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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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现代阶段”（ThePost…ModernEra）里，那些“低发展的知识”（underdevelopedlearnings）和“非科学的科学”（unscientificsciences）是否也有“突破”（breakthrough）之一日，吾人不知也。不过搞学问不应太自我设限就是了。
其实我们对清末国事的解释，还是以阴阳家的“气数已尽”四字，最为切当。“气”者，朝气也、暮气也、死气也……中医所谓“精、气、神”是也。满清末年，可说三者皆死。
“数”者，数据也。Data也。除掉那些“非科学”的甲子、乙丑不谈，其它的“科学数据”如人口过剩、民穷财尽、民不畏死等等各项统计，都注定满清王朝，非灭亡不可。
甚至就以当朝统治者找“接班人”的独家数据来说吧！康熙皇帝统治了六十一年，死后还有十八名皇子——十八个合法接班的班子。可是到清末同光宣三帝（或加上咸丰成四帝），却连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了。咸丰帝后妃成群，也只有一个最狡猾的慈禧，替他生了个儿子，这也就耐人深思了。
朋友们或许要问：皇帝生不生儿子，还要麻烦“现代”史学家们叨叨不休吗？答曰：是也。皇帝生不生儿子太重要了嘛！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列强之间订立国际条约都要把“毋易树子”（也就是不可以小儿子，尤其是小老婆生的儿子来代替大老婆生的大儿子做接班人），“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等等家庭小事，写入国际公法，以维持世界和平。
因为在那个“一家统治一国”，“国家强于社会”的时代中，一个有关键性的家族里，大小老婆打架，是会影响国际和平，引起世界大战的。其实当代中国还不是如此？！
笔者走笔至此，不免想起我国近代大思想家粱启超先生来。梁氏在他的《新民丛报》上诋毁我们举世无双的《二十四史》说，我国诸史非史也，“帝王家谱”也。梁氏著书于“西学”初来之时。日译西书有限；他自己又不通蟹行文，弄点西学皮毛便抢新学，骂起祖宗来了。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帝王家谱”的重要性远大于“历史”啊！所谓“正史”者，其内容原是以“帝王家谱”一门最为重要嘛！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先圣先贤不是早有明训？！做皇帝、做大独裁者，要日理万机，明察秋毫。那项繁重工作，岂是一个精气神皆孱，连个儿子也生不出的像溥仪先生那样的人，所能胜任的呢？总而言之，时至晚清，我国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大清气数已尽，不是出几个像李鸿章、邓小平一类的人物，搞两下什么“中兴”就可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我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一到，就要出现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结果赤地万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华文化遗产，玉石俱焚……最后才能海晏河清，再产生一个新的朝代来。
这一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痛苦，已经是够大的了。到二十世纪，我们要把中古的中国改变成西式的现代国家，那这个周期性的变乱，就要拖得更长更惨了。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说来，满清没落的周期，盖始于乾隆之末、嘉庆之初。在我国古代这一个周期开始时的症候便是地方不靖，盗匪横行——用个现代化的名词，那便叫做“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的彼此并吞裹胁，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刘邦、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默忠、洪秀全、张作霖、毛泽东……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这也是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传统之内，政治上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有现象，其它文明中是没有的。
笔者这一辈在农村中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便有目击，甚或参与这种传统农民暴动的亲身经验。这种经验在今后的中国是下会再有了，因为那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的特有现象。农业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下会再出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
毛泽东、邓小平诸公就不了解这一点。毛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余万，人相食，而农民没有出个陈胜、吴广，来“揭竿而起”。毛氏觉得很奇怪。不知其所以然，他只好说是“中国农民太好了”。毛始皇就不知道，当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为十二金人”，这些“金人”老爷是不能拿刀杀人的。农民没有“兵器”，在那个时代，他们“削竹为枪”，还是照样可以造反的啊！
毛主席收尽天下兵器，铸为千万机枪、坦克，农民“揭竿而起”就办不到了。帝国时代的中国农民就那样不好？动不动就造反？人民中国时代，农民就那样“好”？饿死也不造反？他们承毛主席高看了！
