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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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孩子像鲁冰花一样散落在学校各个角落。饭堂前，三五个孩子围在一起，吃着从家里带来的发霉咸菜，或在米饭里撒生盐；教室里，有孩子没有完成作业，怯怯地低着头告诉老师，没有纸、笔或作业本；寝室里，几个学生共用一条毛巾，一个脸盆，两个学生各兑一条被，挤在一块睡，有的衣服像湿了的报纸粘贴在身上，发出的阵阵异味与被子上的一样；操场上，时有学生因营养不良而昏倒；有孩子长期拖欠学费，老师让回去取，一去就再不来学校了……
教学条件也很简陋，英语组惟一的一台录音机，只要一开，便发出轰炸机的声音。一些最基本的教具这里都没有，一个漏了洞的地球仪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教具。
我们自己劈柴生火，做饭，去远方挑水。没有马桶，没有厕所，没有浴池，只有用桶装满水，举到头顶倒下。成群的老鼠也常和我们打“地道战“，刚堵上一个洞口，明天又会有几个新洞出现。想吃到面或某些蔬菜吗？那就得冒危险去城里买，所以一年也难得吃上几顿。
更可悲的是，许多学生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意义和外面精彩的世界。
经常有学生笑嘻嘻地对我说：“赵老师再见，我不上学了。”从他脸上看不出一丝忧伤，而自己惊愕的神情倒使他们十分惊奇。对于他们而言，几十分的试卷与繁重的家务、贫穷的生活相比太没有意义了。我感到，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我们所留下的几件衣服，几支笔，几张钞票，同时也并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而是梦想的萌生，人生目标的确立以及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
于是，我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扩建校广播站，重建自“文革”以来就瘫痪了的团组织，发展新团员，给他们讲成长，讲发展，讲生存，介绍大山外的世界。把所教的英语、地理也融入其中：在说到香港、澳门、台湾时，我在黑板上写出“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Ｔａｉｗａｎ”，并向学生介绍相关的“一国两制”等内容，为让学生开阔眼界，提高学习兴趣，我自己订了《中国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北京晚报》，并用它们来丰富教学。孩子们慢慢产生了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我多想利用假期带他们出去看世界，只恨自己没有实力。
为了使穷人家的孩子有书念，我和同伴每人每月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拿出１５０元，用来资助１５名品学兼优的特困生。我们又求亲告友，发出无数封求援信，先后得到北京华都酿酒公司资助款两万余元，江苏江阴中昌实业公司捐赠衣物８０余件和一批教学器材。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播出“百色项目”后，又有许多人省吃俭用，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
我总以为，扶贫期间为老区人民尽力做事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而他们却回报我很多。他们给予我的是世界上最纯洁的感情，这种感情将会影响和支撑我的一生。
每次家访时，乡亲们总是拿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正在下蛋的鸡或准备卖了换吃饭穿衣钱的山羊，我们无论如何劝阻都是没用的。久了，我们不得不编出许多美丽的谎言以阻止他们“杀生”。
最难忘的是我们离开大楞那天，为了不影响学生上课，我们谁也没通知，可当我们一大早出发时，却发现学生、村民都静静地站在雨中。学生的眼早已哭红，村里的几个老大娘手里拿着竹笋干等山货，流着泪站在那儿。一个大娘拿出绣球，戴到我脖子上握住我的手，却不知该说些什么，我看那绣球上绣着：好人平安，长命百岁。当我们握手告别时，他们却哇地哭出声来……车开动了，身后传来了歌声，是老调新词的《刘三姐》。
哎嘿——什么地方最困难咧？
什么人儿需要帮咧……
什么人来献爱心咧……
什么精神好榜样咧……
我们去了很远，歌声却仍在耳边。
（记录：高金才 付永奇）
第四卷当生命有了支撑
周己楷，男，３９岁
