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下棋-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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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反动 格调低下
在二月河的颂帝三部曲的带动下，一大批歌颂皇帝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以颂帝为主旋律的交响乐轰然而起，响彻神州大地十几年，至今仍高亢嘹亮。
可见二月河宣扬的唯皇史观大有市场，流毒甚广甚深！
这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上个世纪初，辛亥革命把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赶出紫禁城，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但是专制主义文化和政治格局所形成的皇权意识与奴仆哲学并没能消失，却已经普遍内化到人的心性之中，积淀成一种集体意识，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这种集体意识正是二月河宣扬唯皇史观的思想基础。
这种集体意识正是许多读者和观众热情接受并欣赏唯皇史观的缘由。
这种集体意识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过非常严重的危害，不可等闲视之。
例如法轮功，也是起于集体意识，信徒们对李洪志的“教主崇拜”，不过是“皇权崇拜”的小范围翻版而已。
这种集体意识至今还在毒化着我们的文学艺术，并制造着新的专制主义毒素。例如最近被送到奥斯卡去参与评选的电影《英雄》，在国内很是热闹了一番。张艺谋通过这部影片，非常坦率地宣传了向暴君投降的主题，投降的理由据说是为了“天下”。张艺谋一定没读过空空主人写的名叫《岂有此理》的书，书中说：“以今日世事观之，所谓天下者，君者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人之天下也。”这位空空主人是比雍正稍晚些的清朝读书人，却比张艺谋早明白了二百五十多年！而司马迁又要比张艺谋早明白了两千多年，在他的笔下，秦王是强权和暴政的象征，平民荆轲体现了侠的正义和人性尊严，所以荆轲一直是读者心目中的英雄。而张艺谋所塑造的英雄只不过是丧尽侠性的奴才。张艺谋对强权的崇拜不是刚刚开始，他在成名作电影《红高粱》中就曾经张扬关于生存法则的强权逻辑，认为强者才能有存在的权利。
该举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身边每天都有丧失人文追求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出笼。它们以假为真，以恶为善，以丑为美，以浅薄为深刻，以愚昧为智慧，以狡黠为良知，以克隆为创新，以恶俗为通俗，以消极为成熟，以色情为爱情，以油滑为灵性，以专制为仁爱，以耻辱为尊严……
该批判的岂止是二月河一人！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雍正皇帝》上卷的“内容简介”中说：“正如一位评论家读后所言：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
但是，通过以上的分析，我却认为二月河的皇帝三部曲是歪曲历史、具有反动思想的坏小说。
文学的评论基础应该在于它的社会效果，当民主、人权、非暴力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违背民主精神的文学只能是一种反动。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台湾作家高阳，他也写了许多描写清朝的历史小说。但是他与二月河的立场截然相反，他站在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性立场上，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卑劣和腐败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对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弱势群体，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于曹雪芹那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深挚的赞颂。高阳先生的作品，才是“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
