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影一起私奔-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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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言情小说家保罗在一场大风雪中不幸发生车祸，摔断了双腿，被保罗的忠实拥趸、“头号忠实读者”安妮所救。安妮曾是一位优秀的职业护士，这场车祸无疑给她提供了一次向心仪已久的作家献爱心的天赐良机。她悉心照料受伤的保罗，但当她获悉保罗已在新作中将她最爱的女主角安排死去后，她对保罗和女主角的爱发生了变易，认为保罗破坏了她的心灵生活，于是对保罗的爱扭曲成对他实施一步步的折磨。为了让保罗安心再写一部系列小说，让女主角复活，她不惜挥动大锤打断保罗的双腿，并以尖刀和枪威胁他。
影片没有出现任何夸张可怕的造型，它最大的恐怖是隐藏在人物的内心突变中。畸形的爱让一个慈眉善目的女读者顷刻间变成了恶魔，她的表情平静中透着狰狞和冷酷，表明她的爱已极端偏执、泯灭了人性。奥斯卡影后凯西将这种毫无征兆的爱的突变，演绎得惊心动魄又让人十分信服。
欧·亨利有部小说《爱的牺牲》，应该说单这名字就道出了爱的本质，为对方牺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可怕的是，现在有不少爱不是为对方牺牲，而是正相反，让被爱的一方为自己牺牲，且不惜代价。法国作家导演多米尼克·摩尔执导的《亨利，一切都是为你好》，是一部既具黑色幽默内涵，又颇有希区柯克悬疑神韵的影片，它引人入胜地叙述了人在超越了正常之爱后的可怕变易。
家境宽裕的亨利早在上学时就崇拜同学米歇尔，多少年来他一直反复诵读米歇尔上学时候的诗作，他可以流畅地背诵米歇尔的诗歌《匕首》和科幻习作《圣地瓦朗》。当他和女友出外度假时，巧遇了正被家事拖累生活有些窘迫的米歇尔，于是一场因爱而萌生的系列谋杀拉开了帷幕……为了能让早已辍笔的米歇尔摆脱生活窘况重新写作，亨利提出在经济上提供帮助，并“身体力行”，在一次购物归来的路上买了一辆新车给米歇尔。米歇尔和妻子克莱都觉得礼物太重不应该接受，而米歇尔的父母来看望他们时也对车子的事不以为然。亨利在尴尬和气愤之下竟起了杀心，他先是把米歇尔的父母骗出家门，把他们连人带车撞下悬崖。接着又将嘲笑哥哥少年习作的米歇尔的弟弟杀死。一发而不可收拾的亨利在力劝米歇尔继续写作而效果甚微时，又将与米歇尔有意乱情迷一吻的女友杀死，在收拾尸体时，亨利劝说米歇尔是妻子克莱耽误了他的写作，要米歇尔去杀了克莱，最终，米歇尔用亨利的匕首一刀刺死了爱得变态的亨利。
影片开始了大约将近一半，还没有丝毫的杀机萌动。当亨利突然深夜前往米歇尔父母的家，拜访、诱骗并将其残酷谋杀后，才使观众蓦然明白这个名叫亨利的看似健康、慷慨、热情的青年，原来竟是如此地变态和残忍。和很多法国电影一样，影片直到结束也没有将亨利的动机清晰地告诉观众，结果有些似是而非，但确实耐人深思。以我的理解，这仍是一个爱的极端的心理故事。
当那个“一切都是为你好”的老同学亨利被杀死后，米歇尔可以继续写下去了，他有了亨利送给他的有空调的高级汽车，女儿们不必为车里的燥热而吵闹了，她们一个个像乖乖的小天使，米歇尔有了安宁和恬静的感觉，而他的妻女一点也不知道其中曾有的血腥残忍的杀戮。我不知道导演多米尼克·摩尔的本意，我是从这甜蜜的爱中读出了杀机，这让我想到可以这样组一句话：“爱中杀所匿，杀中爱所藏。”
《危情十日》中的女书迷对作家的爱，《亨利，一切都是为你好》中亨利对老同学米歇尔的爱都是在爱的深入中逐步延伸进而飞跃产生畸变。而爱的极致果然就是伤害以至杀戮。
爱到极处就是恨，这样的事在生活中举不胜举。而更多的时候，爱恨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尤其是当人的精神变异的极端时刻。
著名变态导演帕索里尼在他的《萨罗，或索多玛120天》中，充满了挖眼、割舌、吃大粪、剥头皮等等令人恶心欲吐的情节，据说其中有着强烈的政治讽喻，更有甚者说是对纳粹的最深刻的揭露。但据我所知，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大量纳粹高官他们都对贝多芬等伟大的艺术家有着痴迷的爱，从未听说对挖眼、吃大粪之类变态行为有哪怕些微的嗜好。我从《萨罗，或索多玛120天》中没看到任何深刻的隐喻，只看到帕索里尼对这些反人类行为津津乐道的欣赏和把玩。我想，帕索里尼是有着自己的特殊之爱的，他本人最终也是在正值盛年时被同性恋情人所杀，对那深爱着他的同性恋情人来说，这是对他表达的最后也是最高的爱。只是在我们这些庸常者看来，这种爱实在是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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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到死（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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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到死》影碟封面
