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影一起私奔-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脱离过去的影响而进入本我的生活，即使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独自面对这世界，属于自己的自由依然是十分有限的。
车祸让朱丽叶瞬间成为了无夫无子的可怜寡妇，在生死之痛中，更大的心理创痛却又接踵而至，在处理亡夫遗物时她发现了丈夫生前的艳遇，而且那个漂亮的年轻女律师还正怀着丈夫的骨肉……在爱恨交织中她似乎获得了某种心灵的自由解脱，她可以毫不顾忌地去释放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新的“自由”。
当然，她与丈夫的助手安东的暧昧关系可以不再暧昧，然而这能算“自由”吗？即使是，这种“自由”也不能使她忘记过去，更不能取代过去。朱丽叶原想将过去一笔勾销，她试图通过沉浸在音乐中来磨灭往昔的记忆，但她无法做到，正如哈姆雷特所顾虑的“就是睡去了，还会有梦”，人是无法从曾经经历过的生活中完全解脱出来的，所谓自由的范畴，从来没有人们想像的那样无边无际，对自由的规避不仅有客观环境和他人，更多的时候是来自自己。哈姆雷特的问题是：生存还是毁灭？基斯洛夫斯基的问题是：爱是自由还是牢狱？
从小处着眼，从细微处去体现，构成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外衣，有人嫌他有些缓慢和沉闷，但他的影片几乎没有一处是可有可无的“闲笔”。在《蓝》中，与朱丽叶同租住在一栋楼的有一个妓女，一天，这个妓女请求朱丽叶帮助，当朱丽叶与她谈话时，问这个从不穿内裤的妓女为何要操这皮肉生涯，妓女由衷回答的是：“我喜欢。”这样的回答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一个人有选择生活的自由，卖淫是她个人喜欢，但她的生活方式涉及了社会的伦理和风化，就要不可避免地饱受邻居的白眼和社会的干预。更有甚者，还要遭受来自内心观念的煎熬。当她在夜总会里跳脱衣舞时，发现自己的父亲正在台下观看，这使她感到了羞耻和悲哀，她强烈地需要向人倾诉以获得别人的理解和同情，便约朱丽叶到夜总会来。
喜欢自己职业的妓女当然可以“自由”为之，而遭遇到父亲的观看时，首先的不自在是自身情感不自由。而使朱丽叶难以承受的是，她怎样面对丈夫生前的情人—那个正怀着丈夫骨肉的女律师。如此纷纭的身后事，谁能真正地自由与超脱。
生活是严酷的，自由是有限的，思考是沉重的。那么，在私人情感的领域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吗？最后，基斯洛夫斯基让朱丽叶谅解了一切，重新融入生活。似乎告诉我们，自由是在超越自我之后的宽容中。
我并不知道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本意，因为他没有也不会那么直白。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观众用各自的头脑去思考甚至去得出结论。他只是讲述故事，并通过故事和人物给人以思考。事物的表面总是最缤纷最直接的，是常人可以轻易获得的，就像人对自由的认识，通常也是浮泛和表面化的，而深藏在事物背后的隐喻却是多重的，能将这些体现事物背后的本质揭示出来，让不同的观众获得不同的启迪，这就够了。
…
黑色的白（1）
…
从本质上说，白的黑色性是合理存在着的，任何色彩中都有与其相对颜色的因子。这里所说的黑色的白，不是单指色彩，而是指其中的精神。《白》是一部有着浓郁黑色幽默的电影，也许是基斯洛夫斯基最具黑色味道的作品。而它恰好名为《白》，影片名与实的矛盾和其内容一样构成一种让人辛酸又忍俊不禁的对立。
以我狭隘的阅读经历看，凡是描绘男人在“性”上“兴亡起落”的作品，大多具有寓言性的社会指向和鲜明的黑色幽默。因为相对的开放和开明，此类作品在国外可以大行其道，中国在此方面的杰作寥寥，王小波生前创作的《我的阴阳两界》应属最突出的。这部小说中的“王二”从阳痿到“雄起”的过程，可以看做是中国知识分子从虚妄的“无能”走向实际和“人道”的另一种象征。
性爱在婚姻中究竟占有多大的位置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爱与平等的基础之一。无论如何，“性爱”不仅是“爱”，还是婚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已被当今的多数国人所认同，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关涉到一个人，尤其是男人的尊严。
