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7-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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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剧本同时在酝酿、萌芽，就是为了一方面能够不断地写作，一方面可
以使剧本有时间慢慢地成长。剧本往往是一口气写出来的，但酝酿总需要较
长的时间。曹禺同志谈到《原野》和《蜕变》的写作时说，《原野》中仇虎
的形象是写作前许多年在一个煤铺子里遇到一个人而得到启发的。遇到这个
人时印象很深，以后几乎就把他忘记了，但若干年后，却化成了《原野》中
笔下的人物。写《蜕变》只化了四个星期的工夫，但它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
争时的生活积累的结果。当时辗转在湖南、四川的小县份中，住在一个相当
偏僻的地方，和各色各样的人物：秘书、公务员、官太太之类在一起，另外，
也看到战士，和真正的革命工作者，觉得这些生活素材可以把它揉起来，但
很久没有酝酿好，一直到后来才写成剧本。

要写作必须先有浓厚的兴趣，作者必须感到写作的愉快和乐趣。曹禺同
志说，感到有兴趣的东西才能写得好，不能硬着头皮写。他忽然引起高尔基
的诗里面的一句话，说：“他劳动是那样的愉快，就像拥抱妇人一样。”　（大
意如此）他说，这固然指的是一个工人的体力劳动，但他认为一个作者也应


该如此陶醉于他的劳动里。他说写剧本不一定要从头写起，可以把自己最喜
欢的东西、感到最有趣的部分先写，这样才能越写越有信心，越写越有趣，
越写越愿意写。

曹禺同志很热情地和我们谈着，他还对目前剧作家创作问题，专业化问
题，上演税问题，保障剧作家权益问题及培养青年剧作者问题发表了不少宝
贵意见。因为已经谈到深夜十二时了，记者向他告辞，并希望他将来经常和
我们谈话。在谈话中我们了解他正在准备写新的剧本，我们预祝他新作的成
功。

　（原载《剧本》1956年第。。　12期）


曹禺同志谈创作

三月中旬，北京还不是“乱穿衣”的时候，但在夜里，曹禺同志也敞开
一扇窗户，用他的话说：“空气是滋润的——你可以觉出，已经是春天了。”

当我走进他那间十分简朴的书房时，他正伏案用原文对照着读托尔斯泰
的《安娜·卡列尼娜》。也就从这本书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曹禺同志说：“列文有句话，说得太好了，他说：‘我所谈的，不是我
想出来的，而是我感到的’。这个‘感到的’在创作上非常重要。有时候，
我被一个人或一件事所震动，在心里激起一种想写的欲望，这大概就是所说
的灵感吧。这种灵感是最难得的。至于其他东西，如这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
怎样走路，这些都好办，是可以借用的，但是这种灵感，却无法借用。引起
我们的写作欲望的，不一定完全是常见的，有时只是谈一两个钟头，就会勾
起好多联想。一个人在生活中所看到的，总是个别的真实的人，不可能是一
个概括了许多共性的人。如果写作时，不是从哪个具体的个别的人出发，而
只是从某一类的人出发，首先想到的是那概括了的共同的东西，立志要从这
些抽象的概念创造出一个什么典型来，那就比较容易走上‘简单化’的道路。
有时不但写不出典型，甚至也写不出活的人物来。作者在事先不可能知道他
笔下的人物是不是典型，或者是什么典型。这只是事后由批评家与读者遂渐
判断出来的。”

他于是以《雷雨》的写作过程为例，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我
常到他家去玩。他有个嫂嫂。我和她虽然见过面，却没有说过几句话。她丈
夫是一个相当好的人，她也很贤慧。后来，我听说她和我那个同学有了爱情
关系。我很同情她。因为我知道，他是不会为这个爱情牺牲什么的。这个女
人就像在我心中放了一把火，当我写《雷雨》时，就成了现在的繁漪。

“我长在旧家庭，看到过很多不幸的女人。当时，由于‘五四’运动的
影响，她们已经敢于追求爱情了。繁漪，不过是一个十足的旧女人，小时候
上过私塾，还可能上过中学。后来被一个资本家看中，就被关在笼子里了。”

曹禺同志又补充说：

“木过，这都是现在想的：当初写的时俟，并没有想到这些。”

