘密的又是成功的。但是事实上他发现这项计划的规模既太大，以致于不可能保守秘密，又太小，以致于不可能获得成功。如果有一万或两万名流亡分子象他们那样勇敢和出色地战斗，也许能完成这项计划，但这决不是一千四百人所能做到的。泰勒将军后来检讨这件事时，发觉整个计划在军事上是很勉强的：突击队人数太少，空军飞行员太少，替换疲劳的领导者的副指挥人员太少，补充战斗伤亡人员的后备兵太少，而遇到的意料不到的障碍则太多。例如，突击队指望用外装马达的小船穿过海图上没有标明的暗礁实施夜间登陆。即使有充足的弹药并控制住了天空，即使再有两次比先前规模大两倍的空袭，如果没有美国军队或古巴人民的大力协助，突击队还是不可能从滩头堡突围出去或者支持得更长久的。但两者都不可能实现，因此突击队在猪湾的胜利也决不可能实现。

　　总统实际上批准的计划和他认为自己所批准的计划，这两者之间存在的上述五个根本差距，至少是由于三个原因造成的：

　　1．这些差距的出现部分是由于总统和他的政府不熟悉情况。他并不完全了解他的各个顾问的能力和弱点。他还没有感到他能凭自己的直觉而不尽信公认的专家的判断。他还没有使决策过程去适应他自己的要求，也没有从中把难题拎出来，或者确保决策通过之前，他能充分了解情况，以及防止一些未定方案过迟提交给他，以致难以更改。他的顾问们也不象后来那样对他那么坦率，那么随便地批评彼此的工作。

　　2．这些差距的出现部分是由于认为时间紧迫和需要保密，以致除了计划制订人员和赞助人员外，任何别人全无法仔细考虑这项计划和它的是非曲直。只有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有机会研究和考虑计划的细节。甚至只有少数官员和顾问知道有这项计划。在总统和这少数人员举行的会议上，行动计划的备忘录总在每次会议开始时才分发，而到会议结束时则又被收回，这样与会者实际上不可能进行任何有系统的评论和提出可供选择的办法。整个这项计划似乎在神秘地、毫不动摇地进行着，直到付诸实施。而总统则既不能牢牢地掌握它，也不能推翻它。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届总统的任期内，这项计划的形成、修改并强制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并没有对政策和程序作出任何明确的说明。在任何关键性的会议上都没有出现强有力的反对意见，也没有提出切实的可供选择的办法来（有一种考虑认为要组成一个真正的流亡政府，使这项计划具有比较名副其实的“内战”色彩，而在此之前，暂不采取行动）。政府对成功的可能性和失败的后果都没有进行现实的估量。既然假设美国并不公开卷入，那么撤回一项先入为主的计划看来比听任它进行下去所产生的问题要困难得多。

　　3。最后，这些差距的出现部分是由于新政府本身尚未完全组织起来以适应紧急计划，这使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内那些先前负责制订这项计划和赞助这项计划的人能够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同僚都同意，肯尼迪自己却觉得——因为他在“决定性”的会议上亲自征求过每个出席人的意见——国家安全委员会、行动协调委员会或者内阁举行的不论多少次正式会议，也不会作出任何不同的计划（事实上，这种行动计划决不会在大型的正式的会议上予以考虑）。一年半后，他讽刺而幽默地评论说，“被邀请来提意见的行政部门的每一成员的意见是一致的——然而这种意见竟是错误的。”实际上，这种意见似乎并不那么一致，也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参谋长们认为该项计划军事上是可行的这件事，特别使他愤怒。可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只对计划作了有限的、局部的研究；而就每个个人来说，他们对计划的情况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由于这项计划是由另一个机构负责制订的，并且也不直接使用他们的部队，因此他们在审查时便不象他们本来会做的那样严密，那样爱挑剔毛病，而且他们考虑问题的依据是中央情报局对卡斯特罗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所作的估计。此外，他们本来批准的计划是要求在埃斯坎布雷山麓的特立尼达城登陆。当特立尼达由于太引人注目而被排除时，他们挑选了猪湾作为最好的替代地点；而他们却没有告诉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这个改变，他们两人仍然认为特立尼达比猪湾合适。

　　另一方面，中央情报局虽然有许多能干的军官为之服务，却并没有这种作战行动所要求的那类全面的军事参谋人员。它的建立和人员配备本来不是为了组织不能保密的大规模行动的。无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总统都到太晚的时候才发觉，从远离事件发生地点一千多英里外的华盛顿，而且又没有更为适当的直接可靠的通讯工具，是不可能一步一步地指挥这样一次作战行动的。然而，中央情报局对这项行动计划的严密控制，使总统和古巴流亡分子部队大都不了解彼此的想法，并且它的狂热性使它无视关于卡斯特罗也拥有政治和军事力量这一明确的事实。虽然这些材料是由英国和美国国务院的情报机构提供的，甚至是由报纸报道的。

　　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其说是受到力求谨慎和成功的想法所驱使，倒不如说是受一种要对卡斯特罗迅速采取行动的迫切心理所驱使。总统对军事和情报的估计提出过一些疑问，可是答案都是由那些最支持该项计划的专家提供的。总统在白宫又没有他自己的军事情报专家。原来应由总统告诉官僚们：必需采取行动，并要求他们制定出某些措施；实际却倒过来由官僚们告诉总统：必需采取行动，而且办法也早已制定好了——而总统的批准与否似乎是对他的勇气的一种考验。

　　然而我们指望中央情报局和军方对他们自己的计划持有必要的客观性和怀疑态度，这种想法不但在现在，而且在当时也是错误的。不幸的是，国务院和白宫那些参与这项计划的人中有些是对此有疑虑的，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坚持己见。这部分是由于他们害怕在同事的心目中被视为“软弱”或胆怯的表现，部分则由于他们对新总统和他们自己的任务不够熟悉，部分也由于他们对美国的参与已受到一定的限制而感到满足。另一方面，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那些限制是否会使计划受到致命的削弱也曾有所怀疑，但是他们也没有坚持己见。

　　然而，我在上面所述的一切，全不应被看作要想更改约翰·肯尼迪自己所下的论断——即责任是在他身上。虽然他并没有购买枪炮，装上弹药，亲自开枪，但是他表示了同意开火。根据他自己坚守的要担负行政责任的原则，他只能“认罪”。

　　此外，他自己的错误很多、很严重。他决不应该认为，他新上任就取消有声望的专家和勇敢的流亡分子的计划会是自高自大和专横放肆的表现。他决不应该在他就职头一年这么早的时候就允许执行这个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