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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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时间:2002年4月5日
从教以前,我在县副食品公司当合同工。公司里有个老会计,我们在一个科室,夜里盘账,他左右手各拿一个算盘,双管齐下,我念一遍,他劈里啪啦就是两遍,很少出错。他有时一手打算盘,一手记账,好不悠闲。我羡慕极了,不自觉地跟着学起来,渐渐地,竟然也能“左右开弓”了。
1981年,我从开封一师毕业,在县教师进修学校教书。一天下课,一些学生围着我开玩笑说:“老师,您有特异功能?”我说:“此话怎讲?”他们说:“您站在讲台上,说着一件事,还能写着另一件事,竟然不出错。”我当时想,这可能跟当年练的“左右开弓”有关,用于讲课,未必是好事。
学生留意我的书写,也让我注意了自己的书写。刚毕业的时候,我的粉笔字写得也不好。我在纠正自己的书写习惯、书写方式的时候,也注意学生的书写问题,几乎学生的每一篇作业,都有我对他们书写方面的批语。
1987年,我已经调到了巩义十一中。有一天上作文课,我见讲桌上有几篇活页作文没有发下去,问课代表,才知道上面没写名字,大概是我进来得急,没拿到作文的学生也不敢上来认领了。我拿起那几篇作文,正所谓“见字知心”,一个不错地发了下去,令不少同学唏嘘不已。后来,有学生就故意在活页作文上不写名字,而我总是把作文准确地发到他们手上。我曾经同时教过3个班的语文课,可以说,3个班100多个学生的字,我都能认出来。
1987年,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让我对学生书写更加重视了。那年,全市的语文教师集中起来,在郑州批改统考的语文试卷。一位语文老师,在改作文的时候,总是只看学生的卷面书写,就给学生的作文打分了。这位老师的做法,让我很吃惊。虽然我觉得他太不负责任,但我知道,如果我和我的学生面对这样的事,都将无可奈何,我只能在平时严格要求学生的书写。于是,我经常给学生讲河南大学张仲良教授的一句话:“学生在卷子上‘铺铁轨’,怎么能得高分?”“铺铁轨”就是在写错的字上面划两道,很多学生都有这样的毛病。
由于对学生书写过于重视和严格,有时不免会急躁。有个女生书写一直不好,我就在她的周记上批了这样几句话:“文如其心,字若其人,字不端,人如何?”不料这个学生反批道:“字端,则人亦端,端字乃有端人;字不端,则人亦不端,不端字乃有不端人——此等推论,倒果为因,似非吾师平时教后生之所言,然则,确系吾师朱笔之所批也。”看到这里,我头发都竖起来了,但很快转怒为愧。我于无意中伤害了一个倔强的灵魂,也于无意中伤害了自己。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从此我知道了该怎么爱自己的学生!
我有个学生叫吴大勇,头一年高考,语文考得很差。他的卷面平时就很乱,估计高考时,在这方面吃亏不少。他父亲来学校时,我就针对这件事,跟他父亲谈得很不客气。他父亲后来指导他练了整整一假期的字。开学以后,他的字就好多了,学习也明显进步了。后来我发现,大多数学生的进步首先体现在书写上,学生注意了自己的书写,学习态度就会发生变化,他的各方面素质也都会有所变化。学生改变自己书写方式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批判的过程,也是一个审美能力提高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培养毅力的过程。我觉得,书写能力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能力,抓好小孩子的书写姿势,书写习惯,书写方式,比让他多认几个字重要得多,这是提高语文水平的很好途径,对孩子一生都有益。
后来,我还查了一些书,书里说,人脑有个区域叫书写区域,主管书写。看了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一些学生的书写方式那么难纠正,原来跟生理、心理都有关系!特别是有些写“撑格字”、“直杠字”的学生,更容易出现心理障碍。有了这样的发现,对那些写“撑格字”、“直杠字”的学生,我就先找出他们书写方面的优点,鼓励他们,增强师生之间的信任感和亲和力,然后再在技术上帮助他们慢慢改进书写。
现在,我的学生写字都很认真。我喜欢看学生写字,他们每个人的字,我仍旧能认出来。
(记录:郭加奇)
第五卷惟独我的班长没毕业
张爽,女,34岁
河南省电影电视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2002年4月19日