《雷雨》是曹禺同志的处女作。一谈到它，便很自然地谈起了他自己的
生活。

我生长在一个曾经阔绰过，后来又没落了的家庭里。少爷们有自己的佣
人，自己的书房。住的相当舒服，但是闷得很。整个家庭都是郁闷的。每天
可以听到和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像周朴园逼繁漪吃药那类事情，从我的
亲戚、朋友的口里经常可以听到。我父亲在日本士官学校念过书。他对孩子
们很严厉。我在家最感到害怕的，就是吃饭。父亲总是在饭桌上教训子女。
但，在我的记忆里，他又有些软弱、善感。他有一手好文笔，能作诗也能写
对联，时而满腹牢骚，又像一个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他这一方面的性格，
后来影响了我在《北京人》里所写的几个人物，譬加曾皓、曾文清、江泰。”

于是进而言道：

“每个人在写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总要写出他朝夕相处的亲戚或朋
友。因为他耳濡目染，太熟悉他们了，也许在写前没有想到他们，一提笔，
他们就自然丽然地出现了。”

曹禺同志坐在敞开的窗前，充分领略着窗外浸人的春天的信息。一阵微


风拂来，使他自然地改变了话题。

“这是春天的感觉！一到这时候，就唤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想起学生
时代的生活。

“在学生时代，有几件事对我以后的写作有些关系。一是李大钊同志的
死。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是在《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的。第一页上印着特
大的黑字标题，下面详细地描写李大钊和他的同伴们从容就义的情景。那段
新闻文章充满了崇高、哀痛的感情，使人感到一种不可抑止的悲愤。这件事
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再一件，就是在初中三年时的一个同班同学给我的影
响。他的名字叫郭中鉴，平常不苟言笑，但他使人感到亲切、诚恳，他当过
我们的班长，说起后来便滔滔不绝。那时我很小，不太懂得他讲的道理。但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成熟了的‘大人’，不平凡的。有时，我从他身旁偷
偷望一下他记的老师讲课的笔记，那字迹写得十分挺秀，整齐得惊人。他是
我们班上功课最好的学生，到高一下学期，春天的时候，他就不见了；我读
高二时，他被捕了。听说北洋军阀严刑拷问他时，他表现得很坚强，一直不
屈。这个人没有对我说过几句话，但他影响了我。那时已经听说这种人叫做
共产党，我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这一种不怕强权、不顾生死、决心要改变
社会的人。

“后来还有一件事，就和我写《雷雨》直接有一点关系了。‘九·一八
时’我正在清华大学读书，参加了救亡运动。有一回，和同学们组织一个宣
传队到保定去。在火车上，我们看见一个工人，年纪约三十岁左右，神色非
常沉着亲切。他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到哪里去？他对我们侃侃而谈，说得又
痛快又中肯。他的知识丰富得惊人，简直像个大学教授一样、但他谈得平易
浅显，像说家常一样对我们讲了很多时事、道理。最后说：‘好好干吧！你
们学生做的对！’他的一席话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心里诧异：这是谁呢？
但他分明说他是一个工人。他在长辛店下的车，我们断定他大概是长辛店铁
路工厂的工人。这个陌生的朋友。激起我一些思想和情感，使我开始知道，
在受苦，受压迫的劳动大众里，有一种有头脑的了不起的人，这种人叫‘产
业工人’。这些模糊却又深深印入脑内的认识和印象，在后来写《雷雨》的
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们谈到《雷雨》的演出时，他说他最怕看第一幕开始，鲁贵和四凤对
话那场戏了！他说这段戏写得啰嗦，不好，同时，演法也成了陈套子，令人
不耐。不过，有一次演出，他到现在仍然念念不忘，赞不绝口，那就是石挥
同志演的鲁贵。他说：

“他演得实在是好。二十五分钟的戏，五分钟似的就过去了。”

谈到他自己怎样走人戏剧创作的道路来的，他说：

“我写戏，大概是因为我爱看戏。一个人能终身从事一个事业，需要热
烈地爱他的行业。小时候，我很想当演员，想一辈子当一个演员。大约因我
是一个很不好的演员，这条道路，我终于放弃了。但是，我觉得，一个写戏
的人如果会演戏，写起戏来就会知道演过戏的好处。我小时候参加了一些戏
剧活动，在中学和大学都演过戏。这对我有一些帮助。我们演过一些好剧本。
在南开中学时，我们演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和《娜拉》，还演演丁西林
先生的戏以及南开师生自己编的戏。

