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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

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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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郝太斌)    
    


第五卷电脑让我变得自信了

    乔勇军,男,32岁    
    新郑市观音寺镇一中教师    
    口述时间:2001年10月6日    
        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不敢见生人。刚到学校时,给学生上课我都会脸红,更别说领导听课了,我不是腿抖,就是嘴抖。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来锻炼自己的胆量,那就是跳迪斯科。从在家里跳,到后来在大街上跳,慢慢地,我变得自信了,上课能放开讲了,课学生也爱听了。    
        然而,在1998年的河南省历史教学观摩研讨会上,我发现自己落伍了。别的老师已开始使用录像、投影等较为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而我使用的还是一台录音机。我有些自惭形秽,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在学生那犀利目光中手足无措的样子。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要跨越传统的教学手段(录音、录像、投影)直接掌握现代科技——电脑,我要让自己的课成为最吸引学生的课。    
        不懂电脑知识,学。从那以后,只要看到报纸上有电脑方面的信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剪,即使是广告也不放过。如今,我已经剪了满满三大本电脑信息。    
        没有钱,想办法找钱。当时,我的经济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我的工资,每月几百块钱,另一个是母亲每天出去收破烂,一天的收入也就在10元左右。在这种背景下,想买近万元的电脑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挣钱,我想尽了办法。1998年、1999年那两年,每天凌晨4点都有一个人拉着一辆架子车,一趟一趟地出入观音寺一中,将学校的4个垃圾池全部清理干净,这个人就是我,为了买电脑,一天5元我不嫌少。    
        为了挣钱,我把收集到的时事消息油印成一本本知识小册子,拿到县城的高中去卖。为了不被班主任发现,我必须在12点半之前离开教室。就这样,一天一个班,风雨无阻……    
        尽管我在做着种种努力,但相对于买电脑的钱,我的努力只能是杯水车薪。为了尽快买回电脑,我只有一条路——借钱。我找亲戚,找学校,找乡教办,找县教委,只要是认识的,只要是有关系的我都找遍了。1万元我终于凑齐了,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借的。    
        为了买台我认为最好的电脑,我选择了北京中关村。1999年1月的一天,我在认真地把钱藏到鞋里,缝到内裤里后,出发了,我从没带过这么多的钱。    
        在中关村的一家电脑公司,我讲明了来意后,公司经理感动得连连说:“快,快为这位河南来的老师装机器!”主机,显示器,扫描仪……我看得眼花缭乱。看着自己梦寐以求的电脑就要在这里出现了,我的心怦怦直跳!    
        装电脑的三个大箱子伴着我一回到家,电脑就成了我生活的全部。由于没有系统的电脑操作基础,电脑两次系统崩溃,一次硬盘数据丢失。每一次电脑出现问题,我都要抱着主机上北京维修。    
        那时候坐火车我也没经验,见车就坐,心里急啊!等到了北京才发现刚刚晚上10点多,住最便宜的旅社一个晚上也要二三十元,为了能省点钱,我就抱着主机蹲在绿化带的草丛里。冬天的北京,冷啊,冻得实在蹲不住了,我就顺着一条路走啊走啊,也不知道会走到哪儿,就那么一直走,只要不拐弯我就能找到原来的地方,就这样一直走到天亮。说起来我去北京三四次了,但至今我也不知道天安门在哪儿!    
        我第一次将我的电脑用于教学,是2000年4月在新郑市的郑韩大酒店给全市教师上的一节公开课。那次讲课在全市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新郑市的电脑辅助教学也由此开始推广应用。但我心里却系了一个不小的疙瘩:我的显示器太小,上公开课用的屏幕是从县城一所学校借来的54英寸的背投电视机,需要4个人才能抬得动,并且效果还不好。没有屏幕怎么给学生上课?这种“需要4个人抬的屏幕”,我连想都不敢想。怎么办?“一个恶毒的计划”又在我脑海中形成——买投影仪。    
        当时,最便宜的投影仪价格也在3万元左右,困难还是没钱,不但没钱,此时的我还有一大堆外债。不过,这次我倒没有像上次那样为了钱而四处奔波,因为有几位关心教育的热心人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久之后,一台先进的微型投影仪又被我搬回了家,用在了我的教室里。    
        2001年5月,我在林州一中用多媒体辅助手段上的高一公开课《“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大业》引起很大轰动,许多学校纷纷邀请我前去讲学。    
        想想这些年来,如果不是对电脑辅助教学的不懈追求,我就不会有今天,不会自信地面对学生,不会自信地面对同行,更不会自信地面对生活!    
        现在的任务是继续钻研课件制作,建立课程资源库。当然,还有最主要的任务——还账。等明年我的经济状况好转一些后,我希望能买一台笔记本电脑。    
         
