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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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成长

　　以上的描绘大部分既适用于他在1953年的情况，也适用于他在1963年的情况。不过在这两个时期他已是不同的人了。1953年，他所具备的品质没有比下列这些更为显著、更为重要的：他的成长潜力、好学精神，以及钻研和调查问题并坚持亲自取得经验的决心。他总对新的挑战和竞争感觉兴趣，他几乎对一切事物都有无限的好奇心——人物、地方、过去、未来。对那些没有什么话可讲的人他感到很不耐烦。他不愿使别人感到厌烦，也不愿别人使他感到厌烦。但他乐于仔细倾听掌握新情况或具有新思想的人所谈论的几乎任何话题，而且他从不遗忘他所听到的东西。他经常阅读书刊，而且读得很快——杂志、报纸、传记和历史（也阅读小说，不论好坏）。有时，他常在飞机上或游泳池旁为我高声朗诵一段他认为特别有力的文章。

　　如果说，他对手下工作人员并不放松要求的话，那末他在打乱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时间表时，至少却显得比以前更为抱歉。他对一般公众也是这样。1953年，他把汽车停放在华盛顿闹市区一个“不许停车”的牌子前面时，曾微笑地对我说：“这就是哈姆雷特所说的‘官员们的蛮横无礼’。”但是十年以后，他于1963年11月在纽约坐车从飞机场到市区去时，却坚持不要总统通常具有的警卫车队，情愿接受车辆往来和红绿灯所造成的耽搁，因为不这样，他在车辆高峰时刻到达就会给纽约市民造成很大的不便。

　　他对自己的计划遭到挫折和对他的一些书面批评也越来越习惯了。1954年，当波士顿《邮报》的社论指控他“牺牲了他的选民的最大利益”时，他感到十分烦恼。可是1963年，当右翼作家维克托·拉斯基在其《约翰·F·肯尼迪：这个人及其神话》一书中把他从别人文章里断章取义地搜集到的关于肯尼迪一家的一切不利的谣言和传说全部刊印出来时，肯尼迪对此书及其作者都置之不理，并认为与其说他是危险的，不如说他可笑到了可怜的地步。

　　拉斯基和其他批评他的人能揭露他在当众议员、参议员和总统时所采取的立场前后有矛盾，这件事并不使他感到意外或是沮丧。他在1960年说过：“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中都在学习，……事情在变……情况在变……如果你还去执行那些失败了的政策，……那你就太不聪明了……”

　　例如，他并不认为，在他当波士顿众议员时发表的关于提高农场收入或扩大世界贸易的意见要使他终身都受到约束。1961年，一个共和党众议员引用了众议员肯尼迪在1949年批评杜鲁门对华政策的一篇激烈的演说来攻击肯尼迪。肯尼迪总统虽然没有在对他早期政策观点的讥刺面前退却，却毫不迟疑地对向他提问的新闻记者们说：“我在1949年的演说比今天更强调了对人身的批评……我要说，我今天的观点比1949年的观点更符合于事实。”

　　显然，在后来的岁月中，他比当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更为开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还刚刚走出父亲的家门”。他仍然不愿根据公认的陈规滥套去思考问题，或者笼统地泛泛而谈，或根据教条的办法去解决问题。他仍然不愿为了变革而去搞变革，或者在需要妥协的时候去反对妥协。但是他更为关心的是思想和理想，而不象过去那样主要关心的是赢得胜利。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他曾关切而冷静地向我谈到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地方的失业统计数字。可是1960年在我们驾车穿过西佛吉尼亚州时，他去访问了一所失业矿工的棚屋，回进汽车时，看来显然有所触动。他沮丧地摇摇头，什么也没说。不象那些开口尽是答复人家问题的自由派那样，他一开始总是询问。而且他还胜过大多数“自己奋斗出来的人”，因为他所养成的深刻信念不是从父母那里承袭来的，也不是由环境强加给他的，而是他自己论证和学习的结果。

　　在他从政的初期，他的外交政策演说有着一种好战的调子。在他看来，国防是外交的主体，裁军只不过是空想。但是随着他的观察能力和责任的加深，在他身上重新树起了致力于和平的责任感。他在白宫任职期间，没有一件事比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使他得到更大的满足了。

　　1954年，这位参议员并不太重视最高法院关于取消种族隔离的那项历史性决定，可是不到十年，他竟成为历史上因维护平等权利而行使总统的一切行政、立法和道义上的权力的第一位总统。

