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郭德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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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为止，其实还有好多个人，好多单位，好多媒体，都在大声地喊，是我们捧红了郭德刚。不少人在争这个，感觉很不了起一样。也有人问过我，究竟谁捧红了郭德纲。诚然，媒体起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是就说单说就是哪一家把我捧红了呢，也并不准确。中国说相声的演员多了，哪一个捧就能捧出来？我们好多老演员都质疑说，我郭德刚就是炒红了的，那我们再找个人炒一次看看，我愿意出这笔费用。大家推吧，海选一个，我出钱，大家找媒体来炒——我想很难能再炒一个赵德纲钱德纲出来。所以，说我是炒作起来的，这个说法并不客观，它多少带些看不得别人好的情绪化在里面。其实媒体真的涌过来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城里已经是炙手可热，当时北京演相声的地方不止我们一家，为什么众多媒体盯上了北京德云社，盯上了郭德刚呢？这里面很值得研究一下。
首先经过各种专场演出，德云社已经被北京的观众所认可。各路观众纷至沓来，远到国外的，他拉着行李到了北京，下了飞机要先去听一下郭德纲。由福建和长春的观众，开着车到剧场来听相声。也有过北京怀柔的老人，96岁生日要到剧场听一下郭德纲，一群盲人听郭德纲，一群孕妇听郭德纲。当时我们剧场还偷着加座儿，我们从300人定额的座位儿，能加到700多人。观众挤着坐那儿，只要进了剧场就不可能再出去，要直等到结束才走得出来。所以观众不敢喝水。
也许是我们在当时形成了很好的一个新闻点吧，怎么会有这样一拨人，还以如此的姿态生活在这个角落里，坚持着咱老祖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呢，媒体们涌过来了，采访报道，深度分析，热点透视，把他们对现状种种的不满，连带着永远的怀旧情绪，在我和德云社身上引爆开来。我承认郭德纲和德云社暴得大名是借助了媒体，各路的宣传使我们拥有了今天的知名度，但你说单凭某一家么，并不准确，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
只有两个人，如果是他们现在站出来说是他们捧红了郭德刚，我要承认。一个就是北京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大鹏，他功不可没。我们搞了一场失传相声专场演出，那天我们演出的节目是对传统相声进行挖掘整理，大鹏就在他节目里做了一次专题。那天观众们来得很多，而且很踊跃，演出效果也异常的好。打那起，他就知道我们这地方了，经常播我们的一些相声大会节目。他播我们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从来没有请他吃过一顿饭。我们两个唯一吃的一次饭还是他抢着花的钱。我也没给他花过钱，包括我在解放军歌剧院请他来主持节目，给他主持的酬劳他也不要。他告诉我说这样两人之间是淡淡如水，他心里也踏实，他做的是他的工作。我要感谢他为德云社做的这一切。他说我错了，是他要感谢我，是我给他的节目充实了很多东西。他还说之前所播的节目都是他们台里库存了几十年的节目，是我们这一批新的节目数百段的作品充实了他的节目。这个工作他不做也会有别人来做，只不过他抢在前面，占了一个便宜。他由此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很多相声界的同仁们极力地去陷害、迫害他，通过各种方法去打击报复，通过种种渠道对我们施加压力，指使一些流氓在大鹏的电台留言板上大肆叫骂，语言下流卑鄙，手段无耻，那简直就是流氓行径——大家可能都想不到这是我们相声界一些权威人物背地里干的事情，包括今天在一些活动主席台上就座的都有。为什么我平时很少参与一些曲艺界演办的活动呢，我还真是不愿和一些流氓打交道。大鹏为我们挨骂挨了好几年之久。我在自己的网站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支持大鹏抨击那些个邪恶势力。
还有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一位导演，段嵘，这个导演不错，她自己懂相声，不象别的导演，说这不对那不对，什么都要听导演的，不听就不让上节目。但段导不是这样，什么都不图，就是因为喜欢相声爱相声，愿意为相声做点事情。她真给了我们演员一些机会，录了一些节目。观众朋友们也因此从另一个渠道知道了北京德云社，这样一步一步，使我们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
