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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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位“工程师”来说，什么都不会太沉的。就在我出于礼貌，摇晃着走在他前面、领他到客厅时，我脑海里闪现出了这一念头。
“小心，不要踩到轨道上！”
埃诺·温克尔保持着平衡，笨拙地绕过一堆木头轨道和积木房，来到沙发旁，然后叹息着坐到了上面。
“您想喝点什么？”我舌头僵硬地问。我大脑皮层中的脑细胞姑娘早已在她们的脑垂体里睡着了。有几个姑娘费劲地从木板床里站起身来，想到了做家庭妇女的义务。
律师打开公文包上的密码锁，拿出一瓶香槟。可惜的是没有看到成捆的马克。
“拿杯子来！”他咧嘴笑道。他的目光中有一种使我诧异的东西。我在他事务所里，要是毕阿特在旁边，他看人的样子通常不是这样的。
我摇摇晃晃地越过积木堆，拿来了两个高脚杯。他砰的一声让瓶塞弹出，我把杯子推到嘶嘶作响的泡沫下面，温柔地看着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哎，这红葡萄酒可真起作用了！
他马上就会猛地把酒杯推开，要说出“弗兰西丝卡小姐，我爱您”了，然后他就要把我拉到他身边，搂得我脊椎骨都要脱臼了。我们的欲望就会难以压抑，我们将踉踉跄跄地靠到壁炉旁，在看不见的小提琴的激烈奏鸣声中，互相握着对方的手，陶醉地望着天花板，然后我们就一起倒在他那张“鲸鱼皮”上，在一股燃烧的欲火中把衣服从身上扯下来……
“您在瞪着看什么？您……不舒服？”埃诺·温克尔手里拿着两个杯子，不知如何是好。
“没事，谢谢，我感觉好极了。”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们一起喝了起来。
在喝光了一大瓶红葡萄酒后，这杯香槟是我有兴趣喝的最后一杯了，但我装作这酒的味道很对我口味似的。毕竟，脑袋中的姑娘们在黑暗的细胞中几年来只靠水和面包生活，律师是从来没有探望过她们的。
“嗯。”我哼着，把杯子从我面前推开。
“嗯。”埃诺也哼着，向我投来鼓励的目光。
“我们开始吧。”我说，不耐烦地在沙发上蹭来蹭去，“我们开始打开遗嘱吧！”
埃诺开心地望了我一眼。他丝毫也想像不到，一个从清晨六点就一直忙忙碌碌的家庭妇女在夜里将近一点钟已经不可能思路清晰、有条不紊地谈论诸如利润平分之类的事情了。
也许他自己是先睡到十一点，然后吃着丰盛的早餐，又看了两个小时的报纸后才过来的。
“今天晚上您看起来特别迷人。”埃诺说，他看得出我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他的话使我想起了本亚明·布律姆星的儿童故事。故事中，有人对电话亭里这头名叫本亚明·布律姆星的大象说：“您今晚看起来特别愚蠢。”
我格格地笑了起来。
埃诺·温克尔误解了我的意思。
“不对吗？您自己也感觉到了。”他说着，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小臂。
“我感觉到什么了？”我用一种挑衅的、快乐的口气问道，同时心里在想：来吧，快干吧！
“我们互相喜欢对方。”埃诺一边笑嘻嘻地说，一边继续抚摸着我的小臂。
说实话，几个月来，也许几年以来，我已经没有体会到像现在这样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在一起的亲热感觉了。是的，我喜欢埃诺·温克尔，不管他现在是否带着二百万马克或者压根儿就没有。
他把身子弯向我（可费了点劲，因为放着高脚杯的桌子就挡在我们中间），把我泛着红晕的脸捧在他那因激动而出汗的大手里。
“弗兰西丝卡。”他说。
“埃诺。”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我们互相亲吻着，先是轻轻的，但随后就有一股已经长时间遗忘的激情涌上我的全身，这股激情又感染了对方。我们就这样互相刺激着，沉浸在火一样的热情中，达到了难以形容的顶点。成千个红葡萄酒瓶和香槟酒杯在我的脑袋里敲击着，眼睛里看到的全是马克的图案。我的双手触摸到的是头发和胡须，嘴唇碰到的是埃诺温暖而又柔软的双唇，还有一股香槟酒甜甜的味道。埃诺把我搂到他的怀里，紧紧地搂着，好像要把我挤扁似的。这种感觉真是奇妙无穷，这正是我想像中的同埃诺·温克尔亲吻的情景，简直丝毫不差！
当我们狂吻了一阵，并且几乎全身就要从沙发上滑下去的时候，埃诺·温克尔重新整了整领带，高兴地抓起了酒杯。
“为我们良好的合作干杯！”他煞有介事地说着，又重新在沙发上坐正。我望着他，想努力恢复镇静。
“您要和我谈盈利平分的事，是吗？”我提醒他说。
