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袍先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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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了。其余人的分析可以略去，刘建国的分析是校长的水平，自然高了一筹，深了一层——　
　　“‘慎’什么‘独’？你的错误难道是不‘慎’的结果吗？如果不从思想根源，阶级立场上彻底改造，怎么‘慎’得住呢？这种封建修养的方法，怎么能救得了你的反动灵魂呢？”　
　　我的头上冒汗了。这些尖锐深刻的批判，使我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我回到房子，躺在床上，我父亲尊为至明的处世哲学，也不管用了，我想钻在这张护身符下求得安宁，反而招灾惹祸了，怎样才能拯救我的小命？　
　　我清楚记得，这张座右铭贴上床头后，只有韩民民来过我的房子，一定是他报告了，为了这个座右铭，我整整交待了三个晚上……　
　　三、四年过去了。　
　　我被通知说，可以任课，按教师对待了。　
　　我竟然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过，半月没过，我就陷入自身的烦恼。为了体现按教师对待的精神，把我从那间小库房调出来，插入一个二人居住的教师宿舍。学校里增添了一些房舍，教员住得稍松了。我在这个宿舍里不仅黑天睡不着，白天也不自在。我总是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惶惶不可终日。莫名其妙地对人家笑，对同宿舍的老师或到这个宿舍来的老师说下的话，一律说：“对对对！”其实许多话我根本就没听清内容，嘴里却不由自主地“对对对”地应诺着，惹得大伙发笑。我愈发窘了，也愈紧张了。　
　　我去上课，突然觉得我不会说话了。我的脑子里的语言仓库全部关闭了，一个词儿也拿不出来，而且十分紧张。尽管我带的是地理课，也不敢讲，急得头上冒汗，只会照课本往下念，学生已经乱得像一窝雀儿了。　
　　一按教师对待，我就要参加许多会议，这是更难受的时刻，往常，我是右派，一月里做一次改造汇报，坐在一个偏旁的角落。现在，和别人坐得近了，我很紧张；坐得远了，又显出我不太合群，会议室没有我坐的座位了。尤其是非做不可的表态性发言，我未说先流汗，总怕说错了什么……　
　　我向校长赵永华提出要求：让我做事务工作，让我再回到我的那间兼作库房的小房子。我再三解释，不是使性儿，也不是有什么不满意见，而是事务工作更适宜于我干，保证干好。　
　　刘建国在一年多以前，调县文教局当人事干部去了。赵永华调来也一年多了，我很少跟他有什么接触，只是偶尔听见韩民民在炊事员杨师傅跟前嘟嘟哝哝新校长的什么话，我就觉得他可能在赵永华跟前不如在刘建国手下感到畅快如意。赵永华听了我的要求，很随便地说：“你如果觉得事务工作更合适，你就干，别人还看不上这工作哩！”他告诉我，正好韩民民要调走，到县文教局的物资供应点上去，学校正好缺事务员。　
　　一经赵永华允诺，我当下就把被卷行李搬回了我的那间小库房卧室。一躺下来，我闭上眼睛，浑身都舒适了。我忽然想到了蜗牛，蜗牛钻在它的壳里一定很舒适。要是打碎螺壳，把它牵出来，它可就活不了啦。我刚搬进这小库房时，感到压抑，感到杂乱，感到孤寂，想到和高年级那两位教师同居一室的愉快时光。久而久之，我像蜗牛一样适应了螺壳，蜷缩在螺壳式的小库房里才舒服，到别的房子里反而觉得活不了啦！　
　　我去买煤，买了煤就亲自拉回来，绝不让从生产队里雇来的校工小朱干这些。我常常抢在小朱前一步打了铃，打罢又向小朱道歉，全是我过去打铃打下习惯了。尽管如此，我觉得十分满意，我虽不代课，却是事务员，事务员也是教职工，和教师一般对待。　
　　有一件事伤了我的心。　
　　大伙都去县上听报告，赵永华让我看门。看门其实正适合我的心愿，我怕开会，怕在会上遇见熟人，更怕遇见速成二班的老同学，尤其是怕碰见田芳。可是那天晚上，大伙听完报告回来，我才知道，会上有一个震动全国人民的消息，说我们国家发现了一个“大庆油田”。教师们为猜测这个油田的具体地址而争论不休，谁也说不服谁。我后来才知道，这样重要的报告，上级规定有几种人不能听，以免给帝修反泄密。我自然属于那几种不准听的人中的一种。　
