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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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以为他一毕业就回来了，但那时北京的形势越来越紧。没多久，蒋介石逃离大陆，带走了他们学校几个班，靳先生也被带走了。那是１９４９年的事，他一走也是凶多吉少，不知是死是活，我们成了两个世界的人。
那件事过后，我就希望自己离家远点儿。
１９５４年，为了支援师资困难地区的教育，经人介绍我到河南沁阳，在沁阳师范附属小学教书。同来的有十来个人，一年后陆续回了北京，也有留下的，那都是夫妻俩一块儿，只有我是一单身女子。一干就是十几年，几乎年年模范，我创办的“五年一贯制”、“二部制”教学很实用，全县都派人来观摩我的课。
其实我可想回北京，为这事儿哭了多少次，很苦恼。母亲说领导、同志们对你不错，国家培养你那么多年，那里师资又缺；这边文教科科长张治强也愣不叫走，他说你有啥困难可以向领导反映，可以申请补助。我说不是补助不补助的事儿，一来我还没成个家，二来还有老父老母要人照顾。他们帮我在沁阳找了个婆家。我跟孟清芳结了婚，我们养儿育女，日子过得很平静。
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到——一提起文化大革命，我这鼻子就酸——因为我和靳先生的事，他们把我打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我丈夫孟清芳是学校领导，成了“名副其实的走资派”。靳先生那时是学生不是国民党，就因为他们学校带了“国防”俩字。我们受尽了折磨。红卫兵扛着锄头在我家挖半天，说我家有敌台，每到后半夜就能听见“嘀、嘀……”发电报的声音。其实是屋檐下挂的一串玉米棒，风一吹发出的响声。
平反后我心灰意冷，很自卑，没想到当个教师就弄成这样，也不想再干了。领导又找我谈话，说当时“革命”来了没办法，你要相信党。我就选了个附近郊区学校教书。
那次很偶然，我一个亲戚在一中阅报栏看《人民日报》，看到中缝有一寻人启事，那启事是靳君文找失散多年的亲人任凤鸣。知道这事后我哭了一宿，４０年了，我都以为他死了。他还好好的，也没把我忘掉。后来知道，他在《北京晚报》、中央电视台的《天涯共此时》找了我很长时间，那时电视少，我们看不到。
我们联系上以后，他一封信给我写了１２页纸，我知道他过得很好，自己开了家私立医院，儿女都在美国读书。他写信也像开药方，写的字好多我看不懂。他说他胆很小，一动外科手术手就发抖。
１９８８年，靳先生回大陆来看我们，我和大姑娘到郑州飞机场去接他。就像演电影一样，４０年说短也短说长也长，只是见面时是俩老人了。当时我们都很伤心，我们之间又不是说有矛盾分开的。最大的感受就是历史无缘人有缘，我们还能见上面。靳先生人很好，他认我妈为干妈，回北京时，他进院子就一直跪到我妈跟前……
靳先生说我命薄，不能陪我白头到老。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找他。１９５０年还有人往那边跑，去找自己的男人。我说当时没想到你还在人世，而且我妈也不放心我一个走。他想带我去美国。我说我老了，不想叫人家说，你也有一家人，我也有一家人，我小孩儿还没成婚。那时我心里想，等祖国统一了我就到台湾去看你，看你４０年是怎么过来的！
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文革”时吃了苦头到现在落得一身病，别的也没什么，当个教师能过得去就行了。
１９９０年我填好了离休表，还请了客，一公布说我只能算退休。不是说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参加工作算离休吗？我在沁阳干了一辈子，《沁阳市教育志》上都写了我１９４９年７月参加工作。有人劝我用台胞身份去争取离休，若是离休，工资就有了保障，福利还高，可我不会这么做，我这人这点儿骨气还是有的。
记录：徐结怀
第三卷小草你是幸运的
王怀瑞，男，４５岁
原阳县桥北乡马井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４日这一天。那时候我在韩董庄乡中教书，下午放学回到家，我爱人赶会回来对我说，西边任庄村路旁麦地里有个被丢弃的女婴。我的心猛地一颤，谁家恁没良心，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要了。这时已是晚上７点钟，我愣愣地站在那儿，东北风呼呼地叫，天好像要下雨。孩子不会冻死吧？这时爱人说，咱去看看吧？我说，走！天已经黑下来了，我和爱人拿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来到那片麦地。