“对，是这样的，”埃诺·温克尔一边使劲地咳嗽了两声，一边说，“您丈夫……上次……拍的片子确实赚了二百万马克。”
“有这么多？！”我脱口说道。说话的时候我不得不强忍住笑。我觉得真是滑稽，我们刚才还在木头轨道和积木之间洒满肝肠的脏地毯上纵情爱抚，可现在却在一本正经地用“您”称呼对方。
“也就是说，您怎么着也能得到几十万马克，”温克尔先生说，“可能的话甚至有近百万呢。”
他说的千真万确是德国马克！
“这是件好事。”我说。可现在我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哈哈大笑起来。埃诺迷惑不解地向我瞥了一眼，他对委托人的这种毫无顾忌大概还不习惯呢。
“按五年估算……再加上法律规定的一年分居期……”他试图重新接上刚才的思路。他的委托人笑得前仰后合，在地毯上打起滚来，对此他感到奇怪。他皱了皱眉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袖珍计算器来。
尊敬的夫人，请注意您的举止！可是蹲在脑细胞中的那些喝醉的姑娘们正站在栅栏旁拼命地吼叫着，摇晃着。冲出去！要自由！要离婚，要分钱！
博士先生对我讲了一大堆的数字和材料、百分比和概率。我感到奇怪，他是怎么把这一切如此清楚地理到一块儿去的呢？他每告诉我一个数目，我就哈哈大笑一通。最后，他算出了一个总数。要是这笔差不多有七位数的钱真的属于我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有理由叫人高兴一大阵子了。
我们喝光了整瓶香槟酒。然后，温克尔先生又吻了我，比刚才更加疯狂，出的汗也比刚才多，我的脊椎骨也比刚才疼得更加厉害。
这种情况对他来说似乎属于服务之列。同我在一起，他高兴得不能自制。
“您现在得走了。”我说，因为我发现，他除了那两只我已经熟悉的淡褐色的眼睛之外，在前额和下巴上似乎又多出两只眼睛。下巴上的那只眼睛硕大无比，并且又在变成两只眼。
“太遗憾了，”他说，“在您这儿我觉得真是舒服极了。”
“您乐意的话也可以睡在沙发上，”我说，“可我得马上上床了。我都不敢去想，最多再有三个小时天就亮了。”
“三小时后是六点一刻，”埃诺略带醉意地说，“那时夜晚才刚刚开始！”
“对您可能是这样，可对我不行。”我结结巴巴地说着，踉跄着走进了浴室。
他跟着我走了过来，可能是想扶我一下，怕我一个人摇摇晃晃到不了浴室。
在浴室的镜子里，我们两人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用‘你’称呼？”斜站在我身后的律师问道。
“没问题。”我口齿不清地喃喃道，然后对着镜子吻了一下，博士也照我的样子吻了一下镜子。我们俩的唇印映在镜子上，看起来非常美观。放在儿童泡沫浴池上的玩具恐龙嘲讽地歪着嘴，在狰狞地狂笑着。
哎，我的天，我得上床了！
“您要是离开，请把灯关掉；要是留下，也请关灯！”我小声地说着，与埃诺告别。
然后，我毫不犹豫地把他推到门前，用脚关上了门。
我没有听到他嘟囔了些什么，因为我按了厕所的冲水开关。
没有比酩酊大醉之后只睡不到三个小时的感觉更难受的了？其实不然，还有更难受的事呢！那就是睡了三个小时之后，除了醉后的难受感觉之外，还要照顾两个孩子。任何其他的工作我都愿意干，打扫电车也好，给人打博士论文也好，整理超级市场也好，或者胡乱地把报纸扔到别人门前的花园里也好，什么都行，特别是后一种工作我更愿意干。唯一能够对付酒后，特别是在六点十分时的难受感觉的办法，就是到新鲜空气中去活动。
于是，我忍着恶心（特别是弯腰时，就更难受了），给孩子们穿好衣服，跑到淋浴间冲了个冷水澡，又喝了四五杯咖啡。孩子们每大叫一声或弄出某种刺耳的响声都会使我痛苦得抽搐一下。
随后，我强迫拼命挣扎的小家伙们穿上厚上衣，把维利塞进了儿童手推车，用最后一点力气给他系好了带子。
“我们今天步行去新的幼儿园。”我坚决地说。
到那儿差不多有八公里。现在还不到七点。我算了一下，我们将近九点就能到达。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开车，任何一种教育学上有意义的活动或蹲下干的活，比如用积木搭一座精致的小塔、刮掉地上踩实的荷包蛋，都会马上引起我的呕吐。
当我们刚刚到达第一个十字路口时，弗兰茨就不想走了。于是，我叹着气，忍着筋骨疼痛，把他抱上手推车。小车呻吟着，吱吱叫个不停。就这样，我吱吱呀呀地推着两个共计四十公斤的活人，穿行在慢慢苏醒的早晨。
也许所有被堵在充满臭气和蒸汽的汽车里的人以为，我是从无家可归的救济所跑出来的下等人，可我却比这些睡足了觉去上班的女士和先生走得更快。
吸收新鲜空气和运动运动对我确实大有好处。
约九点一刻，我大汗淋漓地来到了幼儿园。