　　这位年轻的众议员曾投票赞成《麦卡伦国内安全法》，并对麦卡锡主义破坏别人名誉的问题不够敏感——这一点是他自己承认的。当他成为总统以后，他把恩里科·弗米奖金①授给了备受攻讦的J·罗伯特·奥本海默②，赦免了共产党领袖朱尼厄斯·斯凯尔斯，制止了邮局对共产党宣传品的拦截，还在白宫欢迎过引起争议的莱纳斯·波林③，并且任命了麦卡锡最喜欢攻击的几个人为政府官员。

　　

　　①恩里科·弗米奖金，是以意裔美国物理学家恩里科·弗米（1901—1954）的名字命名的。弗米对氢弹发展颇有贡献。——译者

　　②J·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1967），美国物理学家，1946—1952年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主席，在麦卡锡进行迫害时期，被指控为“亲共”，后被清洗出该委员会，但最后恢复了名誉。——译者

　　③莱纳斯·卡尔·波林（1901—），美国化学家，曾直言不讳地批评核试验，著有《不再要战争了》。——译者

　　1953年，他对农业、资源保护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关心得更少。他对基本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看法或者尚未成熟，或者十分肤浅。他对自己的国家及其土地和居民看到的也不多。他从未到过一个采矿城市，从未视察过一片棉花田，也未访问过一座国有森林。象他后来在贝尔特农场发表的一篇演说里所承认的，他从未“用犁耕过田，不论是直的犁沟，还是弯的犁沟”。

　　但是，到了1961年，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位总统曾经象他那么时常察访和那么深入了解这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人民和问题的。在民主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前的竞选期间，他在一个阴雨天对内布拉斯加州哥伦布附近的一个农场视察后，对午餐招待会上的听众说，这个市里的银行家曾告诉他这里银行有一条基本规则：对于脸上从未沾过泥土和鞋子上从未沾过肥料的人一概不予贷款。这位波士顿参议员接着说：“今天我有资格借款了。”

　　他对自己的成长和演变很清楚。伯恩斯1959年为他写的传记中，没有着重写出在他身上发生的“远为深刻的变化”，他对此确实感到失望。“他本可以把我在学校里表现的马虎作风和我现在表现为热情认真的态度对比一下的。”这位参议员坦率地把他在政治上的发展同他在学校里的成绩进行了比较。他对我说：“实际情况是，我在乔特一直鬼混，直到我在哈佛大学读完二年级时，才对学习真正发生了兴趣。”

　　有些人会说，他当众议员时一直鬼混，直到他进入参议院的第二年，才真正对工作发生了兴趣。我觉得为争夺约翰·肯尼迪灵魂的一场内心的战斗，似乎是在1953年展开的——这场斗争关系到肯尼迪将当一个政治爱好者，还是当一个政治家，他将屈服于奢侈享受的诱惑，还是将从事立法工作。大多数观察家全认为他在众议院的工作基本上是不出色的——只有一份经常缺席的记录。由于他健康不佳和漫不经心，再加上因公和不因公的外出旅行，缺席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

　　在他获得参议员席位并取得令人满意的荣誉以后，他证明在自己所选定的政治这一行里有相当的才能。当时距离改选还有六年，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共和党政府之下，一个当选不到一年的民主党参议员的职责既不卞分繁重，也不令人兴奋。由于他所忍受的痛苦和优愁超过他愿意回忆的地步，所以在单身汉的日子里，他便喜欢在大西洋两岸举行一些无忧无虑的宴会和结交上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有限的日子里，他可以指望享有非常健康的生活，既可以寻欢作乐，又可以履行公职。这对他具有一种自然的诱惑力。

　　但是随着他的信念有所加深、他关心事物的面有所扩大，而华盛顿和世界事务又占去他越来越多的时间，他那政治家的一面逐渐占了上风。显而易见，约翰·肯尼迪的不同凡响的成长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他所阅读的书刊，他的旅行，以及从他的伙伴、经历和责任所带来的日益扩大的视野。

　　1952年，他被选入美国参议院，赞助他的选民扩大了，他所关心的事物的范围也扩大了。

　　1953年，他结了婚，结束了单身汉的毫无牵挂的生活，并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1954年，一次脊骨手术几乎使他送了命，他把好几个月不能走动的复原期消磨在冷静的思索之中。

　　1955年，他在进行研究和撰写一本书①时，懂得了民主的精髓，以及担任公职的人同公众之间的关系。

　　

　　①指《勇敢人物的画像》。——译者

　　1956年，他成了一个颇孚众望的全国性人物，以接近的票数几乎被提名为本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1957—1959年，他经常在国内来回奔走，到完全不同于他自己选区的地区去展开竞选活动，既演说又观察，既教导又学习。