　　我暗暗警告自己，老老实实蟋在螺壳里吧！甭张狂，还是没有资格和一般教师同样对待哩！还要——慎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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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故园，故园


　　徐慎行同学：　
　　定于本月二十日上午在母校举行学友聚会，请您拨冗参加。　专此致礼　
　　　　　　　　　　　　　　　　　　　　　速成二班　
　　　　　　　　　　　　　　　　　　　　　1980年8月12日　

　　我的手颤抖着，泪水模糊了眼睛，擦一擦，又涌流出来了。速成二班……速成二班……我的那个速成二班啊！像一道急骤的电闪的亮光，把我尘封的脑壳炸乱了，把我的心抖底搅翻了。　
　　多么遥远而又亲切的记忆——速成二班！速成二班——多么温暖而又自由的天地！我的心里一闪出这个名称，几乎承受不下它带进我霉腐的心室里的清新温润的春风，要昏厥了。　
　　田芳，一想到速成二班，第一个蹦到我面前的就是田芳，那个白毛女，那个从我身上揭掉了蓝袍礼帽的田芳，她肯定要参加这个老同学的聚会的。缺了她，该会多么令人扫兴。不会缺她的，我安慰自己，甚至猜度这个别出心裁的聚会就是她出的点子呢。　
　　八月二十日，一年中极其普通的一天，不是新年佳节，也不是纪念性节日，我渴盼这一天的到来，比小时候盼望过年的心情还要焦急。　
　　微明中，牛王砭小镇掠过凉飕飕的晨风。我乘头班公共汽车进了县城，又换乘去山门镇的公共汽车，终于站在师范学校的门口了。　
　　校史悠久的师范学校已经改为师范专科学校，属于大专建制了。砖拱木顶门楼变成了四方水泥立柱的钢条大门，从大门通到教学区和宿舍楼的窄窄的砖铺甬道，已经改换成水泥路面了。迎面是一幢三层教学大楼，外观十分漂亮，原先的一排排平房大多已拆除。二十五年的时间，毕竟使我感到了惊奇的变化。　
　　树权上挂着一块硬纸板，画着一只箭头，把聚会的地点指向后操场。暑假里没有学生，路道上和花坛里，落着一层树叶，有点荒凉和空寂，而我的心仍然止不住激动起来了。　
　　操场的围墙根，高大的洋槐树组成一道屏障，在草地上投下浓密的荫凉，这是我们亲手栽植的，栽时不过酒杯那么细，而今已经桶粗了。草地上，站着或坐着一堆人，在聊着天。我走到跟前，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有几个人跑上来，握手，搂肩……老天爷，一个个全都变成老汉老婆了！　
　　我止不住热泪滚滚，和伸到我面前的一双双手紧紧握着，看着一副副皱纹巴巴的脸，我无法与印象中的那些青春焕发的脸膛联系起来，流逝的岁月给我心里留下的巨大的差异无法弥合；他们的心里也是这样感受这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差的吧？我从他们一个个瞧着我的惊异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你怎么老成这样子了？哈呀！瞧你，秃顶多厉害！　
　　我握住了一双手，心里一震，那双细软的手也在用劲儿握着我的手。我相信，闭上眼睛，我也会准确地判断出田芳的手来，她的眼角有细密的几缕纹络，鬓角有几丝银白，而那双眼睛，似乎还是二十五年前的那双眼睛。当我们的眼光相碰的一瞬，我的心似乎一下子沉下去了，脑子里也中止了一切思维。我没有向她问好。她也没有问我好。我们竟然相对无言，默默地呆站着，手却握得粘在一起了。　
　　我和她在草地上坐下。几位同学围住我，问我平反了没有？问我的孩子的安置状况，我也很关心他们的工作和家庭。田芳坐在我旁边，她什么也不问。我也没有问她，丈夫在哪儿工作，几个孩子，工作或是上学。我不问不是因为我了解，其实我什么也不知底，不知底儿也不想知底儿。　
　　“你……身体……好吧？”我终于问。　
　　“还好。”她笑笑，“你也……好吧？”　
　　我点点头，又流泪了。　
　　录音机在播放着优雅的舞曲，篮球队长何长海已经和一位老太婆——二婶的饰演者跳起舞来，又有三五对儿舞伴也跳起来了。田芳对我说：“咱们跳跳吧？”　
　　我有点慌乱，连忙摇头摆手。　
　　有几个同学在吆喊，催促我和田芳上场，他们或多或少知道我和田芳的遭遇，催促的意思是很明显的，我涨红了脸，对田芳说：“你跟他们跳吧，我上不了场了！”　
　　田芳跳起来，和另一同学跳起来了。我坐在草地上，点燃一支烟，看田芳踏着舞步。　
　　有人又出新点子，让大家每人出一个节目，或唱或说，或演或变魔术，谁也不得脱空儿。　
　　有人提议，让田芳演唱白毛女，她不客气，跳起来，也不扭捏，有点遗憾地说：“就我一个人唱？”　
