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影一起私奔-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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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并无太多新意的惊险类型片，悬念层层包裹，情节也算扣人心弦。如果说其中的最大特色，还是“谍中谍”、“计中计”的连环套。影片描绘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学员、进行间谍训练的种种内幕，虽不是纪实，但有让人觉得是纪实的错觉。在那个神秘而残酷的环境中求生，极端残酷的遭遇可能只是考验，是“无处不在考验”的表演和演戏；而那些让人惊诧不已的多重角色，忽生忽死的戏剧性，最后却可能正是本身的真实。它是一部间谍题材的电影，但又让人有超乎影片之外的一些联想。在这种类型片中，导演自然要千方百计地使用各种障眼法迷惑观众，以让观众充分体会判断失误后的惊奇和恍然发现的观赏快感。要达到这种效果，角度显然是决定性的，影片以中情局的老教官艾尔·帕西诺去挖掘人才的表象开始故事，他与法瑞尔的关系构成切入视角，老教官与美国最优秀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构成了最让观众信任的“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而此后，老艾尔的所有阴谋都难以被人识破，因为你站在了他的角度，就无法将其中的真实端倪看清楚，这正是生活中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常识。在这样的视角下，老艾尔与后生法瑞尔之外的所有人看起来都形迹可疑，带着这种多疑，观众才在故事层层推进中，步步惊心，直至恍然大悟。
如果仅仅是单层面地表现这种“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还是不够有心理深度。导演就在序幕之中安排了初涉社会的法瑞尔父亲遭遇空难。等于让法瑞尔从一出场就有着寻找父亲的潜意识或者说是寻父情结。所以该片制作人加里·巴伯认为“从另一个层面上讲，这也是一个年轻人寻找父亲的故事”，它讲述了一个年轻人为调查父亲失踪之谜而苦苦探寻的过程。因此，当法瑞尔邂逅老艾尔，寻父的潜意识左右了年轻的法瑞尔，让他迅速陷入信任的泥潭，法瑞尔在老艾尔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便身不由己地被他操纵和玩弄于股掌之中。这种不是父子却似父子的关系表现得张弛有度，耐人寻味。
随着种种间谍游戏的展开，也随着法瑞尔在情与工作等诸多困惑和矛盾的渐深认识，他开始对自己的角色以及自己与老师之间猫鼠游戏般的关系产生了疑虑，也就在老艾尔为他安排的所谓调查“鼹鼠”的特殊任务中，真相一步步大白。观众最终明白了老艾尔最初所说“无人可以相信，无一不是假象”，虽有些套话的味道，却并非戏言和虚言。
据说，影片在拍摄中，主创人员为在感觉和认识上与故事和人物贴近，曾阅读了各种关于间谍的书籍。比如凯迪·基扬纳加的《我的间谍—一名间谍妻子的回忆录》、泰德·古普的《荣誉手册》以及一些内容涉及中情局、国安局以及联邦调查局的杂志。让他们最为惊叹的是，间谍们无所不在的撒谎本事。一个人撒点小谎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撒谎，不仅撒小谎，更撒大谎，且坚持不懈，像高级的魔术师，比真的还像真的。
和大多数间谍片的套路差不多，《谍海计中计》也是讲了一个最应信任的人结果是最危险的敌人的故事，在手法上也是先把观众的眼睛蒙上，再层层揭开。但观众看起来仍会津津乐道，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内心的矛盾认识：即使亲眼所见，也不要轻信。在很多时候，生活本来就像魔术表演，好看甚至精彩但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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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上镜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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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新闻生涯中，差不多有三年时间，是在采访和写作一种所谓“社会大特写”的专稿，内容多涉及一些热门的大案要案。有一次，我在海南采访一桩买凶杀人大案，因为刚刚发生不久，主犯尚未抓获，各个方面都十分敏感，主持破案的公安干警更是守口如瓶，坚决拒绝接受任何采访。我知道其中的艰难，便准备迂回行动。我找到了主持破案的警官，当他知道我是记者时其戒备颇有针扎不透、水泼不进的森严。我顾左右而言他，也不提任何采访要求，而是对他的面貌大加称赞。我说，他的脸型线条刚毅，目光既冷俊又有种睿智和威慑力，是那种十分上镜的形象，如果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塑造一个中心人物，肯定魅力十足，会大火。我更是把自己早年的影视经历添油加醋地叙述了一番，他果然就放松了警惕，兴致勃勃地与我天南海北地神聊起来。因为谈得投机，颇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味道，当晚我们还一起到酒吧饮酒听歌。当然，我圆满完成了这次采访和写作任务。
