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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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无世袭贵族，但随着共和国的到来，有钱人极力让自己被视作合法继承人。因此，1980年代，当他们突然对残留的奥斯曼文化发生兴趣时，便竭力收藏木造“雅骊”发生火灾后少数幸存的“古董”。由于我们曾是有钱人，也依然被视为有钱人，因此喜欢在闲谈中谈起有钱人如何致富（我最喜欢的故事是，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运糖进港而一夕致富的男人，享受其收益，直到过世）。或许是这类故事的魅力，或不知如何处置暴富，以及如何不让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悲剧气氛，无论原因何在，每当遇上有钱人——某个远亲，家里的朋友，我母亲或父亲儿时的朋友，尼尚塔石的邻居，或最终出现在“你听说了吗？”专栏的某个没有灵魂、没有文化的有钱人——我便有一股永无止境的冲动，想深入了解他们空虚的生活。
我父亲的一个儿时朋友，一位高雅潇洒的长辈，从他的父亲（奥斯曼帝国末年的大臣）那里继承了大笔财产，遗产所得数量庞大——我永远分不清人们提起这笔钱时究竟是褒是贬——因此他“一辈子没工作过一天”，除了看报、从尼尚塔石的公寓俯瞰街道之外无所事事。他下午花很长的时间打理胡子，穿上在巴黎或米兰裁制的上流服装，开始着手当天的任务，即在希尔顿饭店的大厅或糕饼店，喝两个钟头的茶。他有一回扬起眉毛对我父亲解释，仿佛讲述一个天大的秘密，神情忧伤，以表示某种深切的精神折磨：“因为城里感觉像欧洲的地方，惟独此地。”另一位同辈是母亲的朋友，一个很有钱、很胖的女人，尽管（或者因为）自己看起来跟猴子像得不得了，却问候每个人：“你好啊，猴子。”哥哥和我喜欢模仿她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她一辈子大半时间都在回绝追求者，抱怨他们不够风雅或不够欧化：当她年届五十时，放弃了一个不想娶个平庸如她的女人为妻的有钱人或翩翩君子，嫁给了一位“出色、高雅”的三十岁警察。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阵子，此后，她毕生规劝她那个阶层的女子，只可嫁给门当户对的有钱人。
总的说来，奥斯曼最后一代西化的有钱人，未能利用继承的财富，参与伊斯坦布尔正在步入的商业及工业繁荣。这些古老家族的继承人往往不肯和“俗气的商人”——他们用“真挚的”友谊和社区精神的能力，来调和他们的刁滑欺诈——坐下来谈生意，哪怕是喝个茶也不肯。这些古老的奥斯曼家族，也遭他们雇来维护其利益并为他们收租金的律师坑骗，却被蒙在鼓里。每回我们去他们的别墅或博斯普鲁斯“雅骊”看望濒临消失的这类人，我便明白他们大半宁可与他们的猫狗为伴而不愿与人为伍，因此我始终特别看重他们对我表示的关爱。五或十年后，古董商波尔塔卡鲁在他的古玩店展示这些人周围的家具——读经台、长椅、镶珍珠桌、油画、加框字画、老式步枪、祖先传下来的古剑、牌匾、大钟——使我深情地忆起他们所过的没落生活。他们都有一些嗜好和怪癖让自己分散注意力，暂时忘记与外界的糟糕关系。我记得有个虚弱的男人，偷偷摸摸地让我父亲看他收藏的钟表和武器，仿若展示秘藏的春宫画。有位年老的伯母嘱咐我们走往船库途中绕过一堵低矮崩塌的危墙，使我们想起五年前来看她的时候，她也说一模一样的话，觉得很好笑。还有位伯母低声讲话，以免仆人听见她宝贵的秘密。另有一位伯母不客气地询问我祖母出身何处，使母亲很不愉快。我有个胖舅舅养成了带客人像参观博物馆一样参观他的房子的习惯，然后讨论七年的贪污丑闻及其后患，仿佛这消息当天早上才在《自由日报》上报道，使全城大为激动似的。我们顺利完成这些奇特的仪式，我尝试从母亲的眼神中确定我们举止得当。我也渐渐明白，我们在这些有钱的亲戚眼中并不重要，我突然想离开他们的“雅骊”回家去。当有人把父亲的名字弄错，或误将祖父当做某个乡下农人，或——我常在蛰居的有钱人身上看见——夸大某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女仆未按照要求拿散装糖而拿来方糖，侍女穿的袜子颜色令人不快，快艇靠房子太近）时，我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地位截然不同。但尽管附庸风雅，他们的儿孙们，我必须与之友好的同龄男孩，却一律被认为是“很难相处的家伙”——许多人在咖啡馆里和渔夫起争执，在市区的法国学校揍神甫，或者（假如没被关进瑞士疯人院）自杀了事。
