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何以失范 江新华-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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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团结就是力量：组织起来搞腐败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团结就是力量”。学术腐败份子们深知此言不虚，於是纷纷成帮结伙地搞起了腐败。
据何祚庥院士揭露，“曾经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曾伟：科学家要避免误导公众政府）。这哪里是在搞学术，简直就是在明目张胆地骗钱。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工商界，诈骗未遂的案犯也会被判入狱。可是，中国的院士好象穿了刀枪不入的马甲，骗成了就赚了，骗不成就算了。这个案子至今没有下文，中国的公众至今不知道这几个骗子院士到底是谁，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制裁。中国从什么时候起对骗子变得如此地宽容？
其实，这个流产的40亿元欺诈案还不是数目最大的。在非典肆虐大陆之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就拉上了另外21名院士给政府写公开信，要求政府“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可这22人中，有20人的专业与预防医学毫不沾边。＇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续）＇。谁都知道，在自然科学界，学科已经高度专业化，一个人的学术水平的高低只适用于他自己所在专业，超出他的本专业，他的学识很可能连普通人都不如。这就是所谓的“院士院士，出了他的院，他啥也不是”。这个道理，身为科学院副院长的陈竺院士当然不会不懂。那么，他为什么把一帮不懂专业的院士拉到一起来“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呢？他是在搞人多势众，以便趁非典之乱达到窃取、垄断国家的科研资源的目的。（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国难当头，中国的院士却要趁火打劫，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
集团腐败并不仅限於自然科学界。就在去年，喧嚣一时的“贝拉走向世界”案隆重登台，我们看到八名北大清华的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共同参与了这个骗局的策划。（童大焕：学者们也被“策划”了？——评“百万美元买贝拉小说版权”大骗局）。同样在去年，惊天动地的刘涌死刑案，我们又看到了14名“一流法学家”为罪犯的翻案挖空心思。（蒲红果：北大教授为刘涌改判叫好 遭到网友“责难”）。（下详）。
是的，干这些缺德的事，他们也心虚，他们也害怕，所以他们要成帮结伙地干，既给自己壮胆，也要威吓他人。团结就是力量！令人感到恐怖的是，他们总是能够找到大批可以团结的同类！
七 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前无古人的
按照中国学术界当权派的说法，学术腐败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关的反映”。也就是说，学术腐败的污染源来自社会，是这个“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社会把学术界这块净土给弄脏了。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早在九百多年前，苏轼就曾说道：“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苏轼：范增论）。1668年，意大利医生雷迪（Francesco Redi）证明，肉上的蛆来自肉中的蝇卵。到了19世纪，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更建立了“生源说”，证明发酵来自微生物。也就是说，肉汤中没有微生物，它是不会自发地变味的。因此，“净土”说既不符合科学，也根本就没有事实来佐证。追寻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人们的目光不得不再次直视学术界本身：学术界中没有蛆虫，没有细菌，外界怎么能够把腐败“反映”进去？
1 “学士”和“术士”
学术界是由人组成的，而这些人被统称为“知识分子”。一般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而实际上，“士”的起源是商、周时代的医、巫、史、优。正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司马迁：报任安书）。当时，士虽然身为贵族，但却是贵族中最低等的，列于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后。东周时期，朝纲不振，天下大乱，士的传统地位丧失，於是逐渐从贵族的队伍中游离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也就是利用脑力来谋生的人群。当时的士，可以分为两大支，一支的主要活动就是著书立说，招生授徒，建立学派，也就是以搞“学问”为主，他们可以算做“学”士。“学”士们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但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再经过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学”士很快就消亡了，他们的残余成了靠“寻章摘句”维生的“老雕虫”（李贺：《南园》）。
春秋战国时的另外一些士干什么呢？当门客，做说客，搞纵横捭阖，搞挑拨离间，搞鸡鸣狗盗，搞朝秦暮楚，也就是依附于某个大贵族，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来博得主子的信任和宠爱。战国时的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每个人都有门客上千人。这些人，主子得势，他们奉迎巴结；主子失势，他们就改换门庭。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他们的主子虽然变成了一个，但读书做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观念却越来越根深蒂固。读书，并不是为了搞学术，而是搏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和捷径。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术”士，是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也是目前中国学术界人士的正源。由於“术”士很多来自俳优，因此他们的一个“遗传”特点非常明显：在主子面前，他们是奴才，是戏子；而主子不在的时候，他们又装主子。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象西方学者那样的独立性。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曾非常深刻、非常形象地把中国知识分子比喻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2 中国历史上的学术腐败
其实，“术”士的行径在最初虽然让人不齿，但经过长期的进化并且逐渐吸收“学”士们的思想和道德，他们最终还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的。“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也。”（司马迁：报任安书）。也就是说，“术”士经过修身、施爱，在取予间见道德，在荣辱间显勇气，最后扬名立万，才能够成为君子。明朝时，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阮大铖。阮大铖才华盖世，所写传奇被后人赞誉为“尽善尽美”，“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但同是这个阮大铖，又是士林中的败类典型：他投靠阉党权奸魏忠贤，官至兵部尚书，崇祯皇帝曾将他贬斥。后来他被南明小朝廷起用，立即竭力迫害自己的对手东林党及其后身复社。清兵南下，他又率先投降。著名戏曲《桃花扇》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贬损阮大铖，称颂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宁死不与阮大铖合流。由此可见，士林在当时羡慕的并不仅仅是高官厚禄和才华盖世。他们还有自己的正义感。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学术界专门继承前辈的糟粕，而摈弃他们的精华呢？