讲这件事，丝毫没有炫耀自己的意思，事实上，我的恭维并不是无中生有，那警官也确有些不凡的样貌，我只是当即发现了这点并适时地给以称赞，以赢得他的好感。如果不是后来看了意大利电影《星探》（TheStarMan），我也早忘了这件事。
《星探》的中心手段就是恭维他人的面貌上镜。
片中的男主角莫拉利假扮一个电影制片公司的“星探”，他引诱别人上钩的最常用的一句话是：“好上镜的面孔。”这句话让我忍俊不禁，因为它使我想到了上面说到的那次采访。虽然采访没有那么简单，但其中心意思确实也是从“好上镜的面孔”开始的。
“好上镜的面孔”其实是很多人都有的内心期待，朱塞佩·托纳托雷在《星探》中塑造的男主角，正是抓住了人们这种共同的心理期待，诱以名与利的美好畅想，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部影片在结构和人物设置上，都让人想到电影大师费里尼的《道路》。不同的是《星探》更有趣，表现的内容也更广泛。它很巧妙地通过一个骗子对整个西西里人的诈骗过程，深刻地展示了人们的内心渴望，并将一种极为普遍的民众心态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
莫拉利自称是环球公司的星探，凭着他贴满电影明星照片的篷车和如簧巧舌，单枪匹马地骗过了一个个西西里岛的小镇。在他诱人的演说下，小镇的男女老少都做起了明星梦和发财梦。他们挤出辛劳中的点滴时间背诵指定的台词，挤出微薄的收入用于试镜的费用。拿不出钱的少女只好满足老淫棍的色眼；为了女儿能被导演看上，一个贫穷母亲不惜向莫拉利卖淫抵账。当这些小镇居民纷纷站在摄影机前，为了打动导演，他们本真地表现自己，甚至说出心中最隐秘的愿望。
有趣的是，当莫拉利在向下一个小镇进发途中，被一个警察拦住了去路，这个以权谋私的警察就地站在路边试镜。跟着，莫拉利被三个兄弟劫匪抢劫，面对劫匪，莫拉利竟成功地说服他们站在山洞里试镜，并向劫匪收取了昂贵的试镜费。
当然，影片不仅有诈骗和反诈骗，也有爱情的悲喜和骗子的辛酸，当莫拉利经过了牢狱之灾以及与孤女庇泰的爱情破灭之后，他开着自己幸存的破篷车向远方驶去。一路上，他的眼前满是那些蓬头垢面的贫苦人“好上镜的面孔”和在试镜时的真诚而天真的话语。
影片中的小镇居民在试镜时，最喜欢带着激情背诵《乱世佳人》结尾的台词：“明天，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因为对未知的“明天”缺乏信心，不少人错把这句台词背成“明天，明天又是另外一天”，在对“明天”的美好憧憬中，他们轻信了欺骗他们的人，也轻信了自己。
其实，何止于这些落后的小镇居民，当面对“好上镜的面孔”的恭维，面对名利的天花乱坠的诱惑时，能有几人还是清醒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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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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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读到德莱塞的《失去的菲碧》，深为小说中一个丧妻老人的一往情深而感动，那种现实、回忆、梦幻交织所展示出的老境悲凉让人欷不已。德莱塞写出的是一个孤独老人对妻子绵延不绝的至爱，是人在弥留之际的过去与现实的混淆，是一种铭心刻骨的追怀，他的爱因了他的苟延残喘而得以延长。在我看来，德莱塞的这个短篇比他的几部写社会问题的长篇都更具艺术感染力，因为个中的爱更原始和纯粹。
在看影片《烈火情人》时，我再次被这种原始的爱所震动。严格地说，这是一种饱蘸着苦涩的忏悔的爱和哀伤。影片的男主角因迷恋儿子漂亮的新娘而乱了心和性，这个道貌岸然的议员，终于无法按捺心中狂野的欲火，和法国美女朱丽叶·比诺什扮演的儿媳勾搭成奸，且一发而不可收拾。直至被无辜的儿子撞见，极度的惊诧之中，儿子失足跌下高楼而亡。儿子横死、儿媳远赴他乡，从此杳无音信。轰轰烈烈之后终必成空，这一段“烈火情人”的孽缘才被迫了结。影片的结尾，年迈的男主角满头凄凉的白发，在黄昏的夕光里，独自在窗前为风流所造下的孽债而忏悔，这种心灵的煎熬将伴随在他苦涩的余生中。对于活着的男主角来说，他多活的每一天都是在用深深的歉疚延伸对儿子的爱。
把这种延伸的爱诠释得最明白晓畅的是福克纳。他在小说《野棕榈》中写到一个濒临绝望的男人。他身陷囹圄，面对的是漫长的十年刑期，深爱的女人也因流产而死，万念俱灰中，有人给他送来毒药，但他最终还是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因为他想用保留残生而达到延长对妻子的爱情。福克纳写道：“……她不在了，一半的记忆也已不存在；如果我不在了，那么所有的记忆也将不在了。是的，他想，在悲伤与虚无之间我选择悲伤。”
