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秦帝国 第五部 铁血文明-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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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任河西将军多年。一次,魏武侯与吴起同乘战船从河西高原段的大河南下,
船到中流,魏武侯眼看两岸河山壮美,高兴地看着吴起大是感叹:“美哉乎山河
之固,此魏国之宝也!”也许是吴起早已经觉察到了这位君主的某种气息需要纠
正,立即正色回答说:“邦国之固,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
敌国也!”结果,魏武侯只淡淡一个“善”字便罢了。吴起对答,后世演化为“
固国不以山河之险”的著名政谚,却没有留下魏武侯任何由此而警醒的凭据。列
位看官留意,这是魏国君主第一次将人才之外的物事当做“国宝”。此后,魏惠
王更是将珍珠宝玉当做“国宝”,留下一段战国之世著名的国宝对答。魏武侯盛
赞山河壮美,原本无可指责。这里的要害是,一个国君在军事要塞之前首先想到
的是什么,如何评判山川要塞,至少具有心态指标的意义。魏武侯的感慨若变为
:“山河固美,无变法强国亦不能守也!”试想当是何等境界?这件事足以说明
,魏武侯已经没有了开创君主的雄阔气度,对人对物对事,已经沦落为以个人好
恶为评判标尺了。
第三则史料是,魏武侯错失吴起。
吴起是战国之世的布衣巨匠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军事天才之一。
与战国时代所有的布衣名士一样,吴起的功业心极其强烈,那则杀妻求将的传说
故事,正是战国名士功业心志的最好注脚。后来的事实证明,乐羊、吴起被魏文
侯重用,是魏国扩张成功的最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李悝变法激发积聚了强盛国
力,乐羊、吴起则将这种国力变成了实际领土的延伸。在整个魏文侯时期,乐羊
攻灭中山国,吴起攻取整个河西高原,既是魏国最大的两处战略性胜利,也是当
时天下最成功的实力扩张。李悝、乐羊死后,兼具政治家才华的吴起实际上成为
魏国的最重要支柱。
可是,魏武侯即位,吴起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既没能成为丞相,也没能成
为上将军,只是一个“甚有声名”的地方军政首脑(西河守)。依着战国用人传统
,魏文侯时期有老资格名将乐羊为上将军,吴起为西河守尚算正常。然在魏武侯
时期,吴起依然是西河守,就很不正常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秉性刚
正的吴起对这种状况很是郁闷,曾公开与新丞相田文(不是后来的孟尝君田文)论
功,说治军、治民、征战三方面皆强于田文,如何自己不能做丞相?田文以反诘
方式做了回答,很是牵强,其说云:“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时,属之于子乎?”应当说,田文对魏国状况的认定,只是使用了当时政治理论
对新君即位朝局的一种谚语式描述,实际根本不存在。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击
是老太子即位实权早早在握,如何能有少年君主即位才有的那种“主少国疑,大
臣未附,百姓不信”的险恶状况?刚直的吴起毕竟聪明,见田文摆平了老脸与自
已周旋论道,便知道此人绝不是那种凭功劳说话的人物,所以才有了史料所载的
“起默然良久,曰‘属子之矣。’”吴起的服输,实际上显然是讲求实际的政治
家的顾全大局。不想,却被太史公解读成了“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这个田文
,既不是后来的孟尝君田文,史料中也没有任何只言片语的功业,史料中的全部
踪迹便是与吴起的这几句对答,及“田文既死”四个字。如此一个人物,豪气干
云的吴起如何便能“自知弗如田文”?太史公此处之认定。只能看做一种误读,
而不能看作事实。
历史烟雾之深,诚为一叹也!