我看见一个不到半米高的草窝儿，用稻草和塑料袋搭的，里面躺着一个婴儿，就知道孩子已在这里——世界上最简单的房子里——熬过几天了。旁边放着奶粉，菊花精，奶瓶中还装有半瓶奶水。我解开她身上裹着的小棉被，顿时闻到一股呛鼻的腥臭味儿——棉被上沾满了屎尿。孩子的脸苍白无色，最特别的是每只手只有一个小指，每只脚也只有最边上的两个脚趾，像个鸡爪儿，她是残疾儿。我的眼泪下来了，对爱人说，她大小也是个生命，她太可怜了，咱得把她抱回家。
回家后，我给她洗澡，换上干净衣裳，又哄她睡下，已经是晚上１２点多。
一些亲戚朋友知道我抱回个残疾儿，都埋怨我净找麻烦。说实话，再养这么个女孩，我这个家确实困难，我一个月４００元工资，爱人和年已七旬的老父亲种着８亩责任田，一年收入不足２０００元，三个孩子都在上中学，每月光生活费就得６００元。可是我想，女婴不管咋着，也是个活生生的命儿。她爹妈狠心丢弃她不管，是受世人咒骂的千古罪人。孩子有啥罪呢？她应该像正常人一样，享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我是个人民教师，咱不救救这孩子，良心上过不去呀！我爱人也通情达理，决定收养这个被遗弃的孩子。孩子是从草窝儿里捡来的，她的生命也像小草一样顽强，竟然没有被冻死，我就给她起名叫小草，我们要给小草一个温暖的家。
我开始教她学说话，走路。晚上，只要听到小草哭叫一声，我爱人就马上起床，不是喂奶就是换尿布，对她比亲生的孩子还要亲。我还请来一名老中医为小草检查了身体。
我的这个善举打动了周围的领导和群众，乡党委书记王建和乡民政所的领导，卫生院的医生，纷纷来我家慰问，又为小草作了体检。王书记让乡民政所每月发给小草１００元特别抚养费，卫生院定期免费为小草检查身体，派出所为她办理户口和收养手续。邻居们常惦记着小草，差不多天天有人来看、抱小草，三里五村的群众也来看望她。这些更坚定了我的信心，不惜一切代价，我也要使小草能自食其力，最好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小草的手拿不住东西，我耐心地教她，现在已经自己会使小勺吃饭了。你也看到了，小草聪明伶俐，很难看出是残疾。河南电视台《新闻６０分》的“日行一善”栏目前不久也播出了《小草不孤》专题。
小草的成长，与那么多人的关心和爱护是分不开的，我特意整理了一套“小草档案”，等她长大后，我要告诉她，在她身上，发生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
最后我要说，我们的小草现在有大名儿了，叫王荣华。“王”是我姓王；“荣”是我妻子的名字中有一个“荣”字；“华”是发现小草当晚的河南电视台记者刘华来了解情况，所以取个“华”字。
（记录：隋军 李豫）
第三卷爱伴我好好活着
李霞，女，３８岁
罗山县实验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１９９５年４月的一天，我吃完早饭准备上班。开门时，头晕眼花，浑身没劲儿。我想可能是工作太忙，太累，休息几天就好了。想不到，以后几个星期都是那种感觉。
５月７日早上，我丈夫治华问我：你脸色不大对头呀，是不是病了？我把当时的感觉告诉他，他叹口气，催我到医院检查。５月９日，县人民医院诊断我有白血病。我从治华躲躲闪闪的目光里，猜想自己的病不轻。他代我到学校请假，又陪我到武汉协和医院复诊——当我得知自己真的得了白血病后，心里一下子都空了，感觉天塌了，地裂了。治华握住我的手，看着我，从他眼睛里，我读懂了“疼爱”两个字。几天的时间，３０岁才出头的人，竟添了好多白头发。我不能让他再伤心，再担心。我故意像没事人一样，脸上总挂着笑，我说是祸躲不了，我能挺得住。治华动情地说：我一定要治好你的病，让你早一天上班。
医生说白血病是可以治好的。经初步估算，治疗费用大约得２０万元。２０万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和丈夫是中小学教师，收入微薄；公婆都是山里农民，年老体弱，靠我们赡养。我们到哪里去弄２０万元哪。我说：不治了，听天由命。丈夫生气地劝我：治，一定要治，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辛苦一辈子的父母，也为了我们的学生。