21富人（3）
这些家庭陷入琐碎而棘手的纷争，往往闹上法庭，这一点，我觉得他们跟我自己的家有相似之处。有些人在他们的别墅共同生活多年，即使起诉对方，也还是同聚一堂共进家宴（正如我的父亲、姑妈们和伯父们）。积怨过深、把感情和行为混为一谈的人则比较痛苦，连续多年拒绝跟对方说话；有些虽继续同住一栋“雅骊”，却看不惯讨厌的亲戚，于是以简陋的灰泥墙隔开“雅骊”最美的房间，阻断畅通无阻的挑高天花板和博斯普鲁斯的全景风光，薄薄的墙壁迫使他们仍得整天听可恨的亲戚咳嗽走路；假使平分“雅骊”的其他部分（“你住后宫，我留在附属建筑”），原因不是为了自己舒适，而是知道对讨厌的亲戚造成不适而觉得开心；我还听说有些人采取合法行动，阻止亲戚使用庭院。
当我看着这些家族的晚辈们兴起另一波类似的纷争时，不禁怀疑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是否对世仇别具天赋。共和国初年，祖父积攒财富之时，一户有钱人家搬到尼尚塔石，和我们位于帖斯威奇耶大街的家相距不远。这家的孩子们，把他们的父亲从阿布杜勒哈米德时代某帕夏手中买来的一块地分成两部分。哥哥盖了一栋公寓，按城市条例远离人行道。几年后，弟弟在他那半土地上盖了一栋公寓，虽仍依城市条例行事，他却故意离人行道近三米，只为了挡住哥哥的视野。哥哥随后建了一堵五层楼高的墙——尼尚塔石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目的就只为了挡住弟弟房子的边窗视野。
你难得听见搬往伊斯坦布尔的外省家庭发生此类纷争。正常现象是相互支持，尤其如果他们不太有钱的话。1960年代以后，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地价亦随之上扬，在伊斯坦布尔住好几代以及握有任何财产的人都发了意外之财。为了证明他们属于“伊斯坦布尔的富有人家”，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引发分产之争。有两个兄弟拥有巴克尔廓伊后面的荒山土地，在城市朝该区扩展时发了大财。这或可说明弟弟为何在1960年代开枪打死他哥哥。我记得报上的报道暗示哥哥爱上了弟弟的妻子。这件事发生时，凶手的绿眼儿子正是我的小学同学，因此我饶有兴致地追踪了这件丑闻。这条新闻在头版刊登许多天，城里的人专心阅读这则贪婪与激情的故事细节，而凶手的白皮肤红头发儿子则照常穿着吊带短裤，抓着手帕默默啜泣一整天。后来的四十年，每当我经过有着我那吊带短裤同学姓氏名称的城区——如今住有二十五万人——或听人提起这家人（毕竟，伊斯坦布尔是个大村落），我便忆起我这位红发朋友发红的眼睛，沉默的眼泪。
各大造船业家族（都出身于黑海沿岸）不愿将纷争闹上法庭，宁可选择惟有武器始可满足的激愤。他们从拥有小木船队起家，角逐政府合同，但并不通过西方人理解的自由竞争，反倒派出盗匪帮派恐吓对方。有时厌倦了彼此厮杀，便和中古时代王公贵族的做法一样，把女儿嫁给对方，但随之而来的和平好景不常，不久又开始射杀彼此，让如今属于双方家庭的女儿深感哀痛。在他们开始买进大型驳船，发展他们的小货轮舰队，把某个女儿嫁给总统的儿子之后，他们便成为“你听说了吗？”专栏的常客，于是，母亲追随“玫瑰—女神”的叙述，了解他们“豪华的鱼子酱以及香槟浇灌的”派对。
在这类派对、和舞会上——父亲、伯叔们和祖母经常参加——总是有一大群摄影师，我的家人会把他们的相片带回家，摆在餐桌上展示几天。我认出相片中的一些人到过我们家做客，另有几个我在报上看过的知名人士，以及一路帮助他们的政治人物。我母亲跟她常参加这些活动的妹妹在电话中交换意见时，我便尝试想像是什么样子。打从1990年代，社会名流的婚礼已成为媒体、电视台和国内参与的盛事，全城都看得见宣传的焰火。但是在一个世代前，情况大不相同：其目的不在于炫耀，而是让有钱人聚在一起，暂时无需忧惧好事贪婪的政府，即使只有一个晚上。我小时候参加这类婚礼和派对时，尽管惶惑不安，但同这些贵人在一起使我感到快乐。当母亲用一整天时间穿衣打扮，踏出家门前往派对的时候，我也从她的眼神看出这种快乐。期待在外面度过开心的夜晚还是其次，倒是因为能跟有钱人消磨夜晚而心满意足——由于某种原因，你知道自己属于这群人。
21富人（4）