重要大臣将军之间的这种微妙状况,魏武侯不可能没有觉察。之后的处置方
式,立即证明魏武侯对吴起早已经心存戒惧了。田文死后,公叔为相。这个公叔
丞相欲将吴起从魏国赶走,与亲信商议对策。其亲信说,要吴起走,很容易。亲
信的依据是秉性评判:吴起有气节,刚正廉明并看重名誉。潜台词很显然,这等
人得从其尊严名誉着手。亲信谋划出了一个连环套式的阴谋:先以固贤为名,请
魏武侯将少公主嫁给吴起,言明以此为试探吴起的婚姻占卜——吴起忠于魏国,
则受公主;若不受婚嫁,必有去心;魏侯必从,而后由丞相宴请吴起,使丞相夫
人的大公主当着吴起的面辱贱丞相;吴起见如此公主,必要辞婚;只要吴起辞婚
,便不可能留在魏国了。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吴起辞婚,魏武侯怀疑吴起而疏
远,吴起眼看在魏国无望,便离开魏国去了楚国。这是一则深藏悲剧性的喜剧故
事,使吴起的最终离魏具有了难言的荒诞性。
吴起离魏,至少证实了几个最重要的事实:其一,魏武侯疑忌吴起由来已久
,绝非一日一事;其二,魏武侯已经没有了囊括人才的开阔胸襟,也没有了坦率
精诚的凝聚人才的人格魅力;其三,魏武侯时期,魏国的内耗权术之道渐开,庙
堂之风的公正坦荡大不如前。从魏国人才流失的历史说,吴起是第一个被魏国挤
走的乾坤大才。
魏惠王后期,魏国尊贤风气忽然复起。
魏武侯死时,魏国的庙堂土壤已经滋生出了内争的种子,这便是魏武侯的两
个儿子,公子罂与公子缓争位。这个公子罂,便是后来的魏惠王。公子罂得到了
一个才能杰出的大夫王错的拥戴效力,占据了魏国河外的上党与故中山国之地,
公子缓失势。可是,公子罂还没来得及即位,韩赵两军便进攻魏国了。韩赵遵循
晋国老部族相互吞噬的传统,要趁魏国内乱之机灭魏而瓜分之。浊泽一战,公子
罂军大败,被韩赵两军死死包围。然则,一夜天明,几乎是在等死的公子罂却看
见两支大军竟然没有了。事后得知,是两国对于如何处置魏国意见相左。各自不
悦而去。对这场本当灭魏而终未灭魏的诡异事变,战国时评是:“君终无适子,
其国可破也!”也就是说,魏武侯终究没有堪当大任的儿子,魏国原本是可以破
灭的。言外之意很显然:没有灭国,并不是公子罂的才能所致。然,公子罂不如
此看,他将魏国大难不死归结于二:一是天意,二是自家大才。是故,公子罂即
位之后立即宣布称王,成了战国时代第一个称王的大国(自来称王的楚国除外)。
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称霸前期,衰落中期,迁都大梁
之后的末期。第一时期是魏国的全盛霸权时期,大约二十余年;其时白圭、公叔
痤先后为相,庞涓为上将军,率军多次攻伐诸侯,威势极盛,国力军力毫无疑义
地处于战国首屈一指的地位。第二时期,以三次大战连续失败为转折,魏国霸权
一举衰落。这三次大战是围魏救赵之战、围魏救韩之战、秦国收复河西之战。第
三时期,以魏国畏惧秦国之势迁都大梁始,是魏惠王的最后二十年。
总括魏惠王五十一年国王生涯之概貌,成败皆在于用人。
魏惠王其人是战国君主中典型的能才庸君。列位看官留意,历史不乏那种极
具才华而又极其昏庸的君主。秦汉之后,此等君主比比皆是,战国之世亦不少见。魏惠王者,一个典型而已。魏惠王之所以典型,在于他具备了这种君主给国家
带来巨大破坏性的全部三个特征:其一,聪敏机变,多大言之谈,有足以显示其
高贵的特异怪癖,此所谓志大才疏而多欲多谋也,与真正的智能低下的白痴君主
相比(譬如后世的少年晋惠帝),此等“庸君”具有令人目眩的迷惑性,完全可能
被许多人误认为“英主”;其二,胸襟狭小,任人唯亲与敬贤不用贤并存,外宽
内忌。这一特征的内在缺陷,几乎完全被敬贤的外表形式所遮掩,当时当事很难
觉察;其三,在位执政期长得令人窒息,一旦将国家带入沼泽,只有渐渐下陷,
无人能有回天之力。
在君主终身制时代,这种“长生果庸主”积小错而致大毁的进程,几乎是人
力无法改变的。也就是说,庸主若短命,事或可为,庸主若摇摇不坠,则上天注
定了这个邦国必然灭亡。譬如秦国,也曾经有一个利令智昏的躁君秦武王出现,
但却只有三年便举鼎脱力而暴死了。后来又有两个庸君,一个秦孝文王,一个秦
庄襄王,一个不到一年死了,一个两三年死了。所以,庸君对秦国的危害并不大。在位最长的秦昭王也是五十余年,然秦昭王却是一代雄主。然则,即或如秦昭
王这般雄主,高年暮期也将秦国庙堂带入了一种神秘化的不正常格局,况乎魏惠
王这等“长生果庸主”,岂能给国家带来蓬勃气象?这等君主当政,任何错误决
策都会被说得振振有词,任何堕落沉沦都会被披上高贵正当的外衣,任何龌龊技
术都会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任何真知灼见都会被善于揣摩上意的亲信驳斥得一