“在我学习的历程中，我读过一些好剧本。我发现，古今中外的大师们
沥尽心血写下的文章，真是学习的好范本。我在学写戏以前，读剧比较多。


我喜欢艾斯吉勒斯　（Aeschyles）他那雄伟、浑厚的感情；从优立辟谛斯
（Euripides），我企图学习他那观察现实的本领以及他的写实主义的表现方
法，我很喜欢他的《美狄亚》　（Medea）。中学时，我有一个老师出国去，他
留给我一部英文的《易卜生全集》。那时，我很喜欢读剧本，就慢慢把它读
完了。对于莎士比亚，我接近的较晚，到大学才开始读。然后碰到的就是奥
尼尔　（E。G。O’Neill）。他的剧本戏剧性很强。我很喜欢他的前期作品，那
些作品是很现实的。我喜欢反复读剧本，遇到好的地方就反复想几遍。读到
一个好剧本，我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记得在中学时，我把洪深先生改编
的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都读破了。再后，就接触了契诃夫。契河夫给
我打开了一扇大门。我发现，原来在戏剧的世界中，还有另外一个天地。除
此之外，童年时，我们一群小孩子都喜欢读章回小说，稍长一些，就喜欢元
曲和传奇。待我们懂了事一点，我更喜欢读的书还是《史记》。这些好文章
使我体会到什么是最美的，最有民族气味的东西。自然，最重要的还是中国
各种戏曲给我们这些学着写戏的人的影响。我们小的时候，都非常爱进戏园
子，京戏、昆腔、河北梆子、山西梆子、唐山落子、各种曲艺和文明戏，都
使我入迷。我想，这些使人人迷的艺术一定会帮助我们懂得戏，帮助我们如
何写出好戏的。

“中国戏曲往往不受琐碎的生活真实的限制。不重要的事情，两句话就
闪过去了；到有戏的时候，也不管在生活中是不是这样突出，就大力渲染，
毫不吝惜笔墨。”他很高兴地说：

“如果可能，我很希望能够学着写写戏曲剧本，可以自由自在地写，没
有分幕的限制。而且最好是能在一个川剧团里住上几个月，当学生，先学得
一些起码的写戏曲的知识，那就太妙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准备出版《曹禺剧作选》的第二集。这里将收有《家》、
《原野》、《蜕变》。最近，趁着北京市实验话剧团排演的机会，他又把《原
野》的第三幕稍稍整理了一下。

他说，这个戏写的是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战初期，在农村里发生的一
件事情。当时，“五四”运动和新的思潮还没有开始，共产党还未建立。在
农村里，谁有枪，谁就是霸王。农民处在一种万分黑暗，痛苦，想反抗，但
又找不到出路的状况中。他说，这大概就是《原野》中几个人物的时代背景。

关于《蜕变》，曹禺同志认为非改动一下不可。他把他的改写计划简单
地谈了谈。因为时间已经太晚了，我只好告辞，约好过几天，再来继续谈谈
关于《蜕变》的改写向题。

过了几天，仍在夜里，我再次访问了曹禺同志。时间虽然仅仅隔了几天，
但在这几天中。文艺界有了很大的变化。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宣传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到处都在传达。因此，我们也谈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曹禺同志觉得：生活里的事实是怎样，作家感觉是怎样，和应该是怎样，这
三者在创作中、一般是统一的。而且，往往因为是统一下，才产生写出好文
章的基本条件。但有些作者常常在生活中感受到了某些东西，也激起了强烈
的写作欲望，但是一考虑到有些读者提出的“应该是怎样”的问题，往往就
写不畅了。他建议：

“批评的关口可以把得松一点，出些坏作品不要紧，将来它自然而然会
被淘汰的；但是，如果把得太严，把可能写的作品也堵回去了，那就得不偿
失了。”


接着，我们又继续谈起关于《蜕变》的改写问题。他首先回忆起了这部
作品的写作过程。

“抗战时，我在剧专教书。剧专迁到长沙时，有一天，我听说来了个老
头子。讲演讲得很好，一讲就是六个钟头。我也跑去听了。他讲的是。抗战
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听过之后，我感动极了。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跑
到这位老人住的地方去了。但他已经不在了，房间里只有他的小勤务兵。他
们同住在一间小房。勤务兵告诉我，他和老头睡在一张床上，老头子还教他
读书。现在看来，实在不稀奇；但在当时，给我的刺激之大，是我一辈子也
忘不了的。那个小勤务兵的脸蛋通红，才十几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
兵。当时，我觉得，这个者头子，我非写不可。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头子原
来就是国民党所深恶痛绝的‘异党分子’——个有名的共产党员。这位老先
生给了我极大的启示、鼓舞。我才写了《蜕变》中的一个人物——梁公仰。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有一个白求恩了：不过，还不知道他是个共产党
员。听到他的事迹之后，我很感动，觉得：一个有知识的人，应这样活。丁
大夫的精神就是从这里来的。

“《蜕变》最初上演时，蒋介石曾经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