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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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说，引起了全国的注意。据说，他的宗教信仰会有助于维护民主党的竞选名单，抵挡关于共和党说他们“对共产主义软弱”的指责，并且有助于抵消史蒂文森离婚所产生的影响。

　　但是日益清楚的是，他的宗教信仰并不是在所有人的心目中都是一个有利条件。据说，史蒂文森本人就曾对他的宗教信仰所产生的影响表示出一些疑虑（他还担心肯尼迪的健康和他对民权问题是否热心）。为了副总统人选问题而递送到史蒂文森办公室的信件中有很大一批是反天主教和反肯尼迪的。匹兹堡市长戴维·劳伦斯对史蒂文森说，竞选名单上有一个天主教徒就意味着必然失败。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也抱着这样的见解。

　　那年年初，《展望》杂志上一篇新闻报道的作者弗莱彻·克内贝尔给肯尼迪办公室送来一份同那篇报道类似的报告。参议员完全乐于不当副总统，不过他不甘心因自己的宗教信仰问题而被否定。他要我把我在收集的一些材料交给克内贝尔，这些材料说明潜在的“天主教徒选票”的增加，可能有助于抵消任何损失。克内贝尔要我对这些材料进一步加工，为他的《展望》杂志写一篇文章。其“结果，就是在几个月以后写成的一篇十六页的备忘录，其中包括统计数字、引文、分析和论据。它综述了史蒂文森需要夺回的那些居战略地位的、在一般情况下会投民主党的票的天主教徒的投票问题。

　　参议员肯尼迪不喜欢人家越来越注意到他的宗教信仰，更不喜欢冒险使自己的助手被宣扬为这种争议的促进者。我们同他的一个有力的支持者民主党康涅狄格州委员会主席约翰·贝利商定，要他承担搞这篇备忘录的责任。这份“贝利备忘录”并不冒充是一份全面的、客观的研究文章，它是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提名一位天主教徒做副总统的那些意见的一项政治性答复。

　　使参议员感到宽慰的是，他的宗教信仰以外的有利条件再一次受到人们的重视。1956年8月1日，我写信给施莱辛格说：“参议员认为如果他被选中，他宁愿是根据这一点（他的其他条件）而不是根据宗教信仰。”

　　我们在8月间带着大量材料去芝加哥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施莱辛格悄悄地把史蒂文森阵营内的想法不断通知我们。在他的建议下，我早几天先出发去试探一下气候。在史蒂文森的助手中（除了阿瑟①以外），我发现牛特·米诺是热忱的，比尔·布莱尔是友好的，其他的人则是态度不明的。在肯尼迪的妹夫萨金特·施赖弗和芝加哥商品市场（这是约瑟夫·肯尼迪的企业，由施赖弗帮助管理）的帮助下，我成功地为我们的住宿和证件问题作好安排，但是在政治方面却进展很少。

　　

　　①即阿瑟·施莱辛格。——译者

　　史蒂文森赢得了总统提名，然后他戏剧性地宣布，将把选择其副总统竞选伙伴问题交民主党代表大会公开作决定。好几个民主党领导人认为这是一项危险的试验，肯定会帮了凯弗维尔的忙。尽管他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史蒂文森却认为这是对沉闷的代表大会的一种刺激，是同共和党选择尼克松的一种对照，也是对那些友好的候选人之间的矛盾对他形成的政治压力的一个解决办法。

　　他在深夜宣布，第二天将就副总统的人选举行一次真正的投票，这样就掀起了十二个小时的狂热的政治活动。鲍勃·肯尼迪和约翰·贝利在我们的一套房间里举行了一次闹哄哄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们的会议。每个人都分配了任务。会后大家努力去同关键性的领袖进行接触。但是我们的活动大半是在混乱和无知的状态中进行的。我们没有计划，没有设备，没有通讯工具，没有组织，没有多少窍门，没有几个熟人。

　　象往常一样，参议员是他自己的最好的竞选工作者。他会见各州的领袖，访问了几个州的核心小组。他对于这次争取提名是否可取仍然有些怀疑——但战斗正在这里进行，他的战斗精神不容他逃避战斗或是抛开他的朋友。他的弟弟鲍勃和妹妹尤妮斯到其他代表团去游说。有几位众议员——包括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博兰和托伯特·麦克唐纳以及密西西比州的进步人士弗兰克·史密斯——一直没有休息。

　　我为准备提名演说和附议演说收集起资料来，但这是白费力气。结果，阿贝·里比科夫发表了一篇热烈的、基本上是无准备的提名演说。乔治·斯马瑟斯在佛罗里达州代表团中无法给我们多大帮助，这时却匆匆地发表了一篇附议演说。约翰，麦科马克简直是在最后一分钟被鲍勃·肯尼迪推上台去，发表了一篇说明政治立场的附议演说。这篇演说除了最末一段话外，简直不象是一篇附议提名肯尼迪的演说稿。

