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何以失范 江新华-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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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学教授蒋民华强盗他人科技成果案虽然发生在九十年代以前，但对这个大案的包庇却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就在于锡玲教授把她的揭发材料在互联网上公开之后不久，山东大学党委做出了《关于向蒋民华院士学习的决定》，算是“对这件事的正面回复，目的是为了堵住一些人的谣言，也是学校的最终回复”。（许凯：蒋民华院士“剽窃”事件调查）。于锡玲教授的检举材料如此翔实，并且有前届学校当局组织的调查结果为佐证，可目前的山东大学领导似乎根本就不屑于搞清楚事实真相，他们出於本能地保护既得利益者，这既是蒋民华，也是他们自己。於是山东大学就通过这个一纸“决定”侧面地答复了揭发人：让你告，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不信胳膊还能拧过大腿！　
　　　
　　也许有人会说，褚健既不是院士，也不是校长，浙大为什么要包庇他？这其中也许有隐蔽的原因，但表面的原因也不少。褚健教授虽然年轻（今年四十岁刚出头），但他在浙大有这么一大堆头衔：***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除此之外，他还是浙大中控公司总裁、先进控制研究所所长、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去年，他开完全国人大，返回杭州，不是住在家里，而是下榻杭州著名的四星级酒店之江饭店，他在浙大中控公司的手下要“手捧鲜花抵达之江饭店，代表浙大中控全体员工迎接褚键总裁凯旋归来”。（田颖颖：全国人大代表褚健总裁回杭谈感受）。这么潇洒的教授，在当权者的眼中，比一般的院士还要重要，出了点儿腐败，能不保吗？＇亦明：流氓教授与骗子学生（二）＇。　
　　　
　　所以说，有权力集团给他们罩着，这些大腕儿们腐败起来当然是有恃无恐。有大腕儿们做榜样，中国的学术行为腐败自然会一浪高过一浪。　
　　　
　　2　学术界：权力角逐场　
　　　
　　中国的学者自古以来就有“清高”的传统：即使是对名利看得很重，但至少在表面上也要显得对它们的淡漠。可如今的中国学术界，“清高”早就无影无踪、荡然无存了，对名利的追逐完全可以用“赤裸裸”来形容。而他们追逐名利的捷径就是疯狂地攫取权力。　
　　　
　　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对权力的崇拜和向往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学者当上教授、博导并不算功成名就，因为他们只能管管自己的学生，权力不够大。只有在当上了处长、院长、校长，事业才算步入了辉煌。有一名“211”学校的博导，手里拿着出国进修的机会迟迟不敢动身。问之，则答曰：怕发生“政变”。问者不解，经他人指点，原来这个博导是某个学院的第四副院长，怕在出国期间，失去这个得来不易的位置。笔者曾亲眼看见一位副校长（当然也是一位博导）是如何“晋见”该校党委书记的：直挺着腰板，用半个屁股坐在沙发沿儿上，另半个屁股是悬空的。那姿势，活现出一位太监被皇帝赐坐，想坐不敢坐但又不得不坐的奴才心态。一个学者，活得却是如此猥琐，他能搞出什么样的学问呢？“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没有了人格尊严的人，连匹夫都算不上，还能算是学者吗？　
　　　
　　当然，攫取权力是手段，获得名利才是目的。在中国的学术界，名利的分配原则完全按照生物界的丛林规律：弱肉强食。只不过这个强弱不是学术能力的强弱和学术成就的高低，而是权力的大小。所谓“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就是科研资金分配现状的真实写照。“小钱大评”和“中钱小评”为的是掩人耳目，以利于那些当权派大搞“大钱不评”。为了几万、十几万元的科研经费，多数学者要焚膏继晷地写申请，并且要托门子，找关系。而那些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科技资源，只需要学术界的大腕儿们闭门商量商量就能够瓜分完毕。这就是所谓的自己立项、自己招标、自己评标、自己中标、自己决算、自己验收。（老田：中国的高等知识精英到底有多腐败？）。在工商界，这是犯罪；在中国的学术界，这却是常规。　
　　　
　　其实，不仅是科研资金由权力来分配，在中国的学术界，各类名目繁多的评奖、晋级、涨工资、分奖金，无不由权力来决定。前面提到的那个“学术巨骗”蒋民华，那个“用权力写作”的潘国和，都是把学术权力运用到了极至的典范。看看中国学术界的评奖内幕：“笔者有幸多次担任所谓评委，对评奖内幕略知一二，首先评上较高等级奖项的一般都是这些专家本人的成果，其次是他们的熟人、朋友、同学或自己的学生、老师、上级等，再次才由其他人瓜分剩下的残羹剩饭。这些评委的评奖方法不是认真阅读原著，也没有时间去阅读堆积如山的原著，而是根据作者本人所填内容胡乱打分。这种方法评出的成果多为平庸之作，少有创新之作，还有许多就是泡沫成果、文化垃圾。可笑的是评奖结果一公布，下面便奉若“圣旨”，增加工资，扩大房子，安排孩子……”。（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在中国的学术界，立法、司法、行政可以说是三权合一了。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　
