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7-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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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针砭时弊，敢讲真话，不要给自己念“紧箍咒”。

党政机关的领导人员，不要对文艺创作干预大多，要放手让文艺家们去
自由探讨和争鸣，作家们写什么、怎么写，由他们自己去选择，不要给他们
出题目，画框框，定调子，更不要动不动就给他们打棍子。要相信绝大多数
作家和艺术家是爱国的，是拥护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曹禹说：“文革”前和“文革”后一段时间，北京演出过不少中国剧作
家的戏，介绍演出过苏联、美国、英国、日本、罗马尼亚、印度、瑞士等国
家的戏，也演过台湾剧作家的戏。在北京，话剧的危机始终不感觉那么强烈。
“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话剧热了一阵子，出现了像《于无声处》等描写
“十年动乱”期间人民生活状况的戏，很受观众欢迎。

最近两年，也出现了一些受观众好评的戏。前不久中央戏剧学院演出的
话剧《桑树坪纪事》和一九八六年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狗儿爷惺粱》，
都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其原因是这两部话剧写的都是社会重大题材，都
是老百姓关心的事情，所以观众爱看，话剧是离不开广大观众的，观众有兴
趣看，话剧就兴旺。

“文革”前的十七年和近十年来，话剧创作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有过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建国后近四十年来，不论是老作家还是中青年作家，
都写出过一些好剧本、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片面强
调为政治服务，话剧往往成了某项中心任务的政治图解，使得话剧创作变成
了一个模式。公式化、概念化严重地阻碍了戏剧创作，不少人物是脸谱化的，
如写正确与错误，先进与保守的斗争，最后总是党委书记站在正确的一边。
写一个先进工人的事迹，总是写他在劳动中负了伤，被送进医院，当他在医
院身体稍好后，便偷偷地跑回工厂干活了，怎样劝说也不肯回院治疗；或者
写他患了癌症不讲，坚持工作，得到表扬。又如近年来写改革的戏，也出现
不少千篇一律的内容，其原因在于并未真正懂得改革与当今的生活，而只是
上呼下应，追求表面的效果。观众当然不愿意看。

曹禹还举例说：“五十年代，北京举办了一个国际戏剧节，全国剧团到
京演出了五十多部戏，许多外国戏剧家看后对我说，这些戏就像一个人写
的。”

有感而发才能产生好作品

七十八岁的曹禺的这些话是以亲身创作经历为依据的。话剧传入中国是
本世纪初，而中国现代话剧的出现，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产物。曹
禹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剧作使中国话剧的面貌为之一新，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优秀作品。


曹禹从十五六岁起，就开始从事话剧活动。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参
加了学校的新剧团。曹禹回忆说，他演的第一个戏是德国作家霍普特曼的《织
工》，是描写罢工工人的斗争生活的。这个戏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以后，他
还演出过易卜生、莫里哀等人的戏。曹禹接着说：“这些演出活动，使我晓
得观众喜欢看什么戏，不喜欢看什么戏。”

曹禹从十八岁开始考虑写《雷雨》，直到二十三岁时才完成。在写这部
戏时，他正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他读了许多剧本和小说，还有基督
教、佛教的书，马克思的《资本论》也翻过。

曹禺说：“那时没有任何人要我写什么，但我感到非写不可，而且终于
写出来了；并感到非这样写不可。我写时，并不是说我思想上有什么很高的
觉悟，我只是恨那个社会，只是用戏剧发出我内心的呼唤，‘时日易丧，予
及汝偕亡，这句话可以较准确地反映我的情感，这就是说，我痛恨那个社会，
哪怕我跟他一起死亡也心甘情愿。”

曹禺认为，创作非要有作者亲身的观察和独立思考不可。写《雷雨》、
《日出》，是因为他熟悉剧中的那些人物，懂得他们的生活。曹禹说，我写
《日出》是矇眬地具有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如《日出》中的打夯歌说的
“日出东来满天大红，要想吃饭就得做工。”《日出》的主导思想就是写在
卷首的“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是经过我独立思考，发自我内心的呐
喊。

说到这里，曹禺谈锋一转说，遗憾的是，全国解放后他虽然写过几个本
子，但都不理想，其原因是对现代的人了解得太少，过多的社会职务使他没
有时间去深入生活，接触群众，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想，
使他的思想上产生了无形的禁锢。他说，有时自己对某个问题很有感触，动
笔写了起来，写着写着，却又觉得恐怕不太妥当，就停了笔，自己给自己念
“紧箍咒”。所以，今后创作要繁荣，党政主管部门要给作家和艺术家们创
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我们自己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作出一些受群众欢迎
的作品来。

