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7-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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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讲学。白天说了通洋文，晚上回到住处，我们就大讲特讲北京土话儿。
有时，还要用北京土话儿骂那些帝国主义侵略者，骂完了才痛快。那时，老
舍先生住两间小屋，我住两间小屋。老舍先生经常晚上关在屋子里，在写。
我知道他在写大作品，但我没有问他写的是什么。”

“实际上，我父亲是在写《四世同堂》最后一部。”舒济插话说。

曹禺先生点点头，“对的，看得出，老舍先生把对敌人的仇恨全倾注在
了写作中。轮到礼拜六晚上，我们才一起到外面吃一顿，散散心。”

“几十年过去了。”曹禺先生最后说：“这回我看了老舍先生当年写的
《四世同堂》，深刻地体会到：不论侵略者多么猖狂，但侵略者必死于侵略！”

（原载《经济日报》1985年　
8月　
18日）


曹禺谈《蜕变》

曹禺对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都发表过谈话，唯独对
《蜕变》很少说。《蜕变》自问世以来，四十年代有人就据此说作者是理想
主义者，提倡好人政府。解放后，现代文学史家认为：“这种贤明的官吏　（按：
指剧中主要人物梁专员）在当时国统区是不可能存在。”六十年代，一个著
名的话剧院计划上此剧，排了两幕竟怕有“歌颂国民党”之嫌而作罢。三十
六年来，这部名著没有一个剧团上演过。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情况有
了好转，对《蜕变》的议论多了起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作为
“雾季艺术节”的剧目，重庆市话剧团决定把《蜕变》搬上舞台，为此导演
徐九虎专程访问了曹老。曹老很高兴，抱病接待了来访者。

我为何要写《蜕变》

曹禺对徐九虎说，写这个剧本的意念开始于长沙。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他
从香港经武汉，到达国立戏剧学校所在地长沙。在那里，他听了一位老人的
演讲，题目是“抗战必胜，日本必败”。讲话使人振奋不已。一打听，这位
老人就是当时被称为“异党分子”的徐特立。曹禺说：“第二天一早，我就
去拜访徐老，他已经出去了。徐老的勤务兵告诉我，他和徐老同桌吃饭，同
床睡觉，晚上还给他盖被子，教他读书。这真了不起。国民党大官中，哪里
有这样的人。我十分感动，这样的老人，我非写出来不可。我在《蜕变》中，
把梁专员的勤务兵取名叫朱强林。朱者赤也，林者多也，强者强大，这就是
我的寓意，表达我对党的敬佩和祝愿。”

促成曹禺写《蜕变》还有其他原因，他以前谈过：一是民族义愤，在天
津、在重庆，他亲身感受过日机轰炸给我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二是人民
爱国热情的鼓舞，在天津，他亲眼看见一个普通中国人怒打日本侵略军的英
勇行动；他还看到国立剧校不少教师放弃优裕生活，投入抗日洪流中去。黄
佐临和丹尼，留学国外，放弃家里的花园洋房，到重庆住潮湿的地下室里，
两人还把结婚戒指捐献给抗战。张骏祥专程从美国来参加抗战，住在江安小
县城，拿很少的薪水，毫无怨言。这些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使他很感动。三
是国民党的腐败。有些伤兵医院竟有官员贪污抗日将士的医药。曹禺参观江
安伤兵医院时得知，有些官员和地方上商人合伙做生意，囤积居奇。曹老对
徐九虎说：“《蜕变》第一幕写的那些乌七八糟的现象，就是剧校在长沙的
情景。地方上的绅商，给秦院长夫人作寿送礼，官商勾结等等。我要在剧本
中揭露出来。”

梁专员是改造得好的知识分子

《蜕变》中梁专员是在我国现代文学中争议了几十年的人物。曹老对徐
九虎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写的梁专员是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里工
作的干部。抗战前期，国共合作较好，不少共产党干部、进步人士参加了政
府工作，他们给抗战注进了新鲜血液。要了解这个人物，就要了解这段历史。”
徐九虎问道：“梁专员是不是有点泥土气息？”曹禺说：“可以这样理解，
但他不是农民出身的干部，而是一个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经过工农革命队