邓州市汲滩镇教办室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６月２日
你刚才看见了，我的左腿不能弯曲，走路靠右腿使劲，高一脚低一脚的，很不方便。
１９９０年春，我在教学第一线干得正卖劲儿时，患了化脓性关节炎，左腿肿得很粗，疼起来难以忍受，后来发展到不能动弹。那时，我才２８岁，本来家庭就不富裕，又遭遇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真是手足无措。因经济困难，治治停停，几年下来欠债两万多元，我心一横，决定不治了。这期间，我被病魔折磨得彻夜难眠，痛苦不堪，被迫离开心爱的工作岗位，回到家里。离开了学生，离开了社会，过着离群索居，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我记不清有多少次绝望过，想对此生作个了断，可望着年迈的双亲，年幼的孩子，辛劳的妻子，又忍不住心酸泪下。家人为了安慰我，给我买来一台收音机，让我消遣，解闷。外面万紫千红的世界与我无缘，我只有把精神寄托在收音机这块小小的方寸之中。
妻子为了这个家，为了我，要忙里忙外，干着比男劳力干的还要重得多的农活。生活太苦了，苦得有时让人觉得没了指望，为此，我们也闹过一些别扭，也吵过嘴。１９９３年冬天，眼看家中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她不得不抛家离子，眼含热泪，踏上了南下打工的路。这时，我的大儿子还不满７岁，小儿子才刚刚会走路，我们父子三人艰难度日。我躺在床上不能动，腿疼得厉害的时候，就吃点止疼片暂时缓解一下。懂事的大儿子一边带弟弟，拾柴禾，一边帮我做饭，煎药，什么都靠我们自己。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在昏暗的灯下为孩子补衣裳。望着可怜的孩子，想着远在千里外的妻子，我不由地哼起了彭丽媛的《摇篮曲》，两行热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时，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举办“我与电台”征文，于是，我顺手拿起孩子写作业用的铅笔头，又从作业本上撕下几张纸，一口气把自己几年来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写下来，第二天就寄了出去。让我惊喜的是，几天以后电台就以《电台伴我向前行》为题播发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被评为三等奖，电台还给我寄来了１００元奖金。这给了我好好生活下去的勇气，我像找到了救命的稻草，看到了生命的新起点，那时的心情比现在获得什么荣誉都兴奋，激动。
从此，我开始坚持每天写文章。没钱买那么多稿纸，就找来废旧报纸当稿纸。尽管经济十分困难，我还是省吃俭用留下邮资。那时，每寄一封信邮票要８分钱，就这有时也很难凑够，使得写好的稿子没法寄出去。每寄出一篇稿子，就等于在全家人的心中播下了一份希望。
１９９５年５月，我听说镇派出所解救了一名外地少女，强忍住病痛的折磨，拄着双拐去采访，历尽艰辛，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长篇通讯《贵州女热泪洒中原》。后来，我听说汲滩镇集资兴建清真寺，又赶去采访，并连夜写出了《众人援建清真寺 倾洒回汉民族情》，这两篇文章先后发表于《南阳晚报》和《河南日报》。终于看到自己的文章登在了报上，我激动得泪如泉涌，这是自己在艰难的生活中与病魔抗争得到的回报啊。
慢慢地，我写稿子越来越顺手了，被报刊采用的也越来越多。我的名字和我的故事也在镇上传开了。在一个主抓教育的副镇长的倡议下，１９９６年春，镇党委、镇政府号召全镇党员、干部、教师、学生为我捐款治病。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捐款达１万多元。４月２５日，已经被病魔折磨了６年的我，被送进南阳市骨科医院。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那一天，妻子失声痛哭。
是电台、报刊鼓起了我生命、事业的风帆，是党和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因此，我总想用我自己的力量来为社会做些什么。我写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与惩恶扬善、扶贫济困、赞美人间真情、弘扬美德有关的，我觉得乐趣就在其中，我的生命的支撑点也在其中。
我的病至今没有痊愈。去年冬天，左脚踝骨上肿了一块，后来接着流脓，我只好用纸贴着。由于吃药的缘故，现在我的身体看起来还有点虚胖。为了能方便一点，通过艰难的练习，在半年之间，我把两个拐杖都甩掉了。我现在到哪里都是骑自行车，说是骑，其实就是身体坐在车的后座上，用右脚在地上蹬着往前走，走走歇歇。一听说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我就穷追不舍。我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我想，这就是生活，生活需要自己去用心创造。