与高阳的小说相比，二月河的皇帝三部曲只不过是品味低俗的通俗小说。说它们品味低是因为它们有着浓厚的地摊文学的特色：用许多荒唐怪异与淫秽不堪的情节刺激读者。
荒唐怪异主要表现在书中有意塑造了好几个身怀妖术的邪教人物，例如易瑛、宋献策、空灵、贾士芳等人。二月河并不以为这些邪僧妖道身怀骗术，而是真的相信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特异功能。这很像那位写过《大气功师》和《生命特异现象考察》的作家柯云路，他不但真的确信人有特异功能，还写了许多书宣传特异功能。不过他笔下的妖人远远不及二月河笔下的妖人厉害。请看一百多岁的宋献策，在二月河笔下能够在云中自由自在地遨游：“易瑛惊呼一声，一下子扑倒在崖顶的岩石上，只见老人穿过云层笔直地坠落下去，直贯望夫石峰……她吓呆了，直着眼盯视，眼见那身影越去越小，变成一个小黑点，变成尘埃一样，忽然像是谷底吹起一阵飙风，那尘埃在风中又波伏飘动起来，随风荡动着又渐渐升起，直升在云层中。越来越看得清楚，连老人的衣袂面目都看得一目了然——与其说他是在‘驾云’，不如说是在云海中浮动游泳，时而浮，时而沉，时而仰，时而俯，时而倒植，时而直立，竟是翻滚起落从容裕如！”再看妖僧空灵，念咒就能置朝廷命官刘墨林于死地：“空灵顿时勃然大怒，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黄，一会儿血红，合掌念念有辞，却是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嘧……哞’，眼睛直盯盯看着刘墨林。刘墨林原先还是笑，笑着突然变了脸色，仿佛全身的血被一下子抽干，惨白着脸呻吟一声颓然倒下一动不动！”雍正一怒之下吩咐道：“来人，驾起油鼎，炸了这臭皮囊！”然而空灵面对烧得滚沸的油锅：“将胳膊伸进油中！众人都惊怔了，几十个人鸦雀无声盯着空灵。只见他口中喃喃诵经，两手在沸油中轻轻划着，捞摸着什么，倏然间从锅内双手擎出一株碧绿绿翠生生连叶带根的莲花！雍正已看得目乱神迷，大张着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空灵微笑着擎着莲花，说道：‘若不能火中取青莲，佛法僧有何可‘宝’？这人主赐的，谢赏了！’”比宋献策和空灵的本事还要玄而又玄的是道士贾士芳，他不但一下子治好了雍正的病，还应雍正之请唤来一场大雨，以解数省的大旱情。接着他又梦符召来惊雷，击毙暗算雍正的太监小葵子及神武门外的黑头和尚。最为荒唐无稽的是李卫用剑砍掉贾士芳的脑袋之后，“那颗头直滚到天井幔中间，兀自含糊叫了一声：‘好李卫’！”砍掉的头还能说话，恐怕这样的奇迹，就连柯云路也不会相信！
《康熙大帝》的色情淫秽描写较少，可能因为它是二月河的处女作，他当时没出名，对市场行情吃不准，所以对于写性的欲望有所节制。成名之后，在写《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时他不再节制，放开笔墨恣情渲染性爱。写性爱并没有什么错，只是他写出的性爱是下流淫秽的，没有一点儿美感。这是他审美趣味决定的，他自己一定觉得写得很美，但读者从中得不到美感，只能感到一些性刺激，有的读者连刺激也感觉不到，只能心生厌恶。例如二月河已经将国舅高恒和大臣钱度嫖妓的过程写得很详尽了，但还觉得发泄不够，还要安排高恒与三个女人同时上床，并美其名曰：“来个三英战吕布，卞庄刺三虎！”随后二月河又精心设计了高恒与马寡妇洗澡做爱的情节：“‘太热了才好呢，’高恒对着她耳边悄悄地说道：“这么着一丝不挂，浑身是汗，光溜溜地，全身都舒……坦……你手把捏着，当心弄错……忘了上回，咱两个洗澡，浑身打了香胰子……嘻……那婆娘由着他浪了一阵子，越发兴浓，一阵眩晕口吮舌舔腿夹足缠，牛喘娇吁淫喋浪呻着，忽然一个翻身在上，将他压得紧紧的，自在上面急速纵送，颤声说道：‘好我的亲爹亲哥哥哩……这可可填足了我的亏空了……’”例如二月河写的太监与贵妃的畸形性爱：“卜义再也忍不住，颤着手掀开帷幕缝儿，蝈蝈儿也凑过来看。只见那位贵妃和王八耻都是赤条条一丝不挂，那拉氏仰身卧着，和王八耻口对口狂吻，一双玉臂搂着王八耻脖子死死不放，王八耻侧身半仰，一只手按着她双乳抚摸揉按，一只手抠着她下身那处急速抖动，都情热亢奋到了极处。”还例如在《雍正皇帝》中竟然出现了令人作呕的淫猥场景：
其实不用他指点，几个人都在张着嘴看，先是六个女郎，旋转歌舞着委拽脱衣，男的也开始松带解钮，交拜舞蹈中口中仍在唱：
为浴兰汤羞避人，红寮掩映碧纱新。闻欢昨夜调家婢，一笑花间事恐真……
唱着唱着，十二个韶颜男女已是脱光了衣服，竟是赤条条一丝不挂在红毡地上徐徐蹈步，交错搂抱着旋舞，所有的男女互相拥抱亲吻之后，年岁仿佛的一对儿便滚倒在地下。至此歌歇乐停，只余一缕似有似无的箫声仍在隐隐吹奏，配着下面六对男女寻欢鱼水，真个淫靡万端。此时从楼上往下看，男的女的已经分成六对，都在互相抚摸，犹如柔道，缱绻翻滚皆在制度。有的口索足交紧紧缠着打滚，有的女坐男身男吮女乳交媾，有的女男劈叉交媾，女的和另一男的亲吻，男的又抓抚另一女的大腿下阴，最出奇的还有一对颠倒相抱口淫，男的舌奸女阴，女的则把弄着那活儿亲吻狂吮……楼上楼下一片淫喋浪语之声。楼上几位看客都是面热神昏，连五娘和两个丫头也都直喘粗气。忽然下头几个女的乐极呻吟、小亲亲、小乖乖，亲妈好妹子混叫一气，那弘昼头一个掌不住，一把便拖过了身边的五娘。李卫也抱了个丫头做嘴儿，他有心的瞥一眼红筋暴胀的邱钟麒，已是垂头侧身不能自已，不禁一笑。