大体说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应该算是一条比较普遍的人生规律。我并不相信人的快乐非要“天降大任于斯人”，更觉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所谓“忧患”之说过于冬烘。但在我的狭隘见识和理解里，却觉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一句安置得十分妥帖的绝妙好词，那是一个人终其一生，饱经磨难、含辛茹苦之后的必然归宿，是苦尽甘来的另一种解说。
在我年轻的岁月里，曾非常喜欢郭小川的诗歌，他的《甘蔗林—青纱帐》和《青纱帐—甘蔗林》我都曾倒背如流。大约是1979年，从收音机里听瞿弦和朗诵他晚期的名篇《团泊洼的秋天》，我曾感动得潸然泪下。郭小川一直被斥为“消极”的抒情长诗《望星空》也一度令我沉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把他笔下“甘蔗林—青纱帐”的意象理解成对新生活的“香甜歌唱”。直到现在，差不多经过了二十多年，回首那远去了的“甘蔗林”和“青纱帐”，才恍然发现，其中深藏的滋味竟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诗中，他想起了遥远的“青纱帐”，便由衷“迷恋甘蔗林的风光”，他的青春、信念和梦想，“无不在北方的青纱帐里染上战斗的火光”，在远离“忧患”年代之后回望“北方的青纱帐”，自然是“常常满怀凛冽的白霜”，而“南方的甘蔗林呢，只有大气的芬芳”！
当然，在那个只能“放声歌唱”的年代里，诗人最终对“青纱帐”和“甘蔗林”无法厚此薄彼，只能写“何必这样问呢—到底更爱甘蔗林，还是青纱帐？/我只能回答：生活永远使人感到新鲜明朗。//风暴是一样地雄浑呀，雷声也一样地高亢，/无论哪里的风雷哟，都一样能壮大我们的胆量；//太阳是一样地炽烈呀，月亮也一样地甜畅/无论哪里的光华哟，都一样能照耀我们的心房。”在这不乏溢美的赞歌中，细细揣摩，仍能从“北方的青纱帐”和“南方的甘蔗林”的相互映衬中，看出些许诗人内心深处的惶恐和惶惑：“北方的青纱帐哟，常常充溢炮火的寒光；/南方的甘蔗林呢，只有朝雾的苍茫！//北方的青纱帐哟，平时只听见心跳的声响；/南方的甘蔗林呢，处处有欢欣的吟唱！//北方的青纱帐哟，长年只看到破烂的衣裳；/南方的甘蔗林呢，时时有节日的盛装！”在我看来，这并不是简单的合辙押韵和工整对仗的需求，是诗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曲折隐忧，也是对未来的一组看似不经意的预言。诗人后来的惨痛经历，也成为对这一预言的恰切注脚。在经历了下放“牛棚”改造的“苦难历程”之后，这位新中国最有才华的歌者，“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终于摆脱了“忧患”，他盼到了“四人帮”的倒台，在极度的欢喜中，诗人纵酒高歌，结果是喜极而病发，最后令人扼腕地“死于安乐”。
医学上说“乐伤心”，因极“乐”而“猝死”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我们常听到有些“登徒子”猝死在美女身上的故事。事实上，人是最容易在快乐当前中沉迷，而忽略了快乐背后接踵而来的险恶和灾难的阴影。韩国有部电影叫《快乐到死》，这部影片的英文名据说是HappyEnd，即“大团圆结局”的意思，但我觉得还是译成中文的“快乐到死”最贴切传神。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妻子红杏出墙的悲剧，在爱情、嫉妒及复仇谋杀之后是一个“快乐到死”的结局。一个被银行解雇了的倒霉“下岗”职员，安于家庭主“夫”的生活，除了打理家中杂务，就是每天到书店看小说，而维持生计的妻子在日益升涨的不满中与旧情人重燃爱欲之火。丈夫发现了妻子的婚外情，从沉默忍耐到悄然爆发，最后利用从侦探小说中学来的方法，手刃妻子并将她的旧情人嫁祸成凶手。
无论从奸夫淫妇的角度，还是从受气丈夫的角度，这都是一个“快乐到死”的典型故事。
当那漂亮妻子与她旧情人大汗淋漓地交合场面赫然而长久地占据着影片的开头部分时，我懵懂感到，在这极度的快乐背后，肯定正有一个极度痛苦的灵魂在变形，快乐尽头的死神也正蹑手蹑脚地逼近了。这将是谁也奈何不了的，是宿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其实，周旋在两个男人中，美貌的妻子一直是游弋在快乐与痛苦之中的。她难免地有些疲惫而又有些内疚，她想摆脱又难抵偷情的巨大快乐诱惑。狂野的爱欲如同发烧中的病人，混乱与昏聩让人失去了起码的理智，在欲望的魔力驱使下，她竟用安眠药去暂时摆脱幼小的孩子，在同旧情人的忘我快乐中，为自己的横死埋下了伏笔。她为了肉体的快乐而舍弃了一切，为此，她看不到丈夫的苦闷，看不到孩子的可怜和无辜。选择了快乐，就是选择了无法预知的危险和死亡。丈夫决心实施惊心动魄的杀妻计划，他将每一个步骤都安排得天衣无缝，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奸夫淫妇被剿灭后，丈夫独自回到房间里，一切是那么安静、平和而可怕。
