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6期-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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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他们断定他在装疯卖傻，因为他被关进单人囚室后，便开始敲门，狱吏问他需要什么，他回答说：‘你们得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在审问时，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打断侦察员的话：‘您最好是说，您放不放无辜的人？……”’
而曼德尔施塔姆的漂泊，和一个突然事件有关。1918年春，他和朋友去参加一个宴会，请客的是赖斯纳，海运副人民委员的妻子。据说赖斯纳和契卡（秘密警察机构）有关。饥肠辘辘的曼德尔施塔姆经不住诱惑，一到那里就大吃大喝。他看见斜对面的契卡成员布柳索金正喝着伏特加，显然喝多了，他把一叠空白表格放在桌上，正要随意填写逮捕或枪决的人。平时胆小如鼠的曼德尔施塔姆，突然冲了过去，把那名单撕得粉碎，冲出大门。跑到街上，才意识到自己惹了杀身之祸。他在街心花园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去找赖斯纳求救。赖斯纳认为布柳索金的做法有损契卡形象，带他去找契卡的头
头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肯定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行为，保证要处置布柳索金（他最终逍遥法外）。而曼德尔施塔姆怕布柳索金报复，连夜逃往乌克兰。
五
无题
沉重和娇柔这对姐妹，同是你们的特征。
肺草和黄蜂将在沉重的玫瑰吸吮。
一个人在死亡，晒烫的沙地在变凉，
人们在用黑色的担架将昨日的太阳搬运。
啊，沉重的蜂房和娇柔的鱼网，
重复你的名字比举起石头还要艰难！
我在这个世界上只剩得一桩心事：
金色的心事，即如何摆脱时间的负担。
我饮着浑浊的空气像饮深色的水。
玫瑰成为土地，时间被犁铧耕翻。
沉重的娇柔的玫瑰置身缓慢的漩涡，
玫瑰的沉重和娇柔编织出双重的花环。
1920年3月，科里捷别里
（刘文飞译）
沉重和轻柔，一对姐妹
沉重和轻柔——一对姐妹：同一副面孔。
蜜蜂和黄蜂吮吸沉甸甸的玫瑰。
男人死了，热气离开沙砾，昨天的太阳
压在黑色的担架上。
哦，沉甸甸的蜂巢，轻柔的蛛网——举起
一块石头也比说出你的名字容易！
我只剩下一件心事，它是何等重要：
时光，让我摆脱你的重负。
我啜饮黑水般的搅浑的空气。
时光已被耕耘；玫瑰曾是泥土。迂缓的
漩涡中沉甸甸的轻柔的玫瑰，
沉甸甸的玫瑰，轻柔的玫瑰，编成了一对花环。
1920．3
（杨子译）
无题
沉重与轻柔，相像的姐妹；
蜜蜂与黄蜂吮吸沉重的玫瑰；
人死了，热沙冷却，昨天的
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
啊，沉重的蜂房与轻柔的网。
说出你的名字比举起石头更难！
这世上只有桩黄金的心事：
让我摆脱你的重负，时间。
我饮着黑水般浑浊的空气。
时间被犁过，玫瑰是泥土。缓缓的
漩涡中，沉重而轻柔的玫瑰；
玫瑰的重与轻编成双重花环。
1920年3月，科克捷别里，克里米亚
（北岛译）
和杨译本相比，刘译本由于是从俄文译的，按理说更直接就应更准确，但却有明显的误笔。比如肺草从何而来？另外，把网译成鱼网。更主要的是为了跟着原作押尾韵，译者不惜使用极其别扭的词如吸吮、耕翻来凑韵。这在汉语诗歌翻译中屡见不鲜，但却是一大忌讳。我曾说过，另一种语言的音乐性是不可译的，除非译者在自己的母语中再创另一种音乐。而押韵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再创造的其实只是节奏，汉语的内在节奏。卞之琳先生曾试图效仿西语诗歌的音步找到翻译的节奏，显然是失败的。
杨译本相对准确，但还是老问题，句式冗长，缺乏语感。所谓语感，就是在汉语中的节奏感，及对每个词自觉的控制。
这首诗写于1920年3月，地点是俄国诗人沃洛申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内战期间，主人在那儿接待来自红白两方面的作家和艺术家朋友，被视为一方“净土”。曼德尔施塔姆曾在此避难。
这首诗开篇就点明了主题：生命的重与轻，比米兰·昆德拉那个时髦的话题整整早了半个多世纪。诗人先提到玫瑰之重，是蜜蜂和黄蜂的生命之源。人死了，热沙冷却，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这句是整首诗的“诗眼”。写战争的诗多了，有谁能写得比这更真实更可悲呢？人死了和热沙冷却有一种对应关系。我们也常说“战死在沙场”，这热沙是死者在大地上最后的归宿。而被黑色担架抬走的不是死者，而是昨天的太阳。这昨天的太阳，显然是指人类以往的价值和信仰。它居然那么轻，被黑色担架抬走。试想在一次世界大战后，紧接着是连绵的内战，生命的重与轻就像玫瑰的重与轻一样，构成了人类文明的追悼仪式。
第二段沉重的蜂房显然是吮吸沉重的玫瑰的结果，和轻柔的网并置。接着说出你的名字比举起石头更难，仍是重与轻的比较。你的名字即时间，让我摆脱你的重负。这里有一种悖论，即黄金的心事就是重负，这种反问其实加重了黄金的心事。
第三段终结时有一种俄罗斯式的抒情：我饮着黑水般浑浊的空气。／时间被犁过，玫瑰是泥土。缓缓的／漩涡中，沉重而轻柔的玫瑰；／玫瑰的重与轻编成双重花环。时间原来就是被耕过的土地，玫瑰是其中一部分，重与轻是不可分割的，编成生与死的双重花环。其中让人惊叹的句子是：缓缓的／漩涡中，沉重而轻柔的玫瑰，那有如电影慢镜头的耕犁过程中，玫瑰随泥土缓缓的漩涡翻转，最后编成双重花环。这是俄罗斯人对土地的情怀，它在最终的意义上超越时间和生死。