                                                             (记录:侯军锋)    
    


第五卷我为盛世歌唱

    刘栋军,男,31岁    
    济源市高级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2001年10月10日    
        话题得从我当教师的父亲说起。    
        大约在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在去学校的路上,拎着干粮袋的父亲不知道突然想起了什么,在对我进行一番开导之后,吟出似诗非诗的两句话:诗文留后世,文贵千古香。    
        当时,虽然只有11岁的我,却已经生吞活剥啃完了大部头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把读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也就记住了父亲的两句话。    
        由于受父亲的影响,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师范学校。师范3年,正值80年代中期,是文学狂热的年代,我和几个同学酝酿成立了一个“雏鹰文学社”。请老师搞文学讲座,编油印的刊物《雏鹰》,开诗文创作讨论会,干得轰轰烈烈。母校送走了一茬又一茬学生,但这个文学社至今却还依然办着,这可以说是“薪尽火传”吧!    
        师范毕业后我到了工作岗位上,忙碌的现实击碎了许多人的文学梦。我想,如果没有家庭的变故,我也许会和大家一样,与文学分道扬镳。    
        那是1990年的春天,厄运开始向我袭来——我父亲不幸去世,第二年饱受艰辛与悲伤的母亲,又撇下我们兄妹三人撒手人寰。掩埋了母亲,已近1992年春节。听着人家院子里传出此起彼伏的爆竹声,望着母亲的遗像和袅袅升腾的檀烟,两个年幼的小妹哭得痛不欲生。作为长兄的我,用被泪水浸透的衣袖擦干自己的泪水,又擦干小妹的泪水,心中一次次告诫自己:要挺起腰杆做人,脚下的路还长。    
        以后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白天,我一边教书,一边照料跟在我身边读书的两个妹妹。为了节省一点点生活费,我就趁课余时间到校外去挖野菜。虽然饭菜经常是少油寡味,但是我尽可能让妹妹感受到长兄的关怀和温暖。最难捱的是晚上——学生放学了,偌大的校园就只剩下了我兄妹三人,孤独和痛苦吞噬着我的心。我把自己交给了书和稿纸,以求得暂时的解脱。说也奇怪,沉浸在书中,我会忘记了孤独和痛苦;握起笔尽情地倾诉,我会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就这样,在蜡烛一寸寸矮去后,我的文学底子与日俱增。我常常背着别人把稿子投到报刊,居然不时见诸报端,这为我这段苦难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亮色。这段时间,我的教学工作也一直搞得不错,由小学调入了初中又到高中。    
        鲁迅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庆幸,我终于过了这一关。“苦难是一所大学”,对这句话我也深有同感。    
        我的创作成熟期——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大约在1997年以后,因为我受尽了苦难,所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引发我的创作灵感。1999年,我的第一本诗集《王屋山的歌吟》出版了,我还陆续创作了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的《盛世歌》,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祖国与丰碑》,为建党80周年而创作的《镰刀与锺头撞击的美丽》等大型组诗或长诗。    
        有人不禁会问:你在艰难困苦中,为什么能充满激情地引吭高歌?这并不奇怪。一方面,正是因为历尽苦难,才懂得幸福生活的珍贵;另一方面,我也想让同样在苦难中的人看到光明,看到新生活的希望!    
                                                             (记录:高军红)    
    