影片《快乐到死》的最大争议可能是关于谋杀者的最后胜利，显然，编导有意要模糊故事中的善恶观，影片中间偏后部分给了丈夫动杀机的充分理由。在沉稳叙述的背后，隐藏着编导对纠葛之中的三个普通人的深厚同情。这是一起几近完美的杀人案，色情、谋杀、娱乐、艺术，一样不少。影片既没有刻意为妻子说话，也没有刻意替丈夫说话，更没有替那被冤枉的凶手旧情人说话。看完影片心情非常复杂，对所有的人物（女主角、情夫、丈夫）充满了怜悯。面对“快乐到死”的新时代，作为观众的我们真是觉得迷茫而又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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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到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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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快乐—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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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而是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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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东西是我们所不能把握的，甚至连认识都很困难，我说的是人的内心深处的某种微妙的情感和情欲。很多年前看过一本书，名叫《不是我，而是风》，写的是英国作家劳伦斯，作者是劳伦斯的妻子弗莉达·劳伦斯。这本书最大的看点是一个名作家与自己朋友的老婆私奔，因为是以这个老婆的角度来叙述，竟让人忽略了其中的道德问题。名作家当然就是劳伦斯，当时他26岁，而与他私奔的弗莉达当时31岁，是3个孩子的妈妈。俩人的结构关系，就是我们中国俗语所说的“女大五，赛老母”，弗莉达当时的婚姻看上去是美满的，这个“衬衣已经解开的女人”生活十分平静，普通女人想得到的她都有了。因此，每当想到劳伦斯对她炽热的爱，她都感到惊异不止。
我们当然无法确切解释，劳伦斯因何爱上弗莉达。弗莉达和劳伦斯第一次见面时，她“刚刚遇见过一个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的学生”，满脑子都是一知半解的理论，这无疑对她有着很大影响，使“这个以前一直过着平淡无奇的传统生活的梦游症患者意识到还有个本来的自我”，就是说，蛰伏在她内心深处“性”的“自我”，终于不可抑制地“蹦”出来了。第一次见面之后不久，劳伦斯就给弗莉达寄来一封信，信中说：“你是全英国最令人赞叹的女人。”劳伦斯就像看玻璃一样把弗莉达看透了，她是他所谓“浸透了性的”女人。一个星期天，劳伦斯来找弗莉达，她的丈夫正好不在，她便对他说：“今晚就住下吧。”劳伦斯说：“不啦，我不愿意在你丈夫不在家时住在你丈夫的家里。不过，你应该对你的丈夫实话实说。然后，我们再一起到什么地方去。”这些情节颇似后来风靡世界的小说《廊桥遗梦》，小说中温文尔雅的女主角弗兰西斯卡也像弗莉达一样突然红杏出墙，而红杏一旦出墙，犹如猛兽出笼，要想再让其理性地回归到自我的牢笼，自我隔离，几乎是不可能的。弗兰西斯卡最后是悬崖勒马，留下一段令人欷感伤的爱情，而弗莉达则和劳伦斯一起私奔并终生厮守，一虚一实，意味深长。
弗莉达信奉“只要性是‘自由’的，那么世界很快将成为乐园”，她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的最好的理由是爱（性）的不可知和不可把握，爱（性）就是风，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不是我，而是风”，就像“都是月亮惹的祸”一样，人在“风”的强劲吹拂下，很难负什么责任。这不是开脱，也不是狡辩，它和生活、成长、成熟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人们在恣肆的情欲宣泄面前无法感动，而对那些坚韧的克制与牺牲却可以洒下热泪，我想那热泪、那感动来自人之为人的追求，来自物伤其类，来自兔死狐悲的深深的共鸣。
1956年，法国导演罗杰·瓦迪姆给自己结婚多年的妻子碧姬·巴铎量身打造了一部电影，电影一开场就让巴铎全裸出镜，这个春光乍泄的“性感小猫”让全世界的男人顿时心跳加快，沉睡于男人内心的梦魇刹那间被唤醒。这部电影就是《上帝创造女人》。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部一个半小时的影片仍让人看了迷乱，惊叹那“风”的强劲。其实，巴铎在影片中没有一点彻底的色情表现，她只是有点迷迷糊糊，穿着简单的连衫短裙，喜欢光着脚走来走去。从教堂出来，婚纱在身她就脱下皮鞋，赤脚走在小镇的石板路上，对新婚的丈夫和他兄弟以及街上所有觊觎她的色男人，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