要敢于提携晚辈

曹禹强调说，文艺要发展、要繁荣还要敢于提携后辈，支持中青年人的
成长。要给中青年剧作家的作品发表和演出的机会，他说，当年他的第一部
作品《雷雨》曾在《文学季刊》搁了一年，没有被采用。后来被不是编辑的
巴金发现，由巴金竭力推荐才发表的。这个剧本传到日本，当时在日本留学
的杜宣和吴天便在日本排练，把它搬上了舞台。郭沫若和日本的秋田雨雀还
专为日文版《雷雨》作序。一九三五年《雷雨》在北平公演时引起轰动，当
时的政府很不满意，说此剧有伤风化，禁止这个戏演出。曹禺说，今后我们
也要像老一辈对我一样地去对待青年。

对于话剧的前途，曹禺是乐观的。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
革和开放的政策已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自由探讨
和民主争鸣空气日趋浓厚，那些动不动就想打棍子的人，是不得人心的。在
这样的大气候下，中国的话剧一定会兴旺起来。

（原载《瞭望》周刊海外版　
1988年　
3月　
21日）


政协委员曹禺谈当前文艺

中国话剧，最近几年观众少了。今后会不会出现危机？如何振兴？许多
群众十分关心。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期间，曾以《雷雨》、《日出》等剧作闻名于世
的剧作家曹禺向记。者谈了自己的看法。

话剧的出路在少干涉

曹禹说，中国话剧观众减少的原因之一是受电影、电视、歌舞等艺术发
展的影响，许多观众被吸引过去了，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话剧本身质量不高，
尤其是缺少好的剧本。现在，写小说日子还比较好过，写话剧、写电影就很
困难，因为话剧、电影不但要写，而且要人演，戏排出来后，说要研究研究，
可一研究就没有个完，这样，即使好的作品，也不容易出台。

他认为，要使话剧振兴起来，就要让作家有宽松的创作环境。他说：“我
们应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对祖国的前途是非常关心的。即使他们
写生活中的‘黑暗’面，也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而不是给祖国抹黑。有了
这种思想基础，我们就不要什么都去管，什么都去干涉了。让作家在一个宽
松的环境下创作，优秀的作品就能脱颖而出。

写改革题材不要“一窝蜂”

曹禹说，对中国目前正在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我十分赞同。我们的文
艺方针是：“百花齐放”，改革题材的作品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当然可以写，
作为文艺工作者，也应该去写改革的题材。但如果没有改革的生活，只是为
了写改革而写改革，临时性地下去看看，就写不出好作品来。

他说，搞文艺创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部小说，一出好戏，要有长期
的生活积累，经过反复的酝酿思考，“一窝蜂”似地写改革题材是很难出好
东西的。

中国应有版权法

曹禹说，现在，文化艺术界许多法规不健全，特别是没有一个像样的版
权法。他认为，版权法要早定、定细。

他说，有些剧作家花了三五年功夫，费了好大劲才写了一个本子，开始
给了几百块钱稿费，这就属于他人的了。由于没有版权法，目前文艺界无法
可依的现象相当严重。别人如果需要，可以拿你的稿子乱改乱登，另一方面，
如果你的作品不合口味，就可随便叫你停演、不演。如果说作品不好，可以
讲出理由，让大家评论，如果讲不出理由来，怎么能随便不让上演呢？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　
4月　
8日）


曹禺谈戏

曹禺堪称戏剧界奇才，想想，才二十三岁他就创作了《雷雨》！周总理
生前曾这样评价《雷雨》：这个戏合乎那个时代，不仅现在站得住，将来也
站得住。

岁月如流，《雷雨》不老，可我们的剧作家却年事已高。值得称幸的是，
七十九岁高龄的曹禹，身体尚好，虽近耄耋之年仍能为戏剧操劳，七月来湘：
岳阳评奖、汩罗、常德观戏，后又讲课长沙——五十年前，他曾在长沙住过
整整三个月，对湖南人的豪爽热情印象极深，于是这位祖籍湖北，生于天津
的剧作家后来便有了一些私交甚笃的湘籍好友，已故的沈从文，尚健的黄永
玉。。

仍如过去那样纯真动情：参观汩罗屈子词，不管人家步履匆匆，他却忽
然停住，在屈子像前，郑重其事的深深鞠了一躬。

仍如过去那样一丝不苟：为了给长沙戏剧工作者讲一课——也就那么个
把小时吧，他却一直准备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五点钟还不到，他又起床
备课。