伍的长期锻炼，革命干部的作风和他结合为一体。他熟悉知识分子，深深懂
得知识分子愿意有所作为，有抱负，有理想，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变化；懂
得哪些事情该放手让他们去做，替他们解决困难创造条件，哪些方面该如何
恰如其分地去诱导他们，给他们适当的满足。不然他就留不住丁大夫。梁专
员到这个医院来，先私访了三天，他知道丁大夫对医院里乌七八糟的东西深
为不满，对梁专员的到来以为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不寄予希望，见都不想见。
梁专员上场后，踏踏实实办了几件好事。如为免遭敌机轰炸，抢运了伤兵，
限令职工家眷撤离医院，特别是对医院进行了改组，该留的留，该查办的查
办。这些事的处理，使丁大夫不得不感叹：‘这才是中国的新官吏！’”针
对几十年来文学界、戏剧界对梁专员的议论，曹老说：“封建社会里还出了
个清官包文正嘛。”徐九虎告诉曹老她对戏剧的理解，认为全民抗战初期间
共合作，中华民族生气勃勃，就是在国民党里，也不能说就没有为抗战做好
事、兴利除弊的官员。冯玉祥、范筑先不都是国民党的好官吗？何况梁专员
的生活原型是共产党员徐特立。曹老对此称是。曹老说：“现在有些观点要
纠正。打日本不光是共产党，国民党也打了的，也打过不少胜仗，台儿庄大
捷就是嘛。”

《蜕变》中的丁大夫

《蜕变》中另一个主角丁大夫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评论者认为她仅
仅是一个茹苦含辛的寡母，一个爱护伤兵、仁慈的孤零零的女性。

曹禺构思丁大夫的现实基础何在呢？他说：“我在长沙时，在一份小报
上见到了白求恩的事迹，它使我大为感动。一个外国人，千里迢迢地来援助
我们抗战，其精神真是太崇高了。”但是更重要、更具感性的原因是，曹禺
教书的国立剧校当时就聚集着许多著名的爱国艺术家和教授，曹老说，写丁
大夫他从当时在该校执教的戏剧家丹尼女士身上就汲取不少东西，在思想、
情感和气质上，她很像丹尼。丁大夫是集中了许多群像典型化而成的。曹禺
同意徐九虎以丁大夫贯彻《蜕变》始终的导演处理。丁大夫自己也处于蜕变
过程。在政治腐败，狼犬当道的旧中国，丁大夫要有所作为，她不仅要战斗，
而且要忍耐。像这座伤兵医院，她要多做一些救护伤兵的工作，不仅要和贪
污腐化、自私自利、不讲究工作效率作斗争，要和马登科、秦院长之流斗，
又要相容忍，不然，一天也呆不下去，只能弃伤兵而不管。丁大夫对这个医
院的腐败现象已经忍无可忍，她本来去意甚坚，箱子都收拾好了，又有伤兵
来了，她又一心扑在抢救上面。丁大夫本来鄙视“伪组织”，可当她落魄后
有求于丁大夫，还是给她想了办法；丁大夫还把自己的热水瓶送给受伤的日
本战俘用。曹老强调指出：“丁大夫在痛苦地忍耐，这个国家正蜕脱旧躯体
的痛苦。”而她“自己也在蜕变之中”。她在年轻的、正直的人，梁专员以
及重返前线的伤兵的支持和鼓舞下，决心在这个医院坚持下去。丁大夫不仅
是个慈善的女性，而且在蜕变中成长，具有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蜕变》的命运及其他

四十六年来《蜕变》的命运是令人感慨的。曹禺对徐九虎说：“在剧校，
你和你们班上同学是参加《蜕变》到重庆首次演出的。国民党审查剧本机构


先是由顾毓琇先生来和我疏通意见，顾先生是学者，也是写剧本的。后来由
文化特务头子潘公展亲自出马，请我、张骏祥、余上沅吃饭，提出四个问题，
除了余上沉答应把省立医院改为私立医院，其他我应付过去了。一九四二年，
史东山排这个戏，蒋介石看了，他说：“拿了一出共产党的戏给我看。”第
二天就禁演了。还是派潘公展来找我，叫修改剧本，我说：“写剧本还是我
们内行，不改，要我修改的意见中有一条：不要提伪组织。伪组织是指当了
汉好的汪精卫。为什么不准提，至今我没有搞懂。这个戏宣传的当然是爱国
主义，至今也有现实意义。比如剧中说克复了‘大都’，就是北京。那时北
京并未克复，是表示一种愿望，一种抗战必胜的信念。那时候我还希望中国
以后就建都北平。”一九三八年，曹禺在重庆认识了周总理，曹禺说：“那
时候，我对国家，对自己的前途保持信心，我是极为感谢周总理的。”

“《蜕变》也被日本人禁演过。”曹禺对徐九虎讲了一段往事：“一九
四○年，我把这个剧本寄给在孤岛上海的黄佐临夫妇。第二年，他们在上海
公共租界卡尔登剧院演出，黄佐临导演，丁大夫我是照佐临的夫人丹尼写的，
丹尼自然就演了丁大夫。这个戏在上海演了三十几天，演出后上海是人人争
谈《蜕变》，爱国主义情绪高昂。演出当然受到日本侵略军的干涉，最后，
日本对租界当局下了最后通牒，在日军压力下，这个戏被迫禁演了。”