　　提名以惊人的速度结束了，投票接着开始。凯弗维尔、肯尼迪、汉弗莱、瓦格纳、戈尔和其他一些人都参加竞选。参议员在代表大会大厅后边的斯托克耶茨旅馆里躺在床上从电视中观看这场角逐，只有我坐在一旁陪着他。他看到自己在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内华达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意想不到的实力，不禁惊讶地摇摇头。他说，“这件事现在真成了一件值得争取的事啦。”

　　伊利诺斯州（六十四票中）的四十六票给了他很大的帮助。缅因州的十四票出现了分裂，这使他很失望。俄亥俄州的迈克·迪萨尔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戴维·劳伦斯都担心候选人名单上会出现一个天主教教友，所以把他们两州合起来一百三十二票中的一百票全给了凯弗维尔。

　　第一轮投票结束后，汉弗莱、戈尔和瓦格纳的票数看来都不够，虽然头两个人还希望会出现僵局。在下一轮投票中，他们所得的选票，以及其他一些候选人的选票，大有可能转到领先的两个人手里——不是转向凯弗维尔，就是转向肯尼迪，凯弗维尔这时以超过三比二的比数比肯尼迪领先。电视机上传来消息说，汉弗莱正在向斯托克耶茨旅馆凯弗维尔的一套房间走去，大概预备把他的选票转给那个田纳西州人。参议员说：“快上那儿去，截住休伯特。告诉他我也想同他谈谈。”

　　在凯弗维尔的门外，除了乱成一团、互相竞争的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外，我什么人也找不到。没有人知道谁在房间里，谁要进去或谁要出来。我连忙赶到主席台去，简短地核对了一下使凯弗维尔的提名获得一致同意的程序，然后跑回旅馆。在途中，我遇到了汉弗莱的竞选经理尤金·麦卡锡，于是转达了肯尼迪发出的邀请（这项邀请的假设是：汉弗莱正去访问凯弗维尔）。众议员麦卡锡黯然地摇摇头。他否定了联合的任何可能，说：“我们的人都是新教徒和农场主。”事后才知道，凯弗维尔曾经亲自去恳求过心神不定的汉弗莱，而密执安州州长门南·威廉斯也曾代表凯弗维尔去见过汉弗莱。据说，麦卡锡觉得受到了怠慢，因为肯尼迪自己不去，而派了一个乳臭未干的青年人去通知汉弗莱，表示肯尼迪准备“接见”他。

　　在此期间，第二轮投票已在进行，对肯尼迪有利的趋势开始了。南方急于遏止住凯弗维尔，所以肯尼迪正在赢得戈尔和南方其他候选人的大部分选票。他也在赢得瓦格纳的选票。凯弗维尔的进展比较缓慢，不过他的代表几乎没有几个背离他的。鲍勃·肯尼迪、约翰·贝利和他们的助手们分布在大厅各处，叫唤代表团站到肯尼迪这边来。

　　当新泽西州和纽约州很快地接连把肯尼迪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得到的一百二十六票半全给了他后，新闻记者们的纷乱暄嚣声，便从凯弗维尔的走廊导转移到我们的走廊里来了。我们的电视机上显示出大会会场里一片混乱和肯尼迪的总票数不断上升的情景。但是参议员和平时一样冷静。他洗完澡，重新躺在床上。最后，我们穿过一个后门转移到一间较大、较僻静的房间去了。

　　这场角逐仍然不分高低。肯尼迪知道如果不能取得大多数，光领先是不够的。俄克拉何马州仍然支持戈尔（俄克拉何马州州长对一个替肯尼迪提出请求的人说：“他不是我们这样的人。”他用这一句话概括了肯尼迪无法打进西部新教徒农牧场区的这一事实）。瓦格纳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选票转到了凯弗维尔那边而不是肯尼迪这边。然后，林登。·约翰逊代表得克萨斯州站起来讲话。他在几个众议员的帮助下，已经消除了包括萨姆·雷伯恩在内的他的代表团里的反天主教徒的情绪。他宣布得克萨斯州的五十六票全部“支持那位带着战争伤痕的战斗的参议员……合众国的下一任副总统，马萨诸塞州的约翰·肯尼迪”。

　　我伸出手未向他祝贺。参议员说，“还没有定哩。”但他的票数不断在增长。他穿好衣服，一边看电视，一边开始讨论，如果他被提名，他应对代表大会说些什么话。北卡罗来纳州在第二轮投票中弃权，现在把半数的选票全投给肯尼迪。肯塔基州的主席宣布，他的代表团“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一直站在少数派一边，现在热情地加入多数派，并将选票转投给肯尼迪”。