《白》讲述了一个爱与性无能的故事，其中的难题也是不少中年男人羞于启齿，又不得不正视的：理发师卡洛是一个在常人看来很有本事的人，他千方百计与通晓法语的妻子一同从波兰移民到了法国。语言不通使卡洛的很多能力丧失，在与妻子做爱时也变得性无能。卡洛的妻子是一个漂亮而务实的女人，在旺盛的情欲无法满足的煎熬中患上了忧郁症，最后她以丈夫性无能为由上诉法院离婚。离婚后，出于难以割舍的情爱，卡洛仍然对妻子百般纠缠，但妻子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你要满足我，拿出你的性能力来。这当然也算一种平等的诉求，尽管它对无助的丈夫来说实在有些残酷。在孤寂而漫长的夜晚，卡洛给妻子打电话，而听到的却是妻子在电话里正进行床笫之欢的呻吟。
有爱，但却不能，这是很多男人曾经或正在面临的尴尬难平的境地，其中的原因当然各个不同。义愤填膺的一些导演会将批判的矛头对准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公给人造成的压力等等，却往往忽视作为每个个人的具体的“这一个”的典型性。
基斯洛夫斯基没有在众人皆指的所谓社会不平等的圈子里徘徊，而是将视点聚焦在婚姻中的性平等问题上。婚姻的选择实质上就是双方各方面是否平等的一种权衡，中国人的所谓“门当户对”即是一种平衡，只是它强调了门第等身外之物，而无视生理与情爱。《白》要讲的，就是婚姻在人生理上是否也存在着一个关于平等的问题。
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差距本来就千差万别，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又极大地加剧了这种不平等。一个人要想获得你所需的位置，就必须站在你可以站到的台阶上去，否则，一切免谈。尽管卡洛的一颗心仍然爱着妻子，但在性能力上的无能为力，使他无法与妻子进行平等的交流，也就无法获得平等的位置。
到处碰壁、受尽羞辱的卡洛只好返回波兰，专注在生意场上，竟很快发了财，经济上的成功焕发了他各方面的自信心，性能力也意外地恢复了。他还依然不愿割舍负心的妻子，便假装死亡，发讣告请妻子回来接受遗产，归来的妻子发现卡洛不仅没死还恢复了男子汉的雄风，且无怨无悔。
这个具有浓郁灰色调的故事，颇似大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寻常中蕴涵的强烈戏剧冲突，淳朴中的畸形与黑色，正襟危坐里的可笑与荒诞。影片中多处细节让人既觉可悲又觉可乐，是一种黑暗中的酸涩，悲戚中的莞尔，难以理喻又在情理之中。开头的偷渡，卡洛藏在一只大行李箱中，那摇摇晃晃地缓慢通过各种检查口的皮箱，寓意着小人物在憧憬美好生活中被搬来搬去，无法自我左右的荒诞又无奈的宿命。还有卡洛装死、倒卖土地的投机行为被发现后遭人痛打，以及理发师卡洛在异国他乡中的彻底潦倒下，像抓救命稻草似的与妻子通电话，无情的美妻却以与他人做爱的快活呻吟声给他以致命的打击。基斯洛夫斯基就是通过这些不乏荒唐又极其真实的情节，表达了对人性的质询：柏拉图的所谓纯精神之爱真的存在吗？
应该说，短暂的精神之爱是可能的，但难以长久。因此，在对那些不论如何变幻仍在情感上坚持的情侣表示敬意的同时，也应对无性婚姻说“不”的人给予深切的同情和理解。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采访过几位当年革命残废英雄的妻子，她们婚姻的成因各不相同，有的是组织上的安排，有的是未谙时世时的浪漫选择，谈起婚姻生活时（有人仍在冠冕堂皇地说什么青春无悔之类），她们无法掩饰的早衰、痛苦与无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而在爱情的丰富内涵中性爱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没有性爱的爱情还叫爱情吗？所谓道德，反映在婚姻中就是平等，包括心理与生理上的平等。
人世间的很多事物，在发展中可以互相转化，但却无法互相代替。正如自由、平等、博爱也是不能互相代替一样。很多年来，我们总是片面地强调婚姻的政治性、革命性，结果造就了许多虚伪的爱情与婚姻，也导致了许多违反人性的婚姻悲剧。
《白》避开了平等在宏大意义上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叙述，而投注于个人婚姻在性关系上的平等，使关于平等这一人人关心的问题，闪烁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角落，既司空见惯又不同寻常。
…
黑色的白（2）
…
