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80 作者:徐兆寿-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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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弹了，来看看电视吧。《天龙八部》正在演呢，黄日华扮乔峰真不错。”
我一听，就出去了。真的不错。今日的黄日华与当年演郭靖的黄日华已经不能同日而语。我们共同看完了一集，他说：
“有些事过去了就不要再多想了。男子汉大丈夫，要能拿得起放得下。”
我沉默着。我不知道如何跟他谈。
“感情的事，实际上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不好，重要的是无愧于心。命运是我们谁也无法把握的。”他又说。
以后的几天，我没有再弹吉它。我一直在想，我应该做些什么呢？这天下午，我忽然想起那个在地铁口弹唱的神秘吉它手。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背了吉它，去了那个地铁口。我坐在那个神秘吉它手坐过的地方，带着墨镜唱起来。我能唱的歌并不多，但我努力地唱着。我唱了首《long long
ago》，这首曲子被一些吉它手改编成了民谣曲，它虽然非常简单，初听起来简直没有任何感染力，就像最初级的练习曲一样，但是，当你反复弹奏和吟唱时，它的感染力就非同寻常了，它会将你带入一个非常宁静而古典的、铺满落叶的森林里；接着我唱了一首《故乡的亲人》。这两首曲子我都是只听过乐曲，没有听谁唱过，是我自己找到歌词唱的。
刚开始的几分钟里，我都不敢看前面。我闭着眼睛弹着唱着。我觉得有很多脚步在我面前停留过。后来我终于敢睁开眼睛了。我发现面前站了一大群孩子，他们傻傻地站在那儿听着我的歌，一点儿都不闹。在他们的后面，站着一些青年，可能是学生。他们在那儿一边听，一边说。我听到他们说我唱得不赖，长得很帅。有几个老太太走过时说，肯定是哪个歌厅里的娃娃，到这儿来挣钱来了。有人开始给我给钱了。停留最多的是女孩子，她们会长久地驻足，能听完整首曲子才走。最后我唱了《老鹰之歌》。这首歌也是可以反复吟唱的。我觉得它似乎应该是一首流浪歌曲才对。
我在那儿可以唱两个小时，走的时候，我的嗓子基本上就有些哑了。两个小时内，我数了数一共挣了七十八元九角钱，我把它们分发给了在地铁口讨饭的孩子和老人。在那儿买东西的那些老太太和妇人都睁大眼睛看着我，在议论着我。我在他们惊异的视线中从容地消失了，心里还在唱那首《老鹰之歌》。
不过，在这个时候，一股英雄之气激荡着我，我觉得自己像个侠客，身上的这把琴成了宝剑。我用自己的钱在地铁外面买了瓶矿泉水，一边喝着一边走了。这一天我十分开心。
我当然不能把这事告诉我父母亲，他们听说后肯定会觉得我在给他们丢脸，尤其不能让父亲知道，他老是觉得我不务正业。我们的行为总是大相径庭。在我看来，他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有明确的目的的，是很实用的，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很多行为也许根本无目的可寻。就拿我来说吧，我总是兴之所去，兴终而归。我的房子里有很多本打开的书，每一本书都是我稍有厌倦时放下的，我以后还想能接着看下去，可是，此后我的兴趣和注意力很难再回到这部书上，不过，我又总是对自己充满了期待，毕竟这不是个好习惯。父亲看到后就对我说：
“看，这就是你，有始无终，将来必定会吃大亏的，也成不了什么大业。”
他说我没有恒心。我却并不这么看，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的洒脱之处，所以我可以写诗，而父亲只能写小说。但是，即使我能写诗，我也并不想成为一个诗人，写的诗也并不去发表，只是寄予我心灵而已。我以为这是高尚的。他们老认为我们年轻人的行为是没有道理的，是顺着性子胡来的，而我却认为，他们恰恰是没有道理的，是顺着歪理的硬性子胡说的。道理怎么能是一成不变的呢？道理是因地而宜因时而宜的。对他们是真理的东西，对我们就很可能不管用了。