文不值。总归一句,一切在后来看去都是滑稽剧的国家行为,在当时一定都是极
为雄辩地无可阻挡地发生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魏惠王有一个奇特的癖好,酷爱熠熠华彩的珍珠,并认定此等物事是国宝。
史载:魏惠王与齐威王狩猎相遇于逢泽之畔,魏惠王提出要与齐威王较量国宝。
齐威王问,何谓国宝?魏惠王得意矜持地说,国宝便是珠宝财货,譬如他的十二
颗大珍珠,每颗可照亮十二辆战车,这便是价值连城的国宝。齐威王却说,这不
是国宝,真正的国宝是人才。于是,齐威王一口气说了他搜求到的七八个能臣及
其巨大效用,魏惠王大是难堪。这是见诸史料的一次真实对话,其意义在于最典
型不过地反映出了有为战国对人才竞争的炽热以及魏国的迟暮衰落。
也许是受了这次对话的刺激,也许是有感于秦国的压迫,总之是魏惠王后期
,魏国突然弥漫出一片敬贤求贤气象。这里有一个背景须得说明,否则不足以证
明魏国失才之荒谬。战国时期,魏国开文明风气之先,有识之士纷纷以到魏国求
学游历为荣耀,为必须。安邑、大梁两座都城,曾先后成为天下人才最为集中的
风华圣地,鲜有名士大家不游学魏国而能开阔眼界者。为此,魏国若想搜求人才
,可谓得天独厚也。可是,终魏惠王前、中期,大才纷纷流失,魏国竟一个也没
有留住。
魏惠王前、中期,从魏国流失的乾坤大才有四个:商鞅(卫人,魏国小吏)、
孙膑(齐人,先入魏任职)、乐毅(魏人,乐羊之后)、张仪(魏人)。若再加上此前
的吴起,此后的范雎、尉缭子,以及不计其数的后来在秦国与各国任官的各种士
子,可以说,魏国是当时天下政治家学问家及各种专家的滋生基地。在所有的流
失人才中,最为令人感慨者,便是商鞅。所以感慨者,一则是商鞅后来的惊世变
法改写了战国格局,二则是商鞅是魏惠王亲手放走的。商鞅的本来志向,是选择
魏国实现抱负。魏国历史的遗憾在于,当商鞅被丞相公叔痤三番几次举荐给魏惠
王时,魏惠王非但丝毫没有上心,甚至连杀这个人的兴趣都没有,麻木若此,岂
非天亡其国哉!
种种流失之后,此时的魏惠王突然大肆尊贤,又是何等一番风貌呢?
《史记·魏世家》载:“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召贤者。邹衍、淳于
髡、孟轲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
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你等老人家)不远千里,辱幸之弊邑
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
;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
为!’”
这一场景,实在令人忍俊不能。魏惠王庄重无比,先宣布自己不说油滑的虚
话,一定说老实话(寡人不佞),于是,一脸沉痛地将自己骂了一通,最后郑重相
求,请几个赫赫大师谋划有利于魏国的对策。如邹衍、淳于髡等,大约觉得魏惠
王此举突兀,一定是茫然地坐着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偏大师孟子自视甚高,肃
然开口,将魏惠王教训了一通。滑稽处在于,孟子的教训之辞完全不着边际。分
明是一个失败的君主向高人请教利国之道,这个高人却义正词严教导说,君主不
能言利,只能恪守仁义!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作为君主,连“利”这个字都不
能提。在天下大争的时代,君主不言利国,岂为君主?更深层的可笑处在于:魏
惠王明知邦国之争在利害,不可能不言利;也明知大名赫赫的儒家大师孟子的治
国理念,明知邹衍、淳于髡等阴阳家杂家之士的基本主张;当此背景,却要生生
求教一个自己早已经知道此人答案的问题,岂非滑天下之大稽?说穿了,作秀而
已。魏惠王亲自面见过多少治国大才,没有一次如此“严正沉重”地谴责过自己
,也没有一次如此虔诚地求教过,偏偏在明知谈不拢的另类高人面前“求教”,
其虚伪,其可笑,千古之下犹见其神色也。
后来,魏惠王便如此这般地开始尊贤求贤了。经常恭敬迎送往来于大梁的大
师们,送他们厚礼,管他们吃喝,与他们认真切磋一番治国之道,而后殷殷执手
作别,很令大臣大师们唏嘘不已。用邹衍、惠施做过丞相,尊孟子如同老师,似
乎完全与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