第五卷这样活一辈子也值得

    陈景义,男,66岁    
    禹州市郭连乡夏庄小学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2001年10月20日    
        刘同花是陕西铜川的,他的丈夫是挖煤工人,被活埋在井下。她得的是冠心病,稍微活动一激烈就出不来气,家务活都不能干。儿子下岗,媳妇儿难相处,她在那边的处境很难。    
        我姐姐也在铜川,她们在医院是病友。我姐觉得刘同花虽然得了心脏病,但对人有一颗好心,也觉得我身边应该有个人照顾,就有意在中间牵线搭桥。    
        我因为“家庭背景不好”,1957年“整风反右”时受迫害,妻离子散,破镜到最后也没能重圆。1986年年底,姐姐把刘同花带到了我身边。    
        她的身体实在太坏了,见面时我不愿意。俺姐不断劝我,想着她的难处,她在原来的家里活不成,出来就是找救命的。她背了几床被子和几件旧衣服过来了,俺俩就结了婚。    
        别说干活,她的病严重时走几步路气都上不来。待我逐渐掌握了她的发病规律,情况才慢慢有所好转。她跟着我在学校,帮我洗洗衣服还能适应。每当天擦黑,我都会给她拉二胡,唱段戏,学校里环境很好。但好景不长,1990年她病上加病,右半边胳膊腿失去知觉,得了偏瘫,几乎成了一个植物人,连一个整句也说不了。    
        为照顾她,我每天晚上12点之前不能睡觉,天不亮就得起来,给她熬药,找医生,经常拉着平板车送她去医院。大部分是去镇上的诊所,也去过县里的大医院,拉二三十里地,两个人在路上一句话都没有。记得那次雪过天晴,我穿着棉袄,拉的时间太长,里面的衣服都滴水,全部是汗。    
        村里人都说我找罪受,劝我把她送到陕西去。怎么说我们也相处了几年光景,这种事我干不出来。生活苦一点,但身边有个人,哪怕是躺在床上哼,我心里都感觉充实一些。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都有生存的权利,既然是她的老伴,又是身边惟一的亲人,我就得负起责任来。她多活一天,等于我的生命就多延长了一天。再苦再累,我都没有嫌弃她,这是真的。    
        今年正月她离开人世,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不是遇上你,俺早10年前就走了!”这次,她的儿子孙子都来了。她儿子一进家门就跪在我面前说:“伯,俺不是人,俺没尽孝。俺妈如果不是遇上你,早就不在世上……”    
        生活再苦,我都没流过泪,但这一次我哭了。我觉得他们都理解了我的心,我尽了自己的仁义去对待一个需要我的人,大家都觉得我这么做是一个好人应该做的事,这样活一辈子也是很值得的。    
        我家里的条件一直不宽裕。钱都给她治病花了,没有庄稼地,没吃的时候,到地里去捡人家没收净的玉米。大家伙都知道我的情况,有的主动在地里留些余头,等我去捡。这习惯现在还保持着,你看对面墙上挂的都是我捡回来的。现在我有退休金,得给自己看病了,颈椎病,肩周炎,前列腺增生,老人嘛,病都来了,也很正常。    
        如果说跟刘同花没感情,我会照顾她15年吗?我们没红过脸,你吵她什么呢,她不能干活,也不会做错事,吵了她不仅干不了活反倒病会加重。    
        要说也没啥好说的,其实就这么平淡地过了15年。    
     (记录:徐结怀)    
    


第五卷从编辑到老师的那段日子

    郑辉,女,23岁    
    淮阳县郑集乡史庄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2001年11月10日    
        师范毕业时,乡里说暂不分配,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极了。    
        我从小就有一个心愿,长大当一名警察或是记者,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当一名老师。我上师范是报志愿时父亲逼的,因为他曾经是一名老师。当时,如果我不报师范,他就不让我再上学了。如今,我有理由不当教师了。    
        7月1日,我就去了周口市。当时,周口的一家学生报刊正在招聘美术编辑,我学的是工艺美术,便去报了名,没想到还真的成功了。7月10日,我到报社正式上班。以后的几个月,是我有生以来最最难忘的一段日子。我用我的所学,努力画好每一个版面,我靠自己的工作成绩赢得了同事的尊重,领导的信任。在那儿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那些在家等分配的同学相比,我很自豪,因为我工作了而且工作得很好。    
        真是好景不长啊!2000年3月1日,父亲来找我,说乡里开始分配了,让我回去试讲。我一百个不愿意,可又不忍心让父亲生气。我请假跟父亲回了家。    
        回到家,我就跟父亲商量能不能变通一下,我去试讲,试讲通过了,不去上课,找个人代我的课。父亲说不行,一是人不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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