在树影摇曳的长沙蓉园四号楼，他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正在上映的电影《原
野》：“这个戏，凌子导得很不错，刘晓庆、杨在葆配合默契，演得比我写
的好。我的剧本后半节有些啰嗦，电影的结尾改得比原作好。前向在北京，
反响热烈，有的电影院从早上七点放映到深夜两点，看来观众是喜欢这个戏
的。”

谈到戏剧的发展，曹禹并不讳言电影电视、轻音乐、迪斯科、体育活动
对戏剧的强大冲击，不过，他对戏剧的未来仍充满希望。他悠然自若地打着
扇，从容谈他的见解：“戏剧的发展，关键在戏的质量。最近北京人艺上演
的《天下第一楼》，就写一个烤鸭饭庄的兴衰，可京味十足，大受欢迎，票
都订到八月去了。尤其是戏的结尾妙极了，几个脚夫抬出了那两块硬木漆金
的对联：‘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半宜明月半宜风。’
随后，音乐声起，大幕徐徐落下，把一切关在幕内，只剩下那副对联，把思
索留给了观众。”

具体一点，戏剧的质量怎样才能提高呢？曹禹认为戏剧要开放，要走多
元化的路、“前向引起轰动的中央戏剧学院上演的《桑树坪纪事》，反映的
是十年内乱中黄土高原一个小村庄里的事，真是棒极了，简直可以说是解放
以来我看到的最好的戏。且不说它的忧患意识，文化批判意识，光是演出形
式，就很有创新。它充分利用了巨型转台、声光、歌舞，还有象征手法，导
演徐晓钟把音乐、舞蹈、电影等多种艺术手段都调动起来了，这个戏既有民
族性，又有时代感和现代意识。好戏总有人看，新加坡还邀中央戏剧学院去
演了这个戏。戏剧要创新，不创新没出路！”看来，这位剧协主席的思想非
常活跃。

谈到湖南的戏剧，曹禺把纸扇合拢，高兴地敲着掌心说：“湖南有人才，
这次全国优秀剧本评奖、共评了十六个，湖南就拿了两个，很不容易，二十
八个省、市、自治区参评啊！”

冒着高温，他在汨罗看了《屈原在汨罗江畔》。曹禹赞叹地说：“三湘
多奇士，湖南人就是敢想。这出戏居然让屈原跟一个寡妇谈爱，它不光表现
了屈原‘长太息’，忧国忧民的一面，还写了屈原的生活情趣，我看后并不


觉得不舒服，这样写一点也不低级，并没有损害屈原的形象，相反我看还丰
富了屈原。”

对常德武陵戏，曹禹爽直地说，开始没想到它竟有那么好。他以他夫人
李玉茹为证：“李玉茹也是个演员，她喜欢看戏，可戏不好，她就要睡觉，
我劝都劝不醒，在常德看几个戏，尽管气温高达三十八摄氏度，可她眼睛一
直睁着，回来后还和我讨论。《思凡》、《程咬金招亲》、《活捉三郎》都
演得不错，演员艺术修养高，看得出有好老师在教，有得力的领导在抓。”

蓉园那次会见，原只让见半个小时，可一谈到戏，他就来了劲，一下谈
了一个半小时。谈到戏剧界新涌现的好演员、好导演、好剧作家、好戏，他
总是“击扇赞赏”，喜形于色，其博大胸怀与敏锐见解令人不禁想到：几十
年来他一直受到戏剧界同仁的信赖与尊重，并不仅仅在于他写出了《雷雨》、
《日出》啊！

（原载《湖南日报》1988年　
7月　
30日）


曹禺年表

万家祖籍江西。明末，武官万邦游宦至湖北，定居于潜江。万家家族命
运多外，历代寒窗苦读而多名落孙山，只能做穷教书先生。其父万德尊，生
于。。　1873年，字宗石，十五岁中秀才，有“神童之誉”。曾就读两湖书院。1904
年考取官费留学生，入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毕业回国，为直隶总督
所器重，朝考陆军步兵科举人，任直隶卫队标统。原配夫人燕氏，生女家瑛、
子家修。燕氏早逝，复取薛氏为妻。其时，已居住天津小白楼，后迁至意租
界二马路二十八号，现为河东区民主道二十三号。

1910年

9月。。　24日（农历。。　8月。。　21日）出生于天津小白楼。取名万家室，字小石，
小名添甲。

9月。。　27日母薛氏患产褥热病故。不久，父复娶薛氏之妹薛咏南为妻，视
曹禹为亲生。

1912年

本年父万德尊获陆军中将衔，升任察哈尔都统、宣化镇守使。家宝随父
居宣化，目睹审问拷打“土匪”　（农民）之残酷情况。

1913年

本年开始由继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