六
在俄国，知识分子和革命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关于1917年的革命，只有放在一个农业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上，才能看清来龙去脉。
十六世纪后，在俄国农村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公社形式，这是中央集权的帝国的基础。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俄国出现了两次重大改革：1861年，沙皇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但结果是造成进一步的两极分化。这就形成了以捍卫公社为宗旨的民粹派运动，它在改革后二十年成为俄国反对派的主流。自1907年起，俄国开始了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斯托雷平改革”。这一改革造成进一步的不平等，扶持农村的“强者”即富农的势力，所谓“解放”，其实是把“弱者”即广大穷苦农民扫地出门。
而铁腕下的安定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从1907到1914年间沙俄经济持续高涨。在市场大潮中，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1905年的政治热情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于是当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中。海外“政治侨民”的内讧加剧，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内的派系越来越多，社会民主党彻底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而国内知识界日益保守化、边缘化的同时，下层社会由于不满积蓄了日益强烈的激进情绪。
1917年革命显然与斯托雷平改革激起的公社复兴运动有关，加上社会不公正在战时的匮乏更为突显，一次大战便成为革命的导火索。1917年革命虽然发生在首都，根子却在农村。这不仅因为俄国工人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士兵也几乎都是农民。从2月到10月，当时的各个政党都表现得越来越激进，直到最后布尔什维克夺取权力，并通过“人民专政”的铁腕站稳脚跟。
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沙皇专制的残暴镇压使革命者铤而走险并制定铁血纪律。后来列宁即从这一严密的组织形式中找到解决办法，那就是无条件的集中制原则，它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权威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革命斗争的残酷环境造就革命者的性格，这也势必为掌权后的独断专行留下隐患。其实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对苏维埃民主还是有所期待的。列宁在1917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而到了1918年则改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
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拥护十月革命的，革命带来自由的希望。俄国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国魂》一文中指出：“我们所有的真正的俄罗斯民族作家、思想家和政论家，无不是不要政府的人，即特殊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俄罗斯的精神现象，我们的极左派和我们的极右派，都有这种情绪，只是形式不同。”
白银时代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繁荣期一直延伸到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其中重要的诗歌作品包括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1918）、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集《忧伤》（1922）、帕斯捷尔纳克的《越过障碍》（1917）和《生活，我的姐妹》（1922）、阿赫玛托娃的《车前草》（1921）、叶塞宁的长诗《普加乔夫》（1922）等。