如果这两个人站起来说，哎，我们捧过郭德刚，郭德刚走红跟我们有关，我承认。除了他们两人之外，剩下的所有人都不配。这两个人，他们俩有资格说，我捧红了郭德纲。他们是在不求名不求利的情况下，默默地做出了这些事。而且到现在这俩人都不愿意特别往前去抢这份功荣，这和别人站出来咬牙切齿地说我们捧红了郭德刚相比较起来，真是不一样。
天津省亲（1）
媒体引发的对我以及传统相声的关注，基本上集中在我们德云社天津省亲相声专场以及春节专场这两次演出的前后，这两场演出对我们德云社而言，也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演出。
我是天津人，天津是相声窝子，我是在天津学艺长大的，后来来到北京发展。我离开天津移居北京大概是1995年左右，离开天津的时候我就有过这样一个愿望，我很想有一天回到天津，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看看当年离开天津的郭德纲又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大家眼前，总想着有一天能够演回去，当然也让家乡的前辈们能够指点我一下。1995年我走的时候，在心里暗暗发话，说是十年以后再杀回来，巧的是到2005年我们在天津举办相声专场晚会的时候，正好我心中的十年之约。看来我也算不曾食言，对得起我自己的这个理想。
最早有回天津演出的想法，是和我的经纪人王海一起谈事，我无意中提到这个事情。他说好，他马上去联系剧场。他也费了很大的劲，包括垫钱、托朋友等等。事实并非象我们想像的这么简单，2005年的郭德纲虽然在北京观众们中比较有影响，但是出了北京城，到我的家乡天津来讲，人们并没有格外愿意多看我一眼。小范围内的观众们知道有我郭德纲这么一个演员，更多的人并不是很了解我。因为还不是名角，还没成腕，所以在选择剧场的时候也遇到了不少麻烦。
当时我们寻遍了天津八一礼堂、天津大礼堂、中国大戏院、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等等。有的剧场太贵，一场四五万的租金对于当时的德云社而言，有些吃力。而且我们也保不定这次的票房。票房要是欠收的话，我们肯定就会感觉比较丢人。但是小一点的剧场我们又感觉从层次上、身份上不合适。挑来想去，最合适的还是中国大戏院，它位于天津的市中心，是当初马连良、麒麟童等京剧名家们开创的一个剧场。在当年，京剧界的三流角色都不能去那演出，地方戏也没有资格在那唱。多年来中国大戏院在天津的观众和艺人们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能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的演员，证明你很被认可，身份很高。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决定专攻中国大戏院。
开始的时候办事也还顺畅，剧场方也很愿意接，不过在接下来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也遇到了种种坎坷。首先到天津的主管部门、文化部门局去报批去登记，在此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官僚主义作风，总有那么些爱搭不理的人，今天要这个证件明天要那个证件，堪称是一波三折吧。有阵子弄得我很恼火，甚至心存退念，都到了收手不干的地步了。可能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和政府部门少打交道，不理解为什么到一个剧场演出还会受到如此多的刁难，几经周折，各方还是谈妥，终于要把这个事情办起来了。
2005年11月5日，郭德纲德云社天津省亲相声专场，演出的当天，又发生了堪称是中国演艺界绝无仅有的事情。我是前一天的晚上和我太太以及我的经纪人王海一起到的天津，去剧场安排方方面面的事情，原定演出当天德云社其他演员到天津，同行的还有北京的许多观众自发组织了，要坐大包车一起过来。可是早上七点钟的时候，王海刚起床，手机上就收到一个短信，天降大雾！这雾大得惊人，北京周边的几条高速全被封锁了。我当时马上给同伴们打电话，原定中午一点钟在天桥乐茶园集合的，车也定了，我马上要求大家尽量往前赶，九点钟就集合，想尽一切办法尽早赶到天津来。当天剧场的票都卖完了，媒体也喊过了，电台电视台都知道，如果是因为当天演员没赶到演不起来，这个人可丢大了。这可是我十年来第一次回天津演出哪！我可不希望开门会黑成这样。于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投入到一天的紧张状态之中。天公不作美，这也许注定了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的顺利。一直到中午，我不断接到电话，说大伙儿现在人齐了，准备出发。