（原载《重庆日报》1985年　
10月　
18日）


曹禺谈《日出》

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名作《日出》，是我国话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一部好
戏。五十年后的今天，由曹禺和他的女儿万方编剧，于本正导演，把它搬上
了银幕，上演之后，观众反应强烈。最近，我专程拜访了这位戏剧大师。

我向曹老祝贺，他高兴地笑了笑说：“是吗？五十年过去了，我自己倒
还没注意呢！”

我请曹老谈谈他当年创作《日出》的情况，他欣然应允。他说，那时，
他的内心极为苦闷。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地区，正策划
吞并我国。而我们的国家从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四大家
族的统治，是个“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语）的社会。他在《日出》中，
通过众多的人物形象，展示那个可恨的、不公平的社会面貌，并期望着太阳、
春天和美好生活的到来。

曹老告诉我，他写《日出》时，正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当教授，白
天为学生们上西洋戏剧等课，晚上就写剧本，经常通宵不眠，双眼熬得通红。
这个剧本写得较顺利，四个月就写好了。平均每月写一幕。每写成一幕即寄
给由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每月登一幕。

曹老回忆说：解放前，《日出》在话剧舞台上很叫座，经济拮据的剧团，
上演这出戏之后，情况便会好转，大家可以有饭吃。解放后，也被大家公认
为是优秀剧目，经常上演。最使他高兴的是，全国著名演员差不多都在《日
出》中饰演过角色，为剧本增色添彩。但是，也有令人恼恨的事：解放前，
国民党当局一度想扼杀《日出》。以唐槐秋为台柱的中国旅行剧团，在北平
上演《日出》时，当局竟要剧团缴“娱乐捐”。那时候，只有妓女才缴这种
“捐”的。演员们气愤至极，当即严词拒绝。还有，在那动乱的十年中，《日
出》和其他的优秀文艺作品一起，都被列为禁书，曹老也被当作“反动权威”
批斗。

《日出》的电影文学本对原著作了一些重要的改动，更突出了陈白露。
如增加了序幕，写了她与诗人在爱女墓地分手各奔前程；来到大都市的陈白
露在为河南灾民义演的夜总会中，应酬交际，艳压群芳；陈白露与方达生漫
步街头，去小店吃馄饨，回忆着童年纯真的情谊；小东西失踪后，陈白露和
方达生四出寻找，从正在痛哭的翠喜身旁，发现了被芦席卷着的小东西尸体，
这里，让三个不同的女性集中在一起；对于陈白露的死因也作了重要改动，
原著中她是因悲观绝望，极度厌恶那种生活而自杀的，电影剧本则把它改为
金八替陈白露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她不甘心落入金八的魔爪，以死表示最后
的反抗。曹老说，所有的这些改动，是从电影艺术的特点出发的，以突出刻
画陈白露的善良、纯真、苦闷、软弱、虚荣、沉湎于腐朽生活而不能自拔的
矛盾心理。

曹老不愿发表对影片《日出》的评价，他说：“原来的话剧本是我写的，
又是和女儿一起改编的电影文学本，我怎能说好或不好呢？”他希望由观众
去评议，让时间和历史去作公正的结论。

曹老深有感慨他说：“我写《日出》的前后五十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像《日出》中的那个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亲眼看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一天天地繁荣富强起来。我真希望能活到二○
○○年，看到我们的国家更加昌盛。”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　
12月　
18日）


曹禺谈影片《日出》

初冬。一个细雨霏霏的上午，在曹禺先生的上海寓所，我访问了他。

曹禺今年七十六岁，近来身体不好，常犯心绞痛和胃痛。我去的时候，
他似乎才起身，穿了一件紫红色的睡衣，跟着拖鞋。他热情而又谦和，尽管
身体不好，但仍然参加许多社会活动。他抬腕看了看表，说等一会约好有人
来，所以只能给我四十分钟时间。

我刚看过上影厂的新片《日出》，于是就请曹老从《日出》谈起。

《日出》是曹禺一九三五年写的作品，当时他才二十五岁，白天在天津
女子师范学院教西洋文学史，晚上写《日出》。他出生于官僚的家庭，从小
喜欢结识各种朋友，二十岁左右已经认识了许多人，脑子里的材料积累了很
多，所以动笔写《日出》并不费力。他说：“《日出》没有曲折的故事，我
只是写了人。”我问：“你是怎么写人的呢？”他说：“我和这些人都有过
交往，仔细地观察过他们，对他们很熟悉。人物不能靠幻想去胡造，要真
实。。”

我请曹老谈谈《日出》的主题。他沉思片刻，对我说，五十年代，香港
也拍过《日出》的电影，将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