进入灯火辉煌的大厅或（盛夏时节）华丽的庭院，走在布置精美的桌子、帐幕、花圃、伙计和男仆间，我发现有钱人也喜欢相互为伴，有名流出席时更是如此。他们就像母亲那样环视人群，看看“还有谁”在场，看到“吾等之辈”便感到欣慰。多数人不是靠努力奋斗或聪明才智而致富，而是透过某种好运或他们如今想要遗忘的一场骗局，他们的信心来自他们了解自己的钱财比他们梦想花的钱都要多。换句话说，只有跟像他们一样的人在一起，他们才得以放松，自鸣得意。
在人群中闲逛一回后，不知从哪儿吹来一阵风，使我开始觉得格格不入。看见我们买不起的奢华家具或奢侈用品（比方说，电动切肉刀），使我灰心丧气，看见父母跟那些吹嘘自己全靠某种耻辱、灾难或诈骗才发家致富的人关系密切，更增加我的不安。之后我发现，打心眼里喜欢与他们为伴的母亲，和恐怕与他的某个情妇眉来眼去的父亲，并未完全忘记他们在家中谈论的恶毒闲话，只是决定暂时放在一旁，即使只是一个晚上。说到底，有钱人不都是做相同的事情？我心想，或许这是身为有钱人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事总是“好像”。有钱人在这些派对中巨细靡遗地抱怨上回坐飞机吃得不好，好像这是一件广为关注、至关紧要的大事，好像他们吃的绝大多数不是同样低水平的食物。还有他们把钱存入（或者，照我父母的说法，调入）瑞士银行的方式：知道自己的钱远在天边，赋予他们某种令我欣羡的美妙自信。
父亲有回拐弯抹角地向我说明，我们之间的距离并非如我以为的那般遥远。当时我二十岁，对没有灵魂、没头没脑的有钱人自命不凡地夸耀自己多么“西方”而展开不断的抨击谩骂，说他们不与大众分享他们的、捐助基金办博物馆或追求自己的爱好，而是过着畏畏缩缩、庸庸碌碌的生活。我挑出几个亲戚朋友、父母的几个儿时朋友以及我自己一些朋友的父母作为例证。父亲打断我的谩骂，接着——或许是担心我将迈向不快乐的人生，或只是想告诫我——他说；“事实上”我刚才提起的女士（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我若有机会熟悉她，便不难了解为什么。
22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1）
父亲和伯父一连串的生意失败，父母的争执，以祖母为首的大家庭各个分支所酝酿的纠纷，这些事情都训练着我，使我知道尽管世界提供一切（绘画、性、友谊、睡眠、爱、食物、游戏、观察事物），尽管快乐的机会无限，没有一天不在发现新的乐趣，然而生命却也充满各种各样突如其来、意想不到、快速燃烧的灾难。这些灾难的随机性使我想起电台的“海上广播”，提醒每艘船（以及我们大家）博斯普鲁斯海口的“浮动水雷”，并指出其确切位置。
任何时刻，我父母都可能为某件可想而知的事发生争执，要不就是楼上的亲戚爆发了财产纷争，或者哥哥发脾气，决定给我一个难忘的教训。此外，父亲可能回家时顺便提起，他已经把房子卖了，或拿到约束令，或我们得搬家，或他将动身旅行。
我们那时经常搬家。每次家中的紧张气氛扩散，但由于母亲得按当时的习惯专心于用旧报纸包裹锅碗瓢盆，没什么时间看管我们，也就是说，哥哥和我可在屋子里自由进出。看着搬运工一一抬起柜子、碗橱、桌子，我们开始觉得这些东西是生活中惟一的常数，准备离开长久居住的空屋时，我开始觉得感伤，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可能在某件家具底下发现失踪已久的铅笔、弹珠或具有情感价值的心爱玩具。我们的新家或许不比尼尚塔石的帕慕克公寓温暖舒适，但在奇哈格和贝希克塔斯的公寓却能眺望博斯普鲁斯的美景，因此我在那儿不曾觉得不快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把我们财富的日益减少当一回事。
我有若干办法，不让这些小灾难扰乱我的心绪。我为自己建立严格的迷信制度（比方不踩裂纹、绝不一路关上某几扇门），或迅速从事一场冒险（跟另一个奥尔罕见面、逃往我的第二个世界、画画、跟哥哥寻衅打架而落入自己的灾难），或者数着博斯普鲁斯的过往船只。
事实上，我数着往来于博斯普鲁斯的船只已有好一阵子了。我数尼亚邮轮、苏维埃战舰、从特拉布宗进来的渔船、保加利亚客轮、驶入黑海的土耳其海上客轮、苏联气象观测船、高雅的海轮、运煤船、巡防舰与生锈、斑驳、失修、在瓦尔纳注册的货运船，以及借黑夜掩护国旗与国籍的老船。这可不是说我把每艘船都数进去，我跟父亲一样，没为摩托艇伤脑筋，它们纵横于博斯普鲁斯海上，载生意人上班，运送采购五十袋东西的妇人。我也不数在伊斯坦布尔的海岸间窜来窜去的市区渡轮，这些渡船从伊斯坦布尔的这一头航向另一头，载着一路沉思、抽烟、喝茶的郁闷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