任何爱的延伸最终实质上是记忆的延伸，用我们通常共用的模式化话语就是：某某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悖论，活在心中只是一种安慰，不能改变死者已死的现实，而我们的心中仍需要这样一种自我安慰。那无法生还的死者，其音容笑貌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因为我们的“心”不能永远地“活”，所以，那“活在我们心中”的也终将因了我们的肉体的“死”而再度死亡。
很少有人会怀疑一个垂死的男人把忧伤留给自己的崇高。《野棕榈》中的男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在为自己的苟活寻找借口？米兰·昆德拉说他一直被福克纳的这个小说的结尾所感动，这还大大影响到他写《笑忘录》，以至他把《笑忘录》中的人物进行了性别置换，将活在世上的人变成受难女子塔米娜，让她失去丈夫，试图“重新建立起一个消失的存在，一个已结束的过去”。昆德拉的深刻之处是，他把福克纳的美好幻梦击碎了，他残酷地告诉我们：在回忆中，人们不会找到死人的所在，回忆只是他不存在的确认；在回忆中，死人只是一个变得苍白、远去、不可及的过去。
不在的过去曾经存在，记忆成为我们虚无感觉的可怜证明。
所谓伟大和不朽，昆德拉告诉我们的只是量的不同。不朽就像福克纳《野棕榈》中万念俱灰的囚犯，他试图以苟活来延长对死者的记忆。心爱女人的不朽是在他个人的意识中，对所谓“万寿无疆”的一些伟人来说，他的不朽是在更多人的意识中。这种意识（记忆）只是长短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福克纳笔下的囚犯宁可痛苦苟活，以延伸对逝去爱人的情感，但这种努力终究无法战胜心爱女人已去的事实，而等待他的除了痛苦悲伤，还有接踵而至的死亡。
从德莱塞到福克纳和《烈火情人》再到昆德拉，可以说他们把爱的延伸问题，通过独具特色的写作和影像作了条理分明的“三部曲”式的延伸：体验、说明、击碎。德莱塞让我们感受，福克纳和《烈火情人》让我们慨叹，昆德拉则让我们幻灭。回味这“三部曲”，一部一部把我们推到终极的思考，直至让我们清醒地绝望。昆德拉曾特别推崇一句谚语：“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他自己从来就没有停止让“上帝发笑”的思考。昆德拉的思考是让人明晓事物的终极本质，这种明晓的结果击碎了我们残存的梦幻，而没有梦幻的生活是多么的苍白无趣啊。
我们宁愿生活在“延伸的爱”中，因为，它让我们些许地感觉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至少明确了自己与没心没肺的野兽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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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近完美的反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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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多》的影碟又名为《美丽佳人奥兰多》
弗吉尼亚·伍尔芙是在世界文坛的一个另类，她匪夷所思地多产，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很著名，这全仰仗她不倦的探索。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她属于典型的“熟悉的陌生人”一类。因为，很少有人能通读完她的哪怕是一部长篇，她如入无人之境的意识流小说叙述方法会把读者，尤其是缺乏耐心的读者纷纷吓退。
伍尔芙的著名小说大多已拍成了电影，《邱园记事》、《达罗卫夫人》、《奥兰多》等，这其中以《达罗卫夫人》最得伍尔芙神韵，时间结构上令人瞠目的精粹与精巧，人物的如水思绪和怀想，将蒙太奇的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与她极为前卫的小说影响相比，电影要逊色得多。《奥兰多》是她小说中被评价较低的，写到最后也有些生涩，她在日记中透露当初写它是“作为一个玩笑”，完成后又担心“它可能两头落空，作为一个玩笑过于长了，作为一本严肃的书又太轻薄”，尽管如此，这部标着“一部传记”的小说，却是她作品中最适宜拍电影的，因为故事的传奇性：一个英俊宫廷男伺变成了一个妙龄美女，且历经四百多年而容颜不改。
伍尔芙在1928年写完了这部长篇小说，从已发表的伍尔芙日记中可以看出，她当时的写作并不顺利，最直接的难题是如何“必须小心地处理真实与异想的平衡”。这个难题从电影的技术层面上不是问题，但观众的接受仍是一个难题。英国女导演萨莉波特于1992年将《奥兰多》搬上银幕，她不得不回避了对这一神秘主题的诠释和理解，她只是展现。奥兰多第二次昏睡之后，醒来发现自己已变成女儿身。她看着镜中的女裸体，凝视中的神态，喜悦多于惊奇，她轻描淡写地自言自语：“还是同一个人，没什么分别，只不过是性别不同而已”。
我想，导演萨莉波特真是出神入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