家里的人到处筹钱。我所在的罗山县实验小学的领导最先伸出爱的手，给我送来５０００多元现金。校长肖文华安慰我：大家都在想办法。学校召开全体老师和学生会议，介绍我的病情，师生们自发为我捐款。我教的那些可爱的小朋友们，到我家里看望我６岁的儿子，逗他笑，教他跳。７０多位学生给报社写了一封信——《救救我们的好老师》。罗山县教育局李培模局长、陈以奎副局长专程看望我，将全县师生捐的５０００多元钱交给治华，他们和局党委成员又分别给我２００元钱。龙山乡退休教师董大斌是个残疾人，家庭非常困难，手中没有一分钱积蓄，向别人借钱表达自己的一颗爱心。
《教育时报》当时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关于我的一则消息，此后，又３次发表社会各界关心我的文章。还有一位叫李笑天的编辑在省城奔走，促使《教育时报》、《青年导报》、《东方家庭报》、《国际经贸报》、《大河文化报》等报在各自报纸一版刊发呼吁社会各界献爱心的《倡议书》。
由于新闻单位的呼吁，省内外社会各界了解到我的情况。山东三株口服液集团老总亲自带人走进我的家，赠送价值１万元的药品；厦门市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正兴法师为我争取２０００元资助，并多次询问我的病情。吉林省新闻出版局一位干部在列车上看到报纸，中途下车到邮局给我寄１００元钱。南阳油田学校附属小学召开献爱心动员会，全校师生一下子捐了６０００多元钱。我的母校——信阳师范学校校长郑定豪和副校长邱萍来到我校，将８０００元钱交给我校校长。罗山建行负责人得知我的病情，建议团支部组织献爱心活动，１０多名干部职工为我捐了１２００多元。
就说我们罗山县吧，县委高俊峰书记、县长景照辉和县人大县政协领导逢年过节都来看望我，给予我资助；信阳市副市长张锦中、王道云也一直挂念我，每到罗山县来都看望我和治华。罗山高中的几任校长程学炎、陈国刚和县实验小学校长经常向上级反映我的困境，胡宪芝副县长亲自安排县公疗办报销我的医药费。程学炎校长曾深夜写下洋洋洒洒的４页长信，开导治华。
还有许多不留姓名的好心人，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尤其是我丈夫，陪我度过５年的风风雨雨，没有他的鼓励和照顾，我真不敢想像，有没有勇气同病魔斗争，活到现在。
回头看５年来的路，我活得辛苦，也活得幸福。我愿活着，为早一天工作，为所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人。
（记录：汪道波 包盛银）
第三卷孩子让我爱上了这里
文静，女，５３岁
商水县平店乡东邓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月６日
我在湖南一个城市教书近３０年。或许是命运的安排，１９９３年我从湖南城镇公交子弟小学来到这里。在来之前，亲友、同事都劝我：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河南是全国有名的穷省，你可别犯傻，否则，后悔来不及。我也曾犹豫过，可又想，河南人口近１亿，不是一样过日子吗？人家能过，我为什么不能过呢？于是，我上了火车，来到河南。来时还带了许多电教片，对教学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一到地方，情况比我想像的还要糟。首先生活上不习惯，我吃惯了大米，一吃面食就头晕。路凹凸不平，满是尘土，再好的皮鞋都没有光泽。想买的物品也不像城里随意都能买到。住房与我原来的楼房更不能比。刚到时承蒙领导的照顾，给了两间住房，一间厨房，还特意粉刷了一遍，地面铺上了砖块。房顶总掉瓦片，一刮风，泥沙直往下落，老鼠也肆无忌惮地到处乱窜。没住几天，就遇上了雨天，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盆桶都派上用场，滴滴答答唱起了“交响曲”。矮小的厨房更是一塌糊涂，风刮倒了树，把厨房草顶捅了一个大洞。炉火也淋灭了，案板上一层泥，地上的水有半尺深，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的难受。我一气之下，跑到马路上，沿着马路走啊，想啊。为什么不听亲友、同事的劝告，来到这个鬼地方，干脆还是回去算了。
这里工资之低也是来之前我所想像不到的。记得第一次领工资，一看仅２７０多元，我的心凉了半截，竟想不到两地工资差别如此大，其他待遇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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