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王贝利自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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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埃迪尼奥的请求，她们从未到那座监狱探视过他。尽管这里并不理想，但在某个更相称的场所探视埃迪尼奥还是让我有了某种舒服的感觉。
　　在为整个事件责备自己一段时间之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不能为此独自承担罪责。我离家外出，去寻找我的职业、抱负、目标和梦想。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我所做的每件事情当中。埃迪尼奥和我的其他孩子所期盼的可能是一位顾家的父亲能够常在身边，这是他们欠缺的东西。我为此感到懊悔，但这是我为谋生而做事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的，我是做出了这种选择，但如此选择也并不容易啊。但我知道，除了这一点，他们不缺任何东西。
　　我不想评判我的儿子。我极其渴望他能被宣判无罪并获得释放，能够恢复他的生活。但这并不取决于我，不取决于贝利，不取决于埃德松。现在，只有司法体系能够对证据进行评判，并确定他无罪，而且同那些与毒品有染的机会主义朋友没有关系——因为结交与毒品有染的朋友本身不足以让他身陷囹圄。我只祈求上帝眷顾他，就像上帝始终眷顾我一样。
　　这一令人遗憾的事件，这样的审问，让我心中充满了如此沉重的哀伤。但是，我并不怀疑上帝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为我前进的道路铺洒光明。如果他将这一痛苦降于我身，那也是因为他知道我能够以某种方式从容应对；他知道我拥有一名运动员的心，三心镇的那三颗心，将能够承受这一痛苦。我也认为，在这样的考验来临时，我们必须加以接受，而且尽己所能妥加处理——你可以肯定，那是让它较容易过去的唯一途径。为之长夜难眠、潸然泪下、痛恨整个世界都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我，对那些原本不是朋友的人，我相信过多少次？我究竟有多少次把那些我后来才明白是抱着嫉妒心理的人、希望我病倒的人，甚至给我带来经济损失的人请到家中，让家人作陪，一起进餐，或者和我一起度过闲暇时光？体验到这种失望让人如此悲伤，但这种事经常发生。我多次错误地给予人们以绝对的信任，但生活却从未停止给我以教益。在我这样想时，我发现他和我以及我们中的所有人都会犯错误。
　　让我们好不高兴的是，埃迪尼奥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获释了。司法部发出一项初步指令，允许埃迪尼奥在审判期间不受监禁。让他回家过圣诞节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最好礼物，我们在一起倾心交谈，度过了很多时光。他身体脆弱，易动感情。他哭过多次。他知道还有很多与审判有关的问题需要解决，但他也相信自己接受了一个痛苦的教训，完全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事，没做什么事。他还准备同司法部继续配合，并说与此事有关的很多东西还没有全部讲出。他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与纳尔迪尼奥的犯罪行为没有任何牵连，而警方已确认后者是圣保罗州南海岸一带主要的毒品走私犯之一。
　　就在新年之前，我和埃迪尼奥一起访问了一个为滥用药物者提供治疗的诊所。该诊所位于圣保罗市之外，车程大约一小时。这个请求是我儿子自己提出的——他想盘点一下自己的生活，而且也意识到自己需要解决吸食大麻的问题。我明白这是他想要做的事，而且，和他一起到那个地方去也是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在充分了解了该诊所的相关信息后去了那里。埃迪尼奥承认自己想过一种更好和更健康的生活，并做好了接受治疗的准备——有了愿望本身就等于事情成功了一半。
　　虽然我们希望这会成为结局的开端，但在２００６年２月却出现一个新的转折，埃迪尼奥又一次被逮捕。同时被捕还有另外六个人。我只能寄希望于他被洗刷罪名；寄希望于这桩案子总有一天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判决，他能彻底地长大成人，并在经历这个肉体、伦理和精神上的苦痛之后明白他有我们做他的家人，做他仅有的真正朋友是件幸事。