然而，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冲突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也许高尔基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和列宁的私人关系很好，在二月革命前支持布尔什维克。但在十月革命爆发前，高尔基在他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坚决反对暴力革命。革命成功后，高尔基成立了各种协会和出版社，养活那些处于饥饿边缘的作家；为营救面临死刑的作家向列宁求助。1921年俄国发生灾荒。为了救济灾民，高尔基和社会名流组成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呼吁，获得了大批救灾物资。但这个救济委员会的名流们有点儿得意忘形，要自派代表团去西方，竟为此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结果被一网打尽。高尔基在震怒下，于1921年10月离国出走，直到六年多后才回来。
勃洛克在随笔集《知识分子与革命》中反复提到俄罗斯传统是昏暗和平庸的，和幻想与激情作对。生活越是平庸，越是向往精神的天空，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可贵之所在。他们可以承受孤独和磨难，却惟独不能忍受生活的刻板和僵硬。在他们看来，生活的残缺算不了什么，最可怕的是心灵的败坏。勃洛克写道：“文学在俄国是比任何地方更加生死攸关的力量。哪儿都不会像我们这儿词成为生命，变为面包或石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俄国作家死去、受难或干脆消失的原因。”
七 从1925年到1930年底，曼德尔施塔姆没有写诗，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情况相仿，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一停就是十年。阿赫玛托娃有一次说道：“这肯定多少和空气有关。”他们三人中，还是曼德尔施塔姆首先停笔的。
在西方不少传记和文章中，都提到曼德尔施塔姆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持有敌意，这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无疑和当时东西方的冷战有关。曼德尔施塔姆与革命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和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期待有关。
娜杰日达在《希望反对希望》一书中指出，革命其实是来自某些理念，即所谓不可辩驳的科学真理，为此着魔的人们认为可预见未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其实这是一种宗教，其代理人赋予它神权般的信条和伦理。二十年代大多数人把这一理念和基督教的胜利相提并论，认为这一新的宗教也可以持续千年。而新的信条对建立人间天堂的承诺，取代了另一个世界的回报。为此，人们放弃了对科学真理的任何怀疑。
其实，这又回到我们关于现代性的讨论。由于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现代化的全球效应，对处于转型期的农业国家的冲击更大。而革命成为一种释放与调整的可能，特别是在由于土地问题积重难返，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东正教面临瓦解的俄国。勃洛克在1918年写的长诗《十二个》中，把十月革命与基督及其十二使徒相提并论，看来并非偶然。在某种意义上，革命和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以及对未来的承诺是极其相似的。但由于革命对历史进程的改道以及对其阐释权的垄断，血腥的暴力与集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娜杰日达进一步分析了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变化：“有条件投降的心理因素是对不能与时俱进而被抛弃的惧怕，包罗万象的‘有机世界观’（正是这样称谓的）适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还有一种最后胜利的信念，胜利者永生永世留下来。主要问题是，那些投降的却无械可缴。”“而事实上，二十年代为我们的未来打好了所有基础：诡辩的辩证，废除旧的价值，全体一致和自我贬低。真的是那些调门最高的先死——并非在准备好的为未来而战的沙场上。”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娜杰日达写道：“M不相信‘新的’千禧年，而他没有空手参加革命。一方面他为犹太基督文化忧心忡忡，另一方面，他相信社会公正，‘第四财产’，赫尔岑，以及革
命作为释放与更新的手段。”
她进一步分析道：“很难想象任何东西能比M带给革命的更糟。显而易见他是命中注定的，永远不会找到他在新世界的位置……他不会躲避自己的同伴，他不认为自己在众生之上，而是其中一员。惟我独尊对他是诅咒——这无疑和他自己属于犹太基督的传统感有关。很多接受革命的同时代人都经历了心理危机。他们陷入可诅咒的现实与对证明其合法的原理的需求之间的困境。有时为了问心无愧，他们干脆对发生的一切闭上眼，再睁开一切照旧。其中大多数等革命等了一辈子，而成为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却让他们恐惧，把目光转开。另一些人被恐惧吓坏了，只见树木不见林。M就在他们中间。未意识到他是相信革命的，对他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