总之，我第二天又去了。这一天我已经能够从容不迫地唱歌了。我的心竟然渐渐地明亮起来，高兴起来。这一天挣的钱更多，我依然分文未拿。在那个面前写了悲苦文书以博取路人同情的残疾老妇人向我磕头的时候，我突然间非常感动。我爷爷给我说过，我太太就是到处行乞才养活了我爷爷几个。我爸也曾说过，他小的时候就被太太抱着去讨过饭。我觉得那些人似乎都是我太太的化身。走着走着，就觉得眼睛里有东西流了出来，遮住了视线。
晚上，我妈问我这两天老是背着吉它干什么去了。我说跟着一位师傅学唱歌呢。我爸瞪了我一眼，没说话。
第三天我休息了一天。嗓子受不了。
第四天我又去了。这天我已经不再看面前站着的是什么人了。我完全是自娱自乐。唱几首歌后，我觉得嗓子和精神都需要另一种休息，于是我就弹起了古典曲目。按说在这么噪杂的地方是不适宜弹这种曲子的，但是，意料不到的是有很多人停下来听我弹奏。弹奏一阵，觉得精神来了，又唱一阵，居然欢乐起来了。但是这天到这儿来讨饭的人格外地多起来。
第五天的时候，我更加自如了。我长时间地反复弹同一首曲子，回旋往复，不能自已。我觉得自己脸上一片汪洋，才发现自己闭着眼睛已经弹了很久的《爱的宣言》。我睁开了眼睛，看见面前站了一大群人，大部分是青年。我又闭上了眼睛，但就在闭上眼睛的一刹那，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一直远远地站在那里，同样戴着幅墨镜。我停住了琴声，取下墨镜，看见她也取下了墨镜。
是欧阳。
我缓缓地站了起来，想快速地往她跟前走，可刚走了一步，竟然突然跌倒。她跑过来把我扶起来，惊讶地问我：
“你的腿怎么了？”
“没事。”我笑着说。
“是不是我哥他……”她突然想哭起来。
我又看见了这张美丽的脸庞。她的眼睛里已经有了沧桑，多了忧郁。她也没有过去那么精神了。
“没事，是在这儿坐久了，神经麻木了。”我笑着说。
她破涕为笑。
我转过身去，发现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们。我笑了笑，把那些散钱拾起来，一一地分发给那些讨饭的人。
出了地铁口，她问我：
“为什么在这儿唱歌？”
“你说呢？”我问她。
“我不知道。”她默默地说。
“我也不知道，但是，今天我知道了，我是为了找你。”我说。
“可我从来不走这儿的。”她不解地问我。
“我知道。本来我以为是为了完成从前的一个梦，可是当我在今天一边又一边地唱着那首我为你作的《爱的宣言》时，我才知道我来这里依然是为了你。就算是你不出现，也同样是为了找你。老实说，我并不幻想你真能出现。”我说。
“我是听一位朋友说的。她形容了你的样子后，我就知道肯定是你。我就来了。”她说。
我们一路抓着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觉得想把对方一一地记住。
“你黑了，也瘦了。”她说。
“前一段时间我去了乡下，晒的。”我说。
“你刚才一直弹的是一首什么曲子，我怎么从来没听你弹过？”她问我。
“这是我专门给你的作的，名字叫《爱的宣言》，可惜那时候你正在医院里，我不能见到你，所以你不知道。”我说。
我告诉她还有歌词，她说她想听听。我说：
“那就去你的住处吧！”
她犹豫着，我的心里一阵痛楚，正要说“算了吧”的时候，她又突然说：
“好吧。”
我们打了车往她的住处去，经过百乐门时，我问她：
“你现在还在帮你哥哥做事？”
她点了点头。车停在了那个很熟悉的地方，在我们坐电梯时，我惊讶地问她：
“我以为你搬走了，肯定不在这儿住了。”
“为什么？”她问。
“也许我给你的花和卡片你没看到。”我自言自语道。
已经到了电梯口，我们进了她的门。我告诉她我在这儿睡了一晚上。她说：
“我知道。”
“那就是说你收到了我的花和卡片？”我问。
“没有啊，我以为你会来找我的，所以我一直没搬走。”她说。
“你没有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哥和我爸他们保证不再见你，所以我认定你是不愿意见我了。我想，既然你不想见我，肯定也会搬走的。”我说。
“我以为你会给我打电话，我保了原来的手机号。”她看着我说。
我惊讶地看着她，立即拨通了那十一个熟悉的号码。她的手机果然响了。我愧疚地看着她，辩解着：
“我以为你的手机丢了，那个号也就没了。我不知道手机可以保号，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为你是乘机不要我了，所以不敢跟你联系。再说，我哥也威胁我说，要是我去找你，他可能会对你下手。他一直不赞成我们，他想让我早点结婚。我知道你爸妈也不同意，心想，这也许是天意，不如断了也好。直到那天我一个朋友，就是那个在医院里照顾过我的姑娘说，你在地铁口唱歌，唱得非常忧伤，我就想看看，你到底还想不想我了。”她说。