　　　
　　对权力的崇拜造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另一个特色：学霸、学阀横行。学霸、学阀主要是两类人：一类就是中国的院士，他们虽然自己很少干学术工作，但他们有着“副部长”的级别，是国家认定的学术权威，因此他们可以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一副暴发户的嘴脸。据揭露，武汉一所大学曾邀请一个年逾古稀的院士评审一个科研项目，可这个院士竟然要求对方同时支付一个“韶龄少妇”的往返机票。这一对老男少妇在从事学术活动中同吃同住，毫不顾忌。（老田：中国的高等知识精英到底有多腐败？）。由此可见中国的学霸们已经猖狂到了何等地步。去年非典期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将非典的真正元凶冠状病毒与非典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发现比香港科学家要早了几周。可是，由於中国的一位院士已经提出了非典的病原菌是衣原体，所以这些非典病毒的发现者根本就不敢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Enserink；　2003）。我曾评论道：“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应该是军人，如果不是这些军人科学家的胆子太小，那一定是中国的院士淫威太盛！”（亦明：面对非典，中国的科学家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仗？）。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失误是非典在中国大流行的主要原因，而学霸学阀的横行霸道是导致中国科学家工作失误的主要因素。　
　　　
　　另一类学霸和学阀是各个学术单位的主要领导，如研究所的所长、学院的院长，等等。这些人手中握有实权，并且有继续向上爬的野心，所以他们干起事情来，特别地心狠手辣。诸如提拔亲信，强占公款，欺上瞒下，巧取豪夺，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这个只有600余人的研究所，公车就有100辆，所长、副所长的年薪都达几十万元人民币之谱，需要分几个户头入账。国家在过去几年内给他们下拨了上亿元的科研投资，但全所只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六篇论文，其它如产业化项目一个都没有，相当于每篇论文的造价是两千万人民币。即使是这样，它的一个研究室主任还恬不知耻地叫嚷：“没有什么项目干不成，只要再给我两个亿。”（天地人：中国科学院的冰山一角）。这哪里是学者在说话，简直就是街头无赖在敲诈勒索！其实，就象那篇文章的标题所说，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的情况只是中国科学院的冰山一角。如果不信，就问问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所长，谁敢拍胸脯说自己没有搞过腐败？不搞腐败，他们爬不上去。不搞腐败，他们也混不下去。　
　　　
　　学霸、学阀的横行肆虐，在中国的学术界造成了这么一种氛围：想要在学术界混下去，并且混得好，就必须要努力争取捞个一官半职。学术，在中国的学术界根本就没有位置。　
　　　
　　六　菜教授、水博士、烂校长：学术原则腐败大揭密　
　　　
　　在中国的学术界，小偷强盗遍地，学阀学霸横行：这一切，哪里有一丝一毫“象牙塔”的身影？哪里有一点一滴“净土”的气象？这还是学术界吗？不，它不是。因为中国的学术界根本就不是在搞学术，他们早就放弃了学术原则。这就是学术原则腐败。前面提到，学术原则腐败的实质就是学术界整个系统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而变成利用“学术”的名义来追逐名利。　
　　　
　　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1　教授的贬值和院士的升值说明了什么？　
　　　
　　学术界包括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其组成人员包括在这些机构担任教育或研究工作的所有成员。在中国，学术界内的等级之多，世界罕见。除了按照国际惯例在大学中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四个主要级别之外，中国的教授还按评上的年头分为“88年以前”和“88年以后”的两群，前者享受高干待遇，得了病可以住单间，而后者则是一群大路货，得病住大病房。（佚名：中美教授谈学术腐败访谈实录）。目前中国的大学又独出心裁地在教授这个级别中增加了校聘教授、院聘教授、特聘教授，以及“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这么些个级别。除此之外，还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教授、“长江学者”教授等等名堂。近年来，由於“985工程”的实施，“若干所大学”用国家专款给教授涨工资，於是又有了“一岗、二岗、三岗”教授。即使这样，也还是满足不了中国学术界对等级制度的热爱。