因为我的这身装束不太适合这个地方，所以我在门口就把弗兰茨交给了老师。这时，我精疲力竭，浑身颤抖。可是刚一站住，就又觉得天旋地转。我决定也要步行走回去，该惩罚一下自己才好。
“放学时我开车来接你。”我向弗兰茨许诺说。他马上就撒腿跑向他的小房间，去同凯温和帕特里克等一帮小朋友玩海盗穴的游戏去了。
我刚想悄悄地走开，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女士的流线型小面包车就开到我面前。她那经常打扮时髦的斯巴斯蒂安从车上走了下来。
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女士把车窗放下来。
“您是……格罗斯克特尔……女士？”
“是赫尔…格罗斯克特尔①！”我说。
①赫尔（Herr）意为“先生”，所以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听上去就是“格罗斯克特尔先生”。
“叫什么？”她非常惊讶地看着我。
“我叫赫尔…格罗斯克特尔。”我固执地说。
尽管她本人有一个这么好听又很有特点的复姓，可她对我的复姓却不理解。
“为什么叫格罗斯克特尔先生呢？我称呼您格罗斯克特尔女士不对吗？”她不解地说。
“应该叫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夫人。”我解释道，“您觉得我的姓名难叫吗？”
由于出现这一情况，我建议她把发动机关掉。我觉得，我们可能还得聊上一会儿。这时我又有些恶心起来。一想到我可能要把昨晚喝的红葡萄酒连同埃诺的香槟酒以及四杯咖啡吐到她那流线型小面包车的挡泥板上，我就没有了高兴的心情。
斯巴斯蒂安走了以后，我就向这位亲切的女士解释了我的复姓情况。我说，我目前正面临离婚，所以只叫赫尔，这虽然只是不足挂齿的胜利，但总比我一生总挂着我离婚丈夫的姓要好。如果留着，我就会为我已离婚的丈夫装点门面，还可能为他未来的妻子装点门面，更糟糕的是还要为我以前的婆婆装点门面。
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女士有一头金发，留着缕式烫发（在拉罗发廊做的），是那种过于好奇同时又忍不住想与别人说话的女人。早在选举家长委员会时，她那夸夸其谈的举止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她首先给我解释了她复姓的背景。她说，弗莱辛凯姆珀是一位很早就住在科隆的面包师（她马上给我指了指体育用品商店旁边的弗莱辛凯姆珀分店。哦，原来如此，我知道这家商店。可是一想到那黏糊糊的柏林面包和其他夹满果酱的点心，我顿时就出现了恶心感），她作为面包房的唯一继承人，只好沿用这一姓氏（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她不想伤她祖父以及还健在的曾祖母的心（有意思，有意思）。厚赫姆特是市森林附近一家有名但名声不太好的房地产事务所，她通过结婚获得了这一财产权（我的上帝，真是个可怜人），就这样她有了这一复姓。用这么一个又长又富有传统并且到处为人所知的姓名（哎，令人遗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我可以相信）。可怜的斯巴斯蒂安就更不容易了！
这么一大堆解释显然使她感到很累，于是她坐到了汽车的皮座上。要不是我追问她同我打招呼的缘由，她早就开车走掉了。
“对了，是有点事！”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女士绞尽脑汁地想着。
“想起来了，我是想说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大街的房子。”
我的天，我想，怎么又冒出一个复姓来？
“房子？”我充满期待地问，“房子怎么了？”
“是这么回事，”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女士一边说着，一边用鄙夷的目光打量着我，“听说温克尔律师先生在代您找房子，他妈妈委托我……我马上就想到您可能感兴趣，不过我觉得，这对您太……”
“太怎么了？”我友好地问道。
“哎，也没什么，您离了婚，事情就自然解决了。”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女士说，“那时您一定也不再对房子的事感兴趣了。”说完，她就发动了汽车。
“我万分感兴趣！”我冲着汽车喷气的噪音喊道，恨不得把脚放到她的车轮前。但我不得不承认，再严重的情况也挡不住她开车要走的决心。
“好吧！您……”她又用那种居高临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