那是1994年秋天,我们学校招的第一个影视播音班的新生入校了。校领导很看重这个班,出于对我的信任,我正带的班还没毕业,就安排我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
这个播音班一共30名同学,只有4个男生,其余全是女生。开学后要成立个临时班委会。班长呢,我看中了一个女孩。班里的学生大多来自县乡,而她是郑州市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漂亮,干练,自信,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凭我的直觉——她行。
她果然干得不错。两周之后,正式投票选举班委,她几乎得了满票。我很欣慰,没看错人。你知道吗,一个班主任接到一个新班,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好的班长。
不久就是国庆节,学校举办合唱比赛。我们班的选歌、串词要靠我,但练习全是她带着同学们,而且舞蹈,领唱,朗诵,指挥,所有的形式都用上了。虽然准备的时间只有10天,可我们班并不觉得紧张,主要是她安排得井井有条。结果,我们班得了全校第一。全班同学都高兴得疯了,这是我们这个新集体获得的第一项荣誉。
从那以后,同学们都觉得:我们班长真能干呀!渐渐地,她也开始有些自我膨胀,觉得自己能力很强,甚至在威信上可以超越班主任。她的眼神似乎在告诉我:你这个老师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哪怕是我不赞同的事,只要她自以为正确,就去做。同学们不太了解,多少事情其实都是班主任在幕后策划,在默默地支持。我也没有太在意,总是想她并不是有意和我作对,毕竟她才16岁,还只是一个刚刚初中毕业的小姑娘。
我教的是基础语言课。一节课上,我把全班同学分成6个小组。因为语言训练针对性很强,我只辅导一个小组,让别的小组自己练习。同学们都练习得很认真,整个教室一片嗡嗡的声音。就在这时,她站了起来,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一个人走出了教室,连个招呼都没跟我打。至今,她走出去的身影还特别真切地在我眼前,那么轻松,那么目中无人。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我没有想到一个学生会作出这样的举动,更没想到这个学生是她——我的班长。当时有一种感觉特别强烈——我们之间出问题了。
我心里很矛盾,我想和她谈谈。我想到了学习委员,她的好朋友,也是个尖子生。我对学习委员也是信任有加,我想通过学习委员沟通我和班长。可后来我才知道,学习委员一直想当班长,她就在我面前说班长怎么跟我作对,又对班长说我怎么对班长有成见。我所有的信任和坦诚所换来的与我希望的恰恰相反。
我终于下决心要和班长当面好好谈一谈。那天整整谈了一个下午,可我知道,已经晚了。一条沟壑早已横在了我们之间,不是一两句话可以填平的。
这个时候,她谈恋爱了,对方是来自温州的一个卖鞋的小老板。那以后,她就很少来学校了,更不用说管理班级。
你不知道如果班长和班主任不能融洽地合作,班级工作开展起来有多难。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既然我这个班主任不能换,那就换班长吧。这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很久,还是说不出口。她为班集体付出那么多,我怕她接受不了这个挫折。这个学生最爱面子,我就给足她面子吧。我总是想,再等等,再等等,让我再做些努力。这样又拖了半年,她仍然没有回头的意思。
真的不能再拖了。有一天,我试探着问学习委员:“如果她不做班长,你愿意做吗?”学习委员肯定地说:“我愿意。”
这话自然很快就传到了班长的耳朵里。没隔多久,她提出来退学,理由是不适合这个专业。而我始终认为,她其实是不敢面对班长被免的打击——她是自尊心那么强的一个女孩。
二年级下学期,她离开了学校。以后,跟男友一起做生意,结婚,生孩子,很快。
我所关注的学生,毕业后都常联系,也常见面,惟独她没有。她对别人说,同学们都活跃在电视和广播里,只有她在卖鞋,怎么好意思和别人联系?可见她是在意的。我听了这话,特别难受。
记得刚接这个班时,我对全班同学说:你们30名同学一同踏进学校,就是一个完整的集体。我无法接受29个学生都顺利地毕业了,惟独一个学生中途掉队,况且是我最欣赏的班长。这是我做班主任的失职。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要有长远的目光,要对学生的一生负责。如果当时我能及时地调整心态,及早地与她沟通,也许不会走到这一步。