　　我这才想到，饰演大春的刘建国没有来。他没有来，也没有谁提及，我也不想在这个场合提到这个人。这个饰演正面角色的人啊，在生活中几十年来也一直是正面角色，而大伙现在谁也不想问他为什么不来。饰演杨白劳的人儿已经进入另一个世界，听说在七八年前患下了肺癌。大伙也不愿意提及他，因为太令人伤惨了。于是，有人提出，让我和田芳演唱《扎红头绳》一节。我又慌恐万分，连连摇手，多少年来，我连话都说不顺口了，岂能唱歌？　
　　“唱吧？”田芳看着我说，“你太拘束了。”　
　　我摇摇头，又摆摆手。　
　　田芳无耐了，也不勉强，就唱了一段。唱完，她又走回来，坐在我的旁边，说：“你太拘谨了！拘谨得……叫我又想到‘蓝袍先生’！”　
　　我的心里一悸。我身上的蓝袍早已脱掉了，而我的心哪，又被蓝袍罩得死死的了。我苦笑一下，说不出话。　
　　有人在接着唱，有人即兴赋诗吟诵。有人说幽默笑话。有人耍小魔术变戏法。喊啊笑啊，气氛热烈极了。轮到我，我什么也拿不出来。有人出恶招：“什么也不会，那就学熊猫儿在地上打个滚好了！”　
　　我窘迫得六神无主。田芳也笑着，随口说：“讲句笑话吧！你真的连一句笑话也不会讲？”她提醒了我，急迫中，我首先想到了《老和尚与小和尚》的笑话故事，那是我在刚到师范学校来的头一晚，在集体宿舍里听到的……我刚讲完，有人在哄笑中大喊：　
　　“让老和尚永远寿终正寝！”　
　　“小和尚们，去和‘魔鬼’拥抱哇！”　
　　有几位同学尚未赶来，野炊午餐还得再等一会儿。我已得知，午餐是大伙随意带来的罐头、面包、点心、饮料和各种水果。我是空手来的，想到山门镇上去买点礼物，田芳就和我散步同去了。　
　　我和她走进校园，不约而同地走到速成二班的教室前，那里的平房虽然没有拆除，也已经隔间垒墙，分为三室，变成教师宿舍了。门口垒着蜂窝儿煤，火炉上蹲着小锅，吱吱响，我默默地瞅着这座房子的窗户，又想流泪。我的神经变得如此脆弱，简直不能抑制了。　
　　田芳敲响了一间房子的门板。　
　　门开了，一位年青白净的小伙儿站在门口。　
　　“这儿……原来是我们的教室。”田芳说：“我们想进去再看看……打搅您了。”　
　　那青年初听时有点惊诧，随之就点头笑了，爽快地邀我们进屋。　
　　我随着主人走进门。屋里一张双人床，一只双人沙发，靠墙的地方支一张桌子，桌上摆着钟表，花瓶，电视机。一个披着长发的女子从沙发上站起，礼让我们坐下。　
　　“我们俩的那张课桌，大约就在这个位置上吧！”田芳站在那个桌子旁，回过头来问我。　
　　“唔……就在那儿！”我应了一声。　
　　“你过来……坐坐……”田芳说着，把一只椅子挪好，自己坐在靠墙的位置上，“让我们再回味一下……当年的学生生活……”　
　　我走到桌前，在椅子上坐下了。我坐得端端正正，扬起头来，却看不到黑板，墙上挂着几张笔迹欠火候的条幅。我的胳臂时碰到田芳的胳臂时了。我不由地回过头，看到了她的一汪注满泪花的眼睛，从遥远的天空传来了一声声动人心魄的声音——　
　　……你为啥不跟我说话？　
　　……你的字儿写得多好呀！　
　　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向男女主人歉意地笑笑，就走出这间屋子。　
　　“再不会重返……当年的情景了！”我说。　
　　“梦……二十五年……”田芳摇摇头。　
　　我和她踏着走道上的落叶，走出校门，进入山门镇街道了，街道依旧狭窄，沿街的破旧的木房子有的拆除了，竖起一座高楼，鹤立鸡群似的。走到一家服装店门口，我和她都停住脚。现在，无论如何比当时那个一间门面，一个裁缝师傅，一台缝纫机的小裁缝铺气魄得多了。　
　　田芳拉着我，到这个小铺店里来，把那件蓝袍脱下来，由裁缝师傅改成了列宁装。我穿上列宁式新装，戴上了八角帽，路也不会走了，八字步全乱了套。田芳和我走着，看着我的样子直笑。她说：“跳起来吧！蹦啊！你敢不敢？”我跳起来了，蹦起来了，街巷里的行人把我当疯子看，我也不管，只觉得我轻松了，自由了，再也不能按八字步迈步了，蹦蹦跳跳起来了……　
　　“你现在又拘谨起来。”田芳瞅着我说，“使我又想起你穿着蓝袍时的样子……”　
　　我悲哀地叹口气，说不出话。　
　　“你现在还敢蹦起来不敢？”她笑着问。　
　　我惶惶然连忙摇头。　
　　她没有使我为难，朝前街走去。　
　　我和田芳再回到操场草地上的时候，聚会的主持人宣布午餐开始，各式罐头打开了，糕点包子解开了，酒瓶盖子被咬开了。一切可以临时做为盛酒的瓶盖、水杯全都注上了酒，一齐举起来：速成二班万岁！　
　　主持者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数字：　
　　师范速成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