影片还含蓄地提醒人们，政治不能解决最重要的人性问题，也难以解答任何一项攸关我们最基本的人性和人道的问题。情爱的平等应是建立在男女双方生理与心理相悦相爱的基础上的，舍去任何一面都可能导致婚姻的悲剧。
…
爱的错失
…
在对爱情问题最为敏感的年轻时候，曾有一首国外的诗歌让我产生深深的共鸣。诗歌以一个女子的角度，写了她如何深爱一个青年才俊，但不被他所爱，而她不爱的另一个青年又是如何无望地深爱着她。就是说，她爱的男人不爱她，而她不爱的男人又爱她，这有些像个绕口令，但生活的真实往往就是如此，很多悲剧和喜剧也由此而衍生。我想，这就是所谓爱的错失。
《红》所探讨的是关于爱在人性化、隐私领域的问题。有人说影片讲的是：爱是否能够？但在我看来，讲的不是爱能不能够，而是爱是如何错失的。
漂亮而纯情的时装模特瓦伦婷有一个挚爱的男友，但男友却总是在外面游走，使瓦伦婷的爱不能落到实处，相互间因缺乏信任而产生隔膜。以瓦伦婷为模特拍摄制作的巨幅口香糖广告牌竖立在街边，她的靓丽使这个阴晦的城市显得富有了光彩。一天晚上，她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撞伤了一条狗，凭着狗颈圈上的号牌，她找到了狗的主人—一个性情乖僻的退休的老法官，并发现这个老法官在家专事偷偷监听邻居的电话。瓦伦婷在与老法官的接触过程中看到了关于爱的眩晕与恶心：中年男子沉迷于婚外情，妻子明知却强颜欢笑，幼小的女儿成了父亲婚外情电话的“热心”听众；住在瓦伦婷对街的一个法律系大学生，发现热恋的女友却向别人敞开了胸怀……曾受过情人欺骗留下精神创伤的老法官在与瓦伦婷的交往中，对瓦伦婷产生了爱慕之情，并对自己的监听行为产生了厌恶，自己写信检举了自己。
影片通过对几个人物在爱中的无能与无奈，对所谓圆满的两情相爱的理想说进行了质疑。每个人都在寻求着一种符合自己心愿的所谓真爱，同时，又在背叛着自己原有的爱，爱的错位有时空上的，有肉体上的，更多的是情感上的。
广告照片拍摄成功后，瓦伦婷的职业摄影师在暗房里情不自禁地要吻瓦伦婷，并情欲勃勃地问：“谁是你的心上人？”瓦伦婷简洁地回答：“不是你！”
年轻的瓦伦婷与退休的老法官的关系中也有一些错失的意味，在影片中两人似乎有很多心灵上的体谅与契合，但年龄、阅历等多方面的悬殊能够使他们走在一起吗？显然，这是包括人物本身和观众都颇感难以接受的问题。基斯洛夫斯基当然也不想逾越于此，于是，便将这一不伦之爱剥离，让双方天各一方时再呈现爱在心灵与时空上的错位。
基斯洛夫斯基曾把男女之爱喻为切成两半的苹果（延伸于男女一分为二互相寻找的古老比喻），完整的苹果，如同完美的爱，是由被切成两半的苹果又合在一起形成的。问题是合成未必是圆满的，如果错位了，便永远无法完成一个完整的苹果，谁来去修正呢？我们在哪里出了错呢？
如果将苹果完美拼合的可能归于天意的话，那么人间情爱就完全笼罩在一种宿命之中，人只能听凭命运的安排，在天意中，人的一切努力都难有结果，爱的世界充满迷惘。影片不想让观众沦入宿命的绝望泥潭，便将亮丽的希望寄托在瓦伦婷身上，既想超然物外，又在世俗之中。
影片结尾，瓦伦婷赴英国探望男友的客船遭遇了海难。在爱恨由天的宿命面前，导演给了我们最后抗拒的机会：以老法官凝视电视报道中的海难幸存者，寄托了对瓦伦婷和法律系大学生能否获得圆满情爱的憧憬与祝福。
在这被称为“天鹅之歌”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基斯洛夫斯基让《蓝》、《白》、《红》中的男女主角都出现在海难幸存者中，当瓦伦婷和与瓦伦婷一街之隔的邻居—法律系大学生出现在幸存者中时，影片在两人对视中定格。
我们无法武断地为影片的寓意作结，按照导演关于被切成两半的苹果的比喻，瓦伦婷和法律系大学生是否正该是合在一起的苹果的两半呢？他们同住在一个街区，彼此相见而错失，一个被所爱的人背叛，一个有爱的人却不得，一个要逃离爱的灼伤，一个要奔赴爱的怀抱。一场海难使他们终于相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灵与肉的结合即将开始？影片的暗示是意味深长的。
中国人最讲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缘分的奇妙处就是一切看似不可能的事都存在着可能。它的最大特点是可遇而又不可求，爱的缘分也无非如此：你以为得到了爱，也许正是一种错失，你以为失去了爱，也许正是一种获得。
…
机遇的宿命（1）
…
霍桑在《大卫的机遇》中，写了一个名叫大卫·斯旺的青年。他步行去波士顿投奔当商人的叔叔，一路劳顿，途经覆盖着浓荫的泉眼边饮水休息时睡着了。这期间，一对丧子的富绅夫妇恰巧经过，想认这个陌生的小伙儿为子，并让其继承家产；一个大百货商的美丽女儿来泉边喝水，面对这英俊的青年而芳心萌动；两个手执匕首的强盗曾准备下手打劫，因见一条狗跑到泉边饮水而放弃。三次祸福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