贾士芳以定力自翊，开头还能自持，胡乱吃两个葡萄，削一片菠萝，后来倚栏微笑看着。下面的淫媾浪话不时传起来：
“往下一点，奴的亲哥……”
“你用手导引一下……”
“我的小心肝儿肉……”
“奴的亲达达哟……留着点劲……别弄坏了！”
二月河还写了许多乾隆皇帝婚外的性爱情节，肉麻而淫秽。他并不以为会有损乾隆的形象，他是出于欣赏、品味的心态，与乾隆一起体验风流韵事。在他看来，风流也是皇帝的一项美德。不过，他为皇帝坚守了一条道德底线：不可乱了人伦。当雍正发觉自己纳为贵妃的乔引娣原来是自己亲生的女儿，就在极度自责的痛苦的驱使下饮刃自杀，结束了生命。二月河挖空心思编造出这样的“雍正之死”，是为了证明雍正是一位能以身殉道德的有道明君。
皇帝三部曲还有许多地摊文学的特点，例如结构混乱无序并严重失衡；节奏拖沓；审美趣味低俗；作者创作的诗词与对联很是拙劣……我这里就不再具体举例阐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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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的皇帝三部曲，虽然反映的生活场景十分广阔：宫庭之高，江湖之远，市井之深，无不尽收笔底；虽然描绘的人物十分丰富：帝王将相，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不尽现书中。但是二月河能够表现出来的只是未经深化的浅层体验和感受，他认为这种浅层情感的表达足以能完成歌颂皇帝的任务。
表现人类浅层情感的是通俗文学。
表现人类深层情感的是严肃文学。
通俗文学的主要功能是让读者消遣娱乐，有时还能给读者一些浅陋的说教 。
二月河的皇帝三部曲显然属于通俗文学之列。这也是他的作品能有许多读者的一个原因。
深层情感关注的是有关人的存在的形而上的问题，这也是文学的宗旨所在。
小说在完成文学宗旨的时候，不是像哲学那样用清晰的逻辑去概括对存在的思考。小说是用故事叙述来思考存在，传达的不是理智内容而是情感状态，读者接受到的不是概念，而是“语句下的意味”。对情感状态的表达要借助于一个“拟陈述”——好像是在陈述，即用故事、情节、人物、对话等技巧方式进行创作的“拟陈述”——来传达，但又不是地道的直白的陈述，而是个无指谓的陈述。
二月河的小说完全隐在故事、情节、人物、对话之中，他的陈述是一种实在的陈述，传达给读者的是时间生活而不是价值生活。时间生活讲述的是“以后怎么样”，以“以后”吸引读者。例如二月河在小说中写医生给病人看病，是写病人病情如何重，医生如何妙手回春，重心放在故事情节的层面上，读者了解的是医生的医术和医德。卡夫卡在短篇小说《乡村医生》中，写一位医生出诊，并没有把重点描述放在如何给病人治病上，而是透过“语句下的意味”，让读者感悟：在成为陷阱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性是什么。可见卡夫卡写小说的目的是对人的存在进行勘探。
这就是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的区别。
二月河从没有想过：历史只不过是放大的存在。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存在的勘探者。其实优秀的小说家不仅是史学家，不仅是哲学家，不仅是社会学家，不仅是预言家，还是存在的勘探者。
二月河研究过的《红楼梦》，就是用“拟陈述”对人的存在进行了形而上的勘探与思考。与它同时代的长篇小说《侠女奇缘》只是讲述了一个复仇的侠客故事，远离了文学的任务。所以前者是经典名著，后者是平庸之作。前者是严肃文学，后者是通俗文学。前者进入了中国文学史，后者只能进入武侠小说史。
二月河自以为写的是严肃文学，是因为他的小说观念不清，他认为为三个皇帝编一些歌功颂德的故事，就是严肃小说。歌功颂德的写作动机，必然使二月河认不清皇帝的本质，也认不清由其本质所决定的个人品质。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用正确的史观和文学观念去写这三个皇帝，一定写出的是严肃的有益的作品。
我们能清楚地看出二月河把雍正写成“改革皇帝”，是出于歌功颂德的需要。这实际上是对真实的雍正的歪曲。根据史料及史学研究成果，雍正在位十三年，主要政绩是整顿皇家宗室和整顿田赋财税，当然是为着巩固专制皇权统治服务的。若说雍正是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