随着“院士”人数的剧增，中国的学术界又猛然多出了一个“最高权威”阶层。所以说，中国的教授实际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教授等级的增多说明中国的“教授”头衔大幅度贬值。确实，在中国的大学，教授人数之多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据说一个大学校长的司机竟被评为副教授，而一个大学的膳食科长都不稀罕当教授，而要当博导。（佚名：中国“教授满街走”）。在中国的大学里，任何人，只要稍微有点手段，并且靠够了一定的年头，就可以得到教授的头衔。“大学教授太多太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鉴祖做出的结论。（陈娉舒：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应与国际接轨　大学教授评审制度应与国际接轨）。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教授整体学术水平之低劣，不论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纵向比较，都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这一点，只要看看中国学术界最高权威，院士，就一清二楚了。（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　
　　　
　　中国的教授到底有多“菜”？没有真才实学的商人吴征，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北大清华的客座教授。其它如北大的“门修斯”教授、“阿米诺酸”教授更是尽人皆知。＇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一）：评北大“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再看看清华大学的“妖魔化教授”李希光（xys/dajia/lixiguang。html）、“十面博士”董关鹏副教授（xys/dajia/dongguanpeng。html），其它学校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在中国，你只要稍微有点儿名气，只要你自己有胆儿，不论你的学问高低，你都可以当上教授。这不，一名普通的相声演员，竟然被四所大学争先恐后地聘为教授，并且是不同专业的教授。（佚名：牛群当教授网上网下遭围攻）。　
　　　
　　不过，菜教授本身并不完全是教授贬值的原因。中国教授贬值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学术界内部自我调整机制失控，最后为了瓜分利益，把手伸向政府、伸向社会，因为国家给教授以一定的待遇。不以学术水平为依据，而以利益分配为取向进行学术职称的评定，是中国学术界腐败的第一表征。这一表征目前已经在博导、院士的选举、评定中暴露无遗，因为每年的增选，都是个人利益、单位利益、集团利益的重新划分。　
　　　
　　与教授的贬值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院士的身价在过去的十年间的大幅度升值。为了能够当上院士，院士侯选人及其所在单位不惜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人民币来搞宣传（“包装”），搞公关（行贿），使院士选举变成了院士选战。（佚名：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　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尽管院士人数以每两年超过百余人的数字递增，但这些名额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中国学术界的胃口。　
　　　
　　选举为什么成了选战？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当上中国的院士是既有名，又得利。因为院士是国家认定的最高学术权威，他们享受副部长级别的待遇，他们还能够争取、控制大笔的科研经费。看看那乱哄哄的选战场面，人们不禁会联想到民国年间曹锟的总统贿选以及近年间台湾层出不穷的政界贿选丑闻。其实，中国院士目前的选举与贿选在性质上几乎毫无区别。谁能被选上，看的不是他的学术水平，而是看“单位实力、推荐力度、本人背景——比如哪个学校毕业的、学部里校友和同事多不多、竞争者的实力强不强。”（佚名：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　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什么叫单位实力和推荐力度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就透露说，“现在都是由单位出面帮助候选人送材料、‘打招呼’甚至送钱送礼”。（引文同上）。另据揭露，某大学为了某教授能够评上院士，“过年期间由学校开出一辆蒙着帆布的大卡车，停放在校驻北京办事处。据说车上共计有20余万物资用来送人。”（教授：体验高校的教育腐败）。清华大学的一位院士对院士的“选举”有这样的心得：“评选院士这个东西；　得有人抬举；　关键的自己还要识抬举；　二者缺一不可。”（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