京津塘高速是通往天津的公路，到这路口发现：前面车排得密密麻麻，高速都已经封锁了。没有办法，于是车马上调头奔通县方向。但是京深高速被封了，京承高速也封了，能出北京的高速全部封了。看来只能走老路了，可是老路上已经堵得水泄不通，插翅难飞。于是大家决定取道铁路，大伙改从北京站坐火车前往天津！这天的整个下午我就不断地在这种煎熬中度过，随时在那边商量怎么回事该怎么办。
一直等到晚上六点，我进了剧场。外面天也黑了，剧场内灯也亮起来了，观众们陆陆续续地进场了，我和我夫人以及王海，还有三四位朋友来到了后台。我夫人整理好演出的服装，还有好几个朋友把演出用的桌子都搭好了。一切准备好后，就在那边等待。
后台有一个黑板，这个黑板是中国大戏院独有的，每逢演出，就会有人负责用毛笔在上面写：热烈欢迎某某艺术家前来我剧院表演！当时剧场的工作人员在那边写着“热烈欢迎郭德纲……”那人边写边问：“这郭德纲是谁？”他同伴回道：“不知道……”
当时我也没吭声，就站在他们身后，一直等到他们写完了，我说了句：“谢谢，我是郭德纲。”转身回来接着等待。
六点二十分左右，北京来了几位相声演员，刘洪沂等人。我一看，好，心里踏实了些。可是离演出没多久了，德云社的演员们一个都没到。他们的车调回头要到北京站坐火车，中途却被卡在通县那，又耽搁了不少工夫。七点零五分，他们的火车能到天津。可是剧场演出是七点一刻。十分钟他们根本赶不到剧场！这种情况下，北京来的这几位算是给了我条后路，我心里稍微松口气，心想他们中的无论哪一位帮个忙，我就可以先开个场。
观众们都陆续就座，整场黑压压一片。整个后台，就我一个德云社的演员。当时这个心情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我找到了剧场经理，跟他说明了情况，能否推迟十五分钟，等他们都到齐了再开演。经理说不可以，说七点一刻演就七点一刻演，七点一刻的时候我演不演他可不管，但是他会把灯打亮，把幕拉开。这可真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如果是现在的我再回去，那他们有多少胆子也不敢这么讲。但当时我必须逆来顺受，我说那行。这时我回头一看，看到了一个叫高峰的演员。高峰现在是我们德云社的成员，但和现在常驻北京正式参加德云社不一样的是，当时他才开始参加德云社演出，还只是试用期，演完一场过半个月再演的那种。当时我只看到他在后台。
此时距离七点一刻已经没多会儿了，我就告诉他，说：“你穿上衣服吧，你帮着我这头一场。”
“啊，我不会啊。”
“不要紧的，你跟着我就行。有一段《西征梦》，你听过么？”
天津省亲（2）
“好象是听过……”
“那就跟我上台走吧！”
幕已经拉开了，主持人是当天临时请的。主持人报完之后，我就这么拉着高峰出了场，开说当天演出的第一段：《西征梦》。
当时我的心实在压不下来，根本进不了状态。我边说还边想，如果他们火车再晚点，那这段完了之后，我只能再说段单的，单的说完了我再唱段太平歌词，我再怎么也得撑到后台演员全赶到为止。
《西征梦》说了一半的时候，我往右一看上场门，于谦已经换好了上场服装站在那儿朝我挥手了，我心里顿时就踏实了。可能从这一刻开始吧，我才算真的进入了状态。所以，如果有谁要是去找当天的录音和现场的视频看，就会发现，当时的我前十多分钟有些慌张。试想一下，偌大的后台只有我一个人，而且在观众都满了的情况下，这么多年没回天津了，那场演出要是砸了的话，那可能对我这十年来是个很大的打击。
天无绝人之路，峰回路转般我们就陆续演了下去，节目一个接一个，场下观众也很是支持。很多天津的演员朋友都过来捧场，尤其是马志明先生，也就是“少马爷”，马三立先生的公子。他在艺术造诣上称得上全国第一，没有二话，因为为人较有个性，他和别的演员也很少来往。我们的演出他能亲自过来，这对我来说可真是个惊喜。他不仅来了，而且还上台夸奖了我一顿，说得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马先生的话中极尽表现了一个前辈对后辈的鼓励，直令我感动再三。
那天晚上观众异常的踊跃，一直演到十一点左右，整场演出在皆大欢喜当中闭了幕。演出结束之后，我们全体演员拉到一个小酒店去吃饭，举杯共庆。
大家也都累了，回北京的路上，天气又变了。刮起了大风，雾也吹散了，月朗风清，当时已是初冬天的凌晨，天气渐凉。我印象很深的是车外面还有树叶，风刮着树叶在车子外面飞，车内的我浮想连翩，感慨不已，油然而生的喟叹，伴着我们的车行，弥散在初冬的夜色中……
后来我才知道了很多很感人的事情。譬如《三联生活周刊》杂志的袁越，还有很多北京的观众，因为天降大雾，高速公路被堵，他们竟然从北京骑自行车赶到天津去看这场演出。类似的这种情况很多，包括那天在剧场中给我们献花篮的观众到最后都数不过来了，其中有当地自发的观众，也有外地的，来自四面八方观众向我们表达了祝贺，实在是盛况空前。那些花篮堆得满满的，要是用大卡车拉回北京的话，至少要拉个六车七车的。
这场演出在我演艺人生当中，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