刘邦，这个农民领袖，“入关”时“约法三章”的第一章便是“杀人者，死”。毛泽东在“大跃进”中，一下便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或过失杀人案，农民要判他两干五百万个死刑啊！润之兄，你还想在历史的地狱里超生！邓小平先生是有大恩于中国农民了——他把农民从毛泽东的“农奴制”（serfdom）中解放出来。这样他就以为中国八千万农民是他邓家政权的老本了。“有八千万农民支持我，怕什么？”邓公有所不知，时至今日，甚至早在十八世纪的法兰西，“改朝换代”的枢纽已不在农村。它的重点是在“巴士底狱”围墙之外啊！拿破仑将军哪是什么农民的领袖呢？题外之言，扯得太长了，就此打住。
白莲教和严新的“带功讲座”
晚清农村发生严重性造反现象，盖始于乾嘉之际的“白莲教”之乱。这种清史上所谓“教匪”便是失意知识分子利用宗教迷信，以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很标准的“农民大起义”。
“白莲教”是我国宋、元、明、清四朝潜伏于民间，最有号召力的秘密“会道教门”（folkreligion）。清末的“天地会”和搞“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民国时代的什么“同善社”、“二贯道”、“红枪会”、“大刀会”，乃至今日风靡台海两岸的“气功”传习和“特异功能”等等，都是他老人家的嫡系或旁支。
愚夫妇最近在纽约花了一百美金，去参加大陆访美的气功大师严新所主讲的“气功带功讲座”。我被主持人延坐于讲台之上、严新之侧，面对听众数百人。当严医师带功讲演时，听众之中顿起骚动——哭者、笑者、颤者、抖者、盲行者、跳舞者、拍手者，甚至翻筋斗、打滚、少女沿墙倒立……不一而足。我邻座一位妙龄少女也随众离座起舞，舞姿美妙。我坐于她的“磁场”之内，她向我“发功”（她事后告诉我的），我也在无意中扭了若干次，为坐在远处的老伴所目击。杂坐于听众中的李又宁教授也在座位上起舞，舞态也颇为可观。
那位在讲台上一讲数小时，讲话既无阴阳顿挫，口中也不要喝水的严医师，却频频招呼摄影记者“把这些美妙姿态照下来”。我虽未带照像机却高坐于讲台之上，整个会场一览无余。眼见那些满嘴胡须，粗壮无比的大洋人也失去控制而摇头晃脑，手舞足蹈，与邻座指手画脚的东方夫人，相映成趣——真是好一场大魔术表演，不见不信。
据严新说，他在大陆上最大的一次“带功讲座”，听众有十九万人之多，盛况可知。我这位“无师自通”的气功学徒，也告诉他说，我要拜他做老师。
——朋友，人家是真有本领！不是瞎扯淡的嘛！
我想：我如是个晚清时代的失地农民，严新如果是个白莲教的“老头子”，那我一定会跟他去“造反”的。他如被“招安”了，要替叶赫那拉老太太搞“扶清灭洋”，那我也会追随到底的。
舜犹人也！读者与作者亦“人”也。做个“人”，则我们的社会行为都有其相通之处。是造反或是保皇，彼此都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看过严新，就不免使我联想起那位“上帝的小儿子”、“耶稣的弟弟”、“天王洪秀全”来了。
广东洪秀全何以在广西造反？
洪秀全所生的那个时代便是传统中国历史上产生陈胜、吴广、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上面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已彻底腐烂，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会也百病丛生——黑死病、艾滋病都一时俱来。病入膏肓，医药无效，人死病断根，那就要改朝换代了。
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体制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中之绝大多数又是些终年难得一饱的贫下中农。当他们在这种“上下交征”的残酷环境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时，他们就要铤而走险，集体暴动了。在农民暴动蓄势待发之时，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儿子下凡“除妖”，这位小上帝：“天兄耶稣之弟”的“洪先生”，和这些农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
——洪先生搞“带功讲座”的本领，可能比严先生还要大上几倍，也未可知。
洪秀全就是以“带功讲座”这一类的方式开始，领导数万农民造起反来的。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到邻省广西去造反呢，这就是因为在那个造反有理的要求之下，广西的造反条件实远优于广东。
广西在今日大陆政治区划中已经不是个“省”，它被划为“壮族自治区”。壮族在我国少数民族排行中是最大的一族，有六百万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瑶彝黎等等种族繁多。其实这些少数民族事实上只是“中华民族大熔炉”（TheChineseMelting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据熔化的程度他们且有“生”、“熟”之分。笔者在抗战期间读中学曾随校迁入这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时我们所接触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别。最熟的熟苗那就与我们所谓“汉族”毫无分别。他们的子女也就进入我校读书。可是我们如与“生苗”往还，那就要带“通事”（翻译）了。
清末的广西当然比抗战期中的大西南更为复杂。全省汉番杂处，生熟兼备。而汉人之间亦有土居汉人（早年南迁者）与“客家”（后来的北方移民）之别。其情形盖亦如台湾今日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吧！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劣根性在作祟，这两帮“汉人”之间的摩擦，原是没止没尽的。至于汉番之争，乃至少数民族本身之间的斗争那就更下用说了。再加上地理条件——全省地瘠民贫、谋生不易。因此落草为寇，实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终南快捷方式。纵迟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的时代，他所熟悉的广西，还是“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
广西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说“粤语”（广东话）；而住于桂江两岸的，则说“桂林官话”。说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也难免有其不同