我给她唱了那首《爱的宣言》，她潸然泪下，泪眼看着我。我们抱在了一起。半年不见，我发现她大腿的肌肉有些松了。
我劝她别再熬夜了，这样长期下去，真的对她不好。她笑笑说，她知道。我们互相说着这半年来的情境，她说，她一直在盼着我来找她，可是她又担心我来找她。
“为什么？”我问她。
“你那天不是去找我哥了吗？”她问。
“是啊，你哥凶的很。”我说。
“我也糊里糊涂的，反正我听我手下的人说你和他发生争执，他叫人打你。我给他打了手机，说，如果他再打你，我就马上死。他却说，你如果以后不再见他，我就不让人打。我只好同意了。我让人把你从百乐门门口拉到医院里，给你预付了药费。出院的时候，我还去看过你。那时你正在睡觉。”她说。
“我到所有的医院都找你，可就是没找到。”我说。
“你是找不到的，我哥就是怕你找我，才说是要转院，他给那些护士都说了，不要让说出去，实际上转了个病房而已。她还给我取名叫花木兰。”她说。
“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我奇怪地问。
“他怕你找到我，所以就用了这个名字。”她说。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我说。
“是不是我的名字为什么不叫欧阳澜，却叫张澜？”她打断我说。
我点点头。
“我本来就叫张澜，可是在我十岁那年，我爸和我妈离婚了。我妈坚决要把我带走，并在学校里给我把姓改了，因为她姓欧阳。但是我哥一直不愿意，他非要我叫张澜，不让我叫欧阳澜。”她说。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张潮在我提欧阳二字时的激动了。
“我和我哥很少见面的，他对我非常好。我上大学的钱全都是他给我打工挣的。没有他，我就不可能上成大学。所以我对他非常感激。后来他开始做生意，到省城来发展，我们俩更是相依为命，离不开了。虽然他打你我非常生气，但是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他觉得我们是绝对不可能的，将来一定是我吃亏。我爸妈也觉得我老大不小了，整天地催我结婚。唉！”她幽怨而无奈地说。
“你放心。你要是能碰见你爱的人，如果他也很爱你，我绝对不会阻拦你的。”我真诚地说。
“你这是什么话？”她不高兴地说。
“我是为你而着想的。我不想让你受苦，只要你过得开心，我就开心，你不开心，我也不开心。我是为你而活着的，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会自己离开的。”我悲壮地说。
“这半年来也有不少人给我介绍男朋友，我一个也没见。”她说。
“三年很快就会过去的，如果你愿意，就等我毕业，好不好？”我亲呢地说。
“好吧！可是对我来说，三年就好像是三十年。你知道我哥和我家的人天天都在催我，我们两家人又都不同意我们的事。我们现在还得暗中来往，不能让太多的人知道。”她说。
我们只好暗中恋爱了。后来我想起，关于我到百乐门被打一事就是欧阳给我讲的。她的描述正好与我近半年来的幻想与虚构相吻合。由于她的确证，我也确信在两种叙述中后一种叙述更为可靠些。她改变了我的历史。也许很多人都是这样，自己亲身体验的倒是常常不可信，而别人讲述的倒相信了，日久天长，别人的讲述就成了真的，更为可信了。
欧阳告诉我。那次经历，给她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她患了脑震荡。头不但长期疼痛，记忆也常常发生错乱。她常常把梦境与现实分不开。这处境与我的也相同。我没有跟父母提起过，怕他们又要奚落我是为欧阳而遭成的。
我后来去医院检查了一下我的头。医生问我有没有被碰过，我说可能被碰过。医生不解地看着我，我说，别人说我被人打过，还住过医院，我自己也糊里糊涂，好像被人打过，又好像没有。他问我对其它事情也这样吗？我说，有一些也是这样，反正现在我想起有些事情时，就觉得与我以前想的不一样了。经过检查，医生确症我也患有脑震荡。至于我的记忆发生错觉可能与我的经历、情志和失眠有关。
我仔细地想过，在我上高一时，我和副校长的儿子打架头部受过伤。我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