她走的时候我亲自主持欢送会,当时我哭得不成样子。她一走这么多年,连个电话都没来过……
我真的很爱这个学生……是我做得不好……我希望一切能够重新来过,让我帮助她顺利地完成学业。
这件事成了我心头的一片阴影。送走那一届学生后,快五年了,我再也没有担任过班主任。
(记录:刘肖)
第五卷山里人改变了我
王剑丽,女,22岁
济源市大峪镇栗园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2002年5月17日
我从小就有一个绿色的教师之梦。1998年从济源工业中专师范部文秘专业毕业后,先是在一所村办小学代了半年课,第二年春天被分配到这所山村小学任教。不瞒您说,一踏进校门我就后悔了。萝卜、白菜是不变的菜谱,校内惟一的一座楼房只盖了半截。晴天还好,到了雨天,外边下大雨,教室里下小雨,卧室里摆满了盆盆罐罐,滴滴嗒嗒的雨声赶跑了我原有的热情。我时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以排解心中的郁闷。除了上课,我很少与学生在一起,整天想着,怎么样才能尽早离开这里。
改变我的是质朴而憨厚的山里人。
我家离学校有60多里,两个小时的路要倒两次车。1999年冬的一天,我因为有事儿误了点,车到石匣时已经是下午6点了,那儿离学校还有10多里路。我真想能有辆车让我搭上一段,可是没有。夜渐渐深了,寒风刺骨,冻得我直发抖。坐车回家吧,那几十个学生怎么办?可一个19岁的姑娘走漆黑山路的情景,我简直不敢想像。好不容易看到一辆面包车,当我满怀希望迎上去的时候,司机却甩出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去城里可以,上山不行!”当时我难过极了,这可咋办?3个半小时过去了,黑暗中的我,孤独又茫然。正当我万般无奈之时,一位似曾相识的农村妇女出现在我的面前。她问明情况后,帮我拦了一辆拖拉机,把我送到了学校。临走时,她拍拍我的肩膀说:“闺女,山上不比城里,娃们交给你,让你受累了。”我不知说什么好,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淳朴的山里人让我明白了“教师”在他们心中的分量有多重。从此,我不再怨天尤人,开始了不辱使命的新生活。
我不再放弃任何与学生接触的机会,我自认为融入了一汪清水之中。课余,我买来橡皮筋和女同学一起跳,和男同学一块儿打乒乓球,让他们到我的办公室里翻看摆得整整齐齐的图书。星期天,我不再回家,而是翻山越岭到学生家进行家访。山里人住得分散,我又不习惯走山路,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同事们和我开玩笑:“王老师,你可真是银环下乡哟!”
2000年冬,学校腾出一间房子让家远的学生住校,以免除他们的奔波之苦。一天晚上,我发现班里住校的3个同学不见了,问其他同学,才知道他们结伴回家去了。我实在放心不下,就邀了两个学生一同前去寻找。山村的夜静极了,一点儿响动就会引来满村犬吠。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我们彼此喊叫着给自己壮胆。夜色下,我无法辨别这3个同学的家到底在哪里,看到有灯光的地方就问。山路不好走,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几个小时,找到他们时,已是夜里10点多了。看到他们酣睡的样子,我才算松了一口气……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也和我越发亲近起来。他们常在作业本中夹小纸条,告诉我他们的秘密,他们提醒我:“老师,你别老吃零食。”他们赞美我:“老师,你笑起来很美,真的。”
我被这些既木讷又聪明的山里娃感动了,我渐渐地感觉到,他们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一位教育家曾说过:“一位好教师,光有爱心只能得60分,要想得到满分,还要在教学上下功夫。”
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我自费订阅了一些教学刊物,还给自己规定每月必须买一本书。我经常邀请老教师听课,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学习他们的授课方法和技巧,我们学校农忙放假,我就到市区小学听课学习。慢慢地,学生开始喜欢我的课,学习成绩也一天比一天好。
2000年,我承担了“三段学导式”教学模式研究的子课题,这对我这个年轻教师来说,的确有一定的难度。听课,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