　　几乎是半数以上了——仅仅还差一点，除了内华达州外，在伊利诺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之间的西部一中西部地区全部十九个州中，肯尼迪只能取得它们的三百八十四张代表大会选票中的二十张选票。突然间风向又变了。

　　在电视屏上显示出凯弗维尔取得过半数选票以前，参议员一直默不作声。这时，他说，“我们去吧”，于是他冲过门外的人群，走到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去。他把那些希望他等到一切都结束后再上台的办事人员推到一边，带着疲倦的微笑大步走上了主席台。他没带讲稿，讲话简短而动人。他对支持他的人表示感谢，对史蒂文森作出的由代表大会公开决定提名的办法表示祝贺，他并且提议全体一致同意凯弗维尔的提名。

　　参议员回到旅馆自己的房间里，同杰奎琳和家庭成员团聚在一起他很平静，既不象鲍勃那样发怒，也不象本·史密斯那样叫喊。但是他的失望情绪甚至在去欧洲之前已经不存在了——在那天晚间他同家人和朋友们举行的一次喧哗和说笑话的晚餐会上，他的沮丧情绪已烟消云散了。










肯尼迪第四章　总统职位的逐鹿者






第四章　总统职位的逐鹿者

　　约翰·F·肯尼迪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合众国的总统。

　　这个愿望并非他在某一特定时刻突然动念的。它并非一桩压倒一切其他兴趣而使他着迷的事。它既不是从哥哥那儿继承过来的，也不是由父亲强加给他，或他在病中所激起的想法。他对参议员的生涯并非不满意，也不是为了权力而醉心于权力。更不是为了自己而需要什么荣誉。要是他始终得不到那个职位，他也不会感到上当受骗和灰心丧气；而且在1956年那些使他有赢得这个职位的可能性的事情发生以前，他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提上他的时间表或就此制订计划。他竞选这个职位并不是由于认为自己是在体现祖国的命运，也不是因为他对于未来有着某种宏伟的计划。

　　1956年年初，约翰·肯尼迪对这个职位还没有明确的意图时，他曾对一个新闻记者说，“我料想凡是搞政治的人都想当总统。”他想当总统无非就是这个因素——还因为，正如他在1960年经常说的，“这个职位是行动的中心，是美国制度的主要动力和力量源泉”——也因为，正如他在1962年所说的，“你至少有机会对好些问题能有所作为……对这些问题，我作为一个父亲或者一个公民，（反正）都会十分关心的……而且，如果你的所作所为是有益而成功的话，那末……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大的快事。”

　　作为一个民主党党员，肯尼迪认为再让共和党执政四年将是灾难性的。作为一个公民，他为自己国家在六十年代的趋向感到担心。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公仆，他象许多人那样，渴望登上他这一职业的顶点。作为国会两院的成员，他日益认识到，两院所掌握的改进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是多么有限。他在竞选运动中时常讲的一句话最能扼要地说明他谋求总统职位的理由了：“因为我想把事情办好。”

　　他父亲告诫他说，总统职位之艰难繁忙，可能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坏的工作”。他回答说，这些问题总还是得由人来解决的。他知道这个职位的职责往往遭到苛求，并必须独力承担。可是，他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判断力和勇气，对公共事务的学识，对于自己在参众两院的多年经验，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经历，以及在他同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政府首脑的交谈中，都体现了自信心。在1960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前，他曾以通常的坦率精神对访问他的一个记者说：“担子是沉重的……〔然而〕这个职位总要有人去干的。我是考虑去担任这个职务的四，五名候选人之一。我认为我能胜任这个职务，我是以这样的认识来争取它的。”

　　私下里，他甚至可以说得更直率些，他列举出那些在他的同时代曾经担任过或谋求过这个职位的人或者这时正在谋求这个职位的那四、五个人的姓名——这些人的才干充其量也并不胜过他。至于在其他可能竞选的人中，他认为约翰逊最有才干，而赛明顿则是各派最可能一致接受的人选。他对他们两个都有好感，都很尊重。对史蒂文森和汉弗莱也是如此。不过曾经两度担任党的旗手的史蒂文森却直截了当地说，他不想再竞选了。而且肯尼迪还客观地认为他自己获得提名、当选并领导这个国家渡过一个危险时期的能力是超过所有这四个人的。

　　在这位参议员看来，共和党的候选人也不是不能击败的。他于1957年写道，理查德·尼克松将是一位“顽强、老练、精明的对手。……想打败尼克松先生，要采取比谩骂性的声明——就是他在乘车参加1961年总统就职游行时可以看到的那类声明——更进一步的手段。”但是他觉得尼克松志大才疏，其演说风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