　　1960年，他接连成为总统候选人、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和当选总统，每一种身份都扩大了他的眼界和责任，也提高了他的洞察力的广度和深度。

　　1961年，总统的职务甚至更为深入地改变了他的看法和洞察力。

他的家族

　　不过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仍然是他家庭里的成员，尤其是他的父亲、他的弟弟鲍勃①和妻子杰奎琳。

　　

　　①鲍勃是罗伯特的昵称。——译者

　　鲍勃和杰奎琳的作用在本书以下各节中将经常可以看到。约瑟夫·P·肯尼迪在他儿子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既不象这位父亲有时喜欢自吹的那么大，也不象他有时自称的那么小。作为父亲通常产生的影响，却往往被那些诋毁他们父子俩的人夸大成为二种斯文加利①与傀儡的关系。那些熟悉杰克·肯尼迪的人，知道他为人刚强自信，在青年时期就颇有魄力、热望和独立性。他们都同意杰奎琳·肯尼迪对一位在1959年替他写传记的人所表达的看法，因为这个人既夸大了老乔的愿望对肯尼迪的影响，也夸大了小乔的夭折对他的影响。杰奎琳说：“不管我丈夫有多少位父老兄长，他总归是他今大这样的一个人——再不然就是另外一个领域里的这样一个人。”

　　

　　①英国小说家乔治杜莫里埃所著小说《特赖尔拜》中的一个人物，他专为人出坏主意。——译者

　　甚至在竞选时，父亲关心的几乎也完全是策略方面的事，几乎从不过问实质性问题，他知道杰克在大多数政策问题上同他有着尖锐的分歧，他们是代表不同的两代人在说话。虽然大使难得忍住不说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很少试图改变杰克的观点，而且从未设法影响他的投票。在杰克方面，根据我的经历，他也从不同他父亲争辩。他说：“我不打算改变他的主张，他也不打算改变我的主张。”父子俩都同意他们可以愉快地保持不同意见。1953年秋天，我第一次在海恩尼斯港同约瑟夫·肯尼迪会面时，他对我说：“你不能替我起草演说稿。你的自由派观点太强了。但是替杰克起草稿子，那是另一回事。”——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友好的口吻。

　　父子俩几乎不可能再不相同了。总统微笑着对全国制造商协会1961年的大会说，在选举中支持他的“没有几个”该会会员，必然是“认为，我是我父亲的儿于”。父子俩都有一种自然的魅力——但是父亲虽然内心富于感情，却经常显得执拗和粗暴，而儿子则在外表上总显得很平静。两人都有一种讨人喜欢的爱尔兰式微笑，但是父亲却比他这无限耐心的儿子容易动怒发作。两人都具有坚强的意志，能够作出果断的决定，并坚持到底，但是同儿子的一贯从容镇静相比，父亲的外表要急躁些。父亲平常的谈话往往喜欢夸张，儿子的讲话无论在私下或在公共场合常常总具有平静而含蓄的特点。

　　两人都憎恨战争，但是父亲比较倾向于建立一个美利坚堡垒的观念，而儿子则觉得我们应关心的事情必须是全球性的。在内政问题上，父亲虽然喜欢早些年代的较为简单的机构和较低的赋税，但是更强调人物和问题的因素。1953年，他的儿子对我说：“你知道吗，去年大选的时候，他对总统的第一个选择是罗伯特·A·塔夫脱参议员，第二个选择是威廉·O·道格拉斯大法官？”

　　父子俩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使人欣喜的幽默感、强烈的家庭观念、对国家情况的关怀、无穷的活力，以及不论形势多么不利或压力多么大时也始终保持着的自信神情。（这位总统候选人在尼克松一肯尼迪第二次辩论后听了父亲在电话中通常给他的鼓励后说：

　　　其他的因素。

　　杰克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乔的牺牲对我们大家是一次很大的震动。他件件事都干

　　　得很出色，而且以极大的热情去干。就连在一个象我们这样弟

　　　兄姊妹很多的家庭里，他的地位仍然是无法填补起来的。

　　但是，对杰克和他的父亲来讲，兄弟鲍勃在某种程度上是接近于填补起这个位置。鲍勃比杰克小九岁，青年时代同哥哥并不那么亲密。哥哥说：“我记得第一次遇见鲍勃是一年夏天在科德角，那时他才三岁半。”我记得1953年我第一次遇见鲍勃的时候，他还没有显现出后来使他成为如此重要的一个内阁成员的那份耐心和观察力。他应友人人事处处长弗朗西斯·弗拉纳根的邀请，接受了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一个工作人员的位置。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