多少年了，日子过得很清苦，但现在家里慢慢好了起来，儿子懂事，聪明，能干的妻子开了一家小饭店。
我从没有想起去照张像。前不久，一个编辑打电话向我索要照片，我们全家这才去照了一张合影。你看，就是这张。
（记录：侯薇）
第四卷我的婚姻在炮声中破碎
侯连民，男，２６岁
永城市芒山镇马山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３日
１９９６年，我从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毕业，回到了生源地永城市芒山镇马山小学任教，成了学校里惟一的大专生。刚毕业时，啥也不懂，既没考虑住房，也没考虑婚姻，一心就想着把课教好，为父老乡亲们做点事儿。可是，年龄到底有这么大了，所以，从１９９７年起，就不断有人为我说亲。只有到了这时，我才终于意识到了房子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前前后后虽然说了好多次亲，女方都是相中了人，相不中宅子，结果一个个又都散了。
从前我是原想着毕业之后，村里慢慢地会给我解决宅基地，哪知一直等到１９９８年，也没解决。实在没办法，我就只好和父亲商量，在老宅基地上盖房。这块宅基地位置很差，旁边几米以外就是曾经被炸过石头的石塘。即使这样，我还是多方凑钱，盖了４间房子。这时，已经到了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房子盖好后的一个月，即农历十一月初十，又有人给说了门亲，虽是邻省安徽的人，与我们村也只隔一条小河。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门亲还真说成了。因为女方啥也不图，只图我是个有文化的教师。本想着接下来我就会有幸福的日子过了，可哪想到这个美梦却很快被采石的炮给炸飞了。
１９９９年底，村里把老宅基地旁边的石塘承包给了个人采石头，承包期为１年。从此，我便背上了再也摆不脱的噩运。
我们这里采石头一般是用烈性炸药，五六个雷管排成一列，炸起来时惊天动地，石头被炸得满天飞，而且时间都是在晚上八九点。他们第一天采石时，我的门窗玻璃就被震碎了，吓得我整整一夜没敢睡，就在房梁底下坐到了天明。第二天早上我去找村支书，说，你们既然把石塘承包了，不让你们采吧，也没有人情味儿，不过，你们在采石的时候，一定要把炮压好，另外也别离我的房子太近。对此，村里也答应了，但承包人没有兑现。为了在承包期内多采些石头，他们有时还把放炮时间延长到晚上１２点，甚至一两点。这样，我就只好一夜夜地坐在房梁底下苦盼天明。
２０００年５月１日，在简单举办了婚礼后，我把她娶回了家。哪曾想，她刚来不到几天，就又回去了，而且从此再也不愿回来。也是的，她从小在平原地区长大，本来就不习惯山里的生活，而刚结婚时又正赶上石塘承包期过半，承包人更是不分白天黑夜地放炮炸石。即使偶尔停下一时半会儿不炸了，又要用拖拉机运石子，那种巨大的噪音简直能把人轰疯。那几天，她吓得睡不着觉，整个人像掉了魂儿似的，没一点精神。虽然我多次向村里反映，要求一是石塘不能再炸了，二是要适当包赔一下我的损失。可村里只是让承包人给了我１００元钱，就算完事了，石头该采还是采。
她走后，我只好守着她带过来的满屋子的嫁妆过日子。你可以想像，那是种什么样的心情。由于采石一直没停，我的房子便惨遭毁坏。先是房瓦几乎全被飞来的石头砸碎了，接着房板也接二连三地被砸断，后来，房子便开始错位，墙体出现了许多裂缝。这可是刚刚盖了一年多的新房子呀在这样的房子里住着，那种恐惧总会让人觉得生不如死。特别是到了下雨天，外边下大雨，房子里下小雨，夜里听着雨水啪挞、啪挞地滴在盆里的声音，坐在房梁底下的我，更是备感凄凉。想着自己的婚姻就这样被炸碎，想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就这样被毁灭，我满肚子的凄苦，却不知该向谁诉……我曾拿着房子被毁坏的照片到镇政府去，希望镇上能给解决一下，可却被某位领导推托了。
２０００年腊月二十九，我和我们村民组的组长，还有一位在农村比较有威望的说事人一起，到她家去请她回来。在此之前，我自己已经去了好几次，但都没把她请回来。这次想着应该差不多了，毕竟咱也是真心诚意的，又给了她家这么大的面子。到那儿以后，她家里的人也客气，还办了酒菜给我们吃。岳父说，我们也不想让女儿嫁两次，但现在的房子实在不能住，就是小鸟，也总得给个安全的窝儿吧？结婚时我们不要求你别的，现在只要盖一处不让炮震，不让人担惊受怕的房子就行，间数多少都无所谓。可是，这些我又实在无法答应他老人家，因为一是我的新宅基地压根儿就没影，二是即便这一年的采石承包期满了，我也不敢保证村里不再承包给其他人。这样，我们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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