　　尽管存在着埃迪尼奥的问题，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作为一个家庭，我们都试图尽可能多地互相看望。我有幸拥有几个家，我们可以在那里相聚。我在纽约有一套公寓、一间办公室并在纽约州北部的东汉普顿有一座别墅。我的两个大女儿凯莉。克里斯蒂娜和珍妮弗仍住在那里。凯莉。克里斯蒂娜现年３９岁，嫁给了阿瑟。德卢卡。她在剧院工作，可以讲各种语言。她给我生了我的第一个孙子马尔科姆。埃德松。珍妮弗也在那里。她今年２８岁，在一家数字电影公司做审计工作。纽约仍是我的心仪之地——在住了有整整十年和时住时离又有２０年之后，那里真的成了我的第二个家，而且我准备每年夏天都在那里过。
　　在北半球变冷时，我愿意待在巴西，那里始终气候温和。阿西里娅、孩子们和我已迁回圣保罗，我在那里还有一间办公室和一套公寓。乔舒亚和塞莱斯特在那里上学。每逢周末，我们便前往桑托斯附近靠近海岸的瓜鲁雅，我们在那里也有一套房子，像我真正的家一样。
　　我仍然频繁地出外旅行，但我会精心安排我的行程，这样我就可以在外面尽量少花时间，以免离家太久。如今，我已找不到可与天伦之乐相交换的东西了——同家人在一起不仅妙不可言，而且我还从中学到了那么多的东西，也感到十分地快乐。我觉得家庭是世间万物的根基所在。我知道的只是：随着我逐渐变老，我们周围的事物开始显得不同了。现在，我成了那个最需要他们的人。
　　我的家人是一切事物的核心。要不是为了他们，我绝不可能取得我现在所取得的成就。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我的父母完美无缺——我的叔叔、舅舅、兄弟、姐妹，在我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每每想起他们，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深深的眷恋之情。
　　我有七个孩子和七个孙辈子女（凯莉的三个孩子、埃迪尼奥的两个孩子、桑德拉的两个孩子）。还有阿西里娅与前夫所生的女儿热米玛，我把她也当作我自己的女儿。我甚至还有十几位教子。我已记不得仅在南北美洲就有多少人请我给孩子当教父了。我并不总能同这些孩子或父母们保持联系，但在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以及巴西，都有小孩子称我为教父。
　　我想告诉你们，我还拥有一个地方——那是我的农庄，位于圣保罗州内陆雷日斯特鲁与茹基亚之间，在首都西南方约１００英里处。我在１９６０年买下那片土地——有关的信息是桑托斯队的男按摩师马塞多最先告诉我的。我们拥有１１００公顷土地、４００头法国牛和１０００头猪。我在里面修建了一个人工湖，放养鲤鱼和其他鱼类，用于出售。我们每年捕捞４００００条鱼，重达７０吨。这是个美妙的去处，一个真正的休憩之所。
　　我在那里时心静如水。在那里，我可以忘掉身为贝利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也可以只当埃德松。我歇息，我放松。对生活的思考、压在我肩上的各种义务和责任统统消失殆尽。我乐于照料水中鱼、厩中马，甚至圈中猪。我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我尽情陶冶于平静与安详之中。我坐在树阴之下，出神地眺望周围的田野、各种动物和灌丛林地。在其他时候，我坐在那里，拿出我的吉他，轻拨琴弦，弹奏出一两首歌曲。
　　我的双胞胎子女乔舒亚和塞莱斯特也爱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建造的房子有六间卧室和一排用来招待客人、朋友和工作人员的厢房。只要可能，我们全家每个周末都会聚在一起，吃烤肉，喝啤酒。我在那里配备了两辆电动汽车，同他们在球场上用来运送受伤队员的那种车很像。我和我那些较年轻的孩子一道骑马，让他们骑自己的矮种马。生活中我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是在这种驰骋中一起交谈——我在中间骑，两个双胞胎各在一边。我知道，我以前不能在凯莉、埃迪尼奥和珍尼弗身边呆这么长时间——他们年幼时我的事业不容许这样做，所以，依我看，我是在以某种方式试图弥补以往在这方面所留下的缺憾。
　　我也喜欢和我年幼的儿子乔舒亚一起踢足球，他就要长成一个年轻人了。这让我想起了我同我心爱的父亲唐丁霍一起度过的时光，他和我也这样一起踢过球。岁月如梭，光阴似箭，我们竟已白头而未知晓。过不了多久，乔舒亚也会和他自己的儿子做同样的事。在我有空的时候，乔舒亚是我亲近忠实的伙伴。
　　２００６年，我将步入我的第６６个年头，我感觉自己的心依然年轻。我们家的每一个人总是长命百岁，尽享天年，所以我期待自己也能再活很多年。我的祖母安布罗西娜于１９７６年辞世，享年９７岁，我的父亲在１９９８年离世时年届８６岁。在我真走的时候，我将被安葬在一座空心塔内。桑托斯市拥有一座世界上最高的垂直墓地——一座高大的多层建筑，每层都有陵墓。我已为我的家庭买下整整一层。我的父亲、我的姑母玛丽亚（享年９０岁）和我的奶奶已经葬于此处。我买下这一层是因为这座塔墓是由我的一位商业合伙人建造的。从塔墓的窗户向外眺望，你能看到贝尔米罗镇球场。在决定葬于该处时，对这个因素并未加以考虑，但我敢肯定，这是一个让人备感欣慰的巧合。