从另一方面看，历史上中国学术界的大规模腐败莫过於科场舞弊。有清一代，科场案频频发生，著名的就有顺治十四年的顺天乡试案和江南乡试案、康熙五十年的江南乡试案、乾隆十七年的顺天乡试案、咸丰八年的顺天乡试案，等等。而清王朝对科场案的制裁手段也步步升级，在这几个大案中，共处死了三十多人。清朝康熙五十年，在江南江南贡院举行的乡试中，主考官收受贿赂，阅卷人通伙作弊，实际上是把举人的功名卖了出去。事情泄露后，江南举子群情激愤，把“贡院”二字改写成“卖完”，并且把财神爷的泥像抬到了孔子的庙里。康熙闻讯，立即派员到江南查案。几经周折，最后撤了两江总督的职，而参与科场舞弊的案犯一律斩首。咸丰年间，“上召廷臣宣示戊午科场舞弊罪状，依载垣、端华所拟，主考官大学士柏葰坐家人掉换中卷批条，处斩。同考官浦安坐听从李鹤龄贿属，罗鸿绎行贿得中，均处斩。” （《清史稿·文宗本纪》）。堂堂正一品大学士主考官只是因为调换“中卷批条”、考官因为受贿、考生由於行贿，同时被砍掉了脑袋。是不是太狠了点儿？不过，不这么整治，科场舞弊之风只能是愈刮愈烈。不论清王朝整肃科场的目的是什么，其客观效果却都是保证了考场的干净，考试的公正。
反过来看看中国现代的科场舞弊案。参与上海交大和海南大学招生黑幕的要员受到法律制裁了么？没有。不仅法律的铡刀没有落到他们的脖子上，连党纪和政纪的鞭子都没有抽到他们的身上。人类历史前进了二、三百年，中国的文明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3 逆向淘汰，劣胜优败
应该说，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几十年间，由於留学欧美和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那时的学术界颇有一番欣欣向荣的气象。尽管也曾有过钱钟书笔下的三闾大学和方鸿渐之流，但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些学术大师多数诞生于那个时期，这却是无法否认的。1949年之后，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几个学术大师，但学术界人士大多都还能够秉承前代的衣钵，专心于学术，洁身自爱。可是，为什么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们突然间从谦谦君子一下子变成了小偷强盗了呢？笔者曾这么分析：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曾用四个“S”总结了自己的后半生：Surrender，Submit，Survive； Succumb （投降、屈服、活命、死亡），而这四个“S”与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相对应：“投降”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屈服”发生在反右运动；在反右与文革之间，是苟活阶段；而经过文革，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绝种了。但实际上，在经过第四个“S”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渣滓中借尸还魂，进入了第五个“S”：Shameless （死不要脸）。＇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三）：蒙骗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其实，在第四和第五个S之间，还隔着一个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八十年代。为什么学术腐败现象“隔代”在九十年代大爆发，并且能够一直延续到21世纪？由於学术界的主体是人，所以必须从人员的组成和结构这个线索来进行分析。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间，中国没有出现学术大师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政治统帅一切的环境下，真正的学者不敢搞学术研究；第二，在反右运动中，大批有思想、有才华的学者被赶出了学术界。也就是这两个原因，造成了中国学术界自五十年代起就由平庸之辈控制的局面。八十年代虽然被称为“科学的春天”，但也同时是中国学术界最为贫穷的时期，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操杀猪刀的”种种现象就出现在那段时间。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发生了两次人员大流失：一次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批学子到国外留学，一次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年青学者下海和从政。客观地讲，当时能够留学国外的青年都是学术界中的佼佼者，远非近年来从新东方语言学校大门走出来的新留学生可比。而那些下海和从政的学术界人士，在智力上也要比留在学术界的同行高出一截。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两轮筛选实际上等於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全面的逆向选择，至少在智力上说是如此。慢慢地，随着文革前的学者全面退休，中国学术界的实权从平庸之辈的手中转移到了那些被“筛选”下来的碌碌无为之辈的手中。他们掌权之际，也恰逢“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之时。金钱象潮水般涌入学术界，对於搞不了学术的这些人来说，搞腐败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尽管从九十年代末起，当年出国留学的人士开始大批回国，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根本就无法进入中国的学术界：茅坑已经被不会拉屎的人占住了。而在少数能够进入学术界的留学人士中，却夹杂着一些骗子和恶棍，如陈晓宁和朱大海。（亦明：中国学术界的海龟与土鳖之争）。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学术界目前正在进行着八十年代以来的第三次逆向选择。
从思想根源来分析，目前中国的学术界人士，绝大多数是在文革期间受到的中小学教育。也就是说，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没有受到什么正规的教育。这从陈竺等人给中国政府关于“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的公开信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院士连高中毕业生的语文水平都不具备。（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如果从“教育是对人的异化”这个角度来说，这未尝不是好事：没经过正规教育的人，具有敢想、敢说、敢干，想象力强，不受道德约束等特点。如果在公正、完善的制度下，他们的才智和胆识很可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令他们对人类的科学和文化做出一番贡献。可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当时却是处於一种真空、无序、甚至紊乱的状态，学术界的当权派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他们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力和无边胆量，造就了中国学术界空前的大腐败。
4 劳工神圣？
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之中，有些人从事学术活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明朝年间东林学派首领顾宪成曾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九》）。也就是说，对於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也好，还是当官也好，其最终目的是要为百姓造福。这，应该看成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