　　但是，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尽管我希望我能把脚步放缓一点的那一天尽早来临。名声带来很多回报，我对此心存感激之情，但是，如果没有我的家庭，那么名声将毫无意义。
　　第十一章
　　偶像
　　贝利是少数几个与我的理论相矛盾的人之一：他将名留千古，而不是转瞬即被遗忘。
　　——安迪。沃霍尔
　　我总说，我是来自三心镇的一名巴西人——有三颗心的巴西人。对我的国家为世界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我感到非常骄傲。我们是一座种族大熔炉，一个所有种族以一种特有方式相互融合的国家。尽管如我在其他各章所描述的那样存在着不公平，但这里也有一种了不起的平等意识。我们是一个喜爱音乐的民族，我们怀抱着信念。我们生性乐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痛苦或幻灭，我们始终怀抱着一切都会变好的信念。我们坚信这一点。
　　我知道我的同胞们热爱贝利，但他们对贝利也有不客气的时候。我想用两个故事来解释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情感。几年前的一天，我正坐在别人的车上穿过圣保罗市的街道。我们在某个路口遇红灯停了下来，突然，两名持枪的盗贼跳出来拦住了我们的车。其中的一人用枪指着司机，要他打开车窗。但当他们看到车里坐的是谁时，他们朝我伸出了大拇指，然后连声道歉地走开了。他们无法面对抢劫一位英雄这个现实。
　　另一方面，我有时却会造成相反的影响。我在世界各地的各个机场无须出示护照即可通过移民局的检查。人们知道我是谁，所以让我通过。在美国，他们甚至也多次不检查我的证件便让我入境，而这种事在别人身上则是很少发生的。另外，在我来到海关时，也从没有人查看我的行李箱。而在巴西这边，海关人员则时常打开我的背包，并把它翻个底儿朝天。在对待我的方式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与我的祖国不尽相同。
　　为什么这样？我觉得巴西人对他们的偶像非常苛严。有时他们关心的好像不是为你锦上添花，而是让你雪上加霜。他们乐于支持败军之将，而不是胜利之神——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东西，有时是长期积淀所致，并具有心理学上的特征。在我感到悲伤时，我总会想起多娜。塞莱斯特提醒我的话：〃你不可能每时每刻让每个人高兴。〃
　　我往往搞不清其他国家是否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自己的英雄。我无法肯定。我到很多地方旅行过，也见过很多事情。比如，在美国，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和马丁。路德。金都有很了不起的纪念馆。但在巴西却没有贝利博物馆。在我看来，在这类事情上有不正常的地方。贝利的形象已进入图索夫人蜡像馆，但巴西这边却什么也没有。
　　我在尝试创办贝利博物馆一事上所作的辛勤努力，表明我在巴西面临一些难题。几年前曾有过一个在桑托斯市某块闲置土地上营造类似建筑的计划。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规划。它本会创造成百上千个工作岗位，还可以增加旅游收入——因为除海滩之外这座城市真的没有别的什么地方可以吸引游客。圣保罗州州长批准了这项提议，而我们也都做好了一切准备。然后，一名地方政务会委员来到现场，结果使整个事情化为泡影。他说这样做是出于环境方面的考虑，但实际上还是地方的权力之争在作祟。那位政务会委员和市长分属两个相互对立的政党，即便这座博物馆可惠及每一个人，那位政务会委员也还是不想让该市市长受到称赞。
　　此后，在瓜鲁雅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我们想在一个已经有一些足球场的破败地区建造一所足球学校。当地的政客们一直以一大堆不真实和无意义的官话推诿搪塞，使之最终流产。这种小肚鸡肠的做法确实让我深感失望。
　　我总对我母亲说，是她给了我三颗心：一颗给我的家人，一颗给欣赏我的人，另一颗给嫉妒我的人。我知道，由于我心直口快，有时我也会激怒别人。比如在我打入第１０００个进球后祈求神灵保佑巴西年幼的孩子时，就受到了这是在蛊惑人心的指责。我知道，自己在担任体育部长时也没少树敌，因为我老是试图改变一些事物，而许多权势人物则在现存社会中享有既得利益。媒体中的某些人也喜欢挖我的新闻——这是个爱与恨的问题。
　　当然，由于我是名人，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进行核实。那是待遇的一部分。由此引起的轰动当然并不总能反映我实际上说了什么，但通常都能使报纸卖出去。我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曾说巴西人必须恰当地投票。此言一出，便引起一片哗然。有人指责我是在羞辱巴西人民，是在说他们不知道怎么投票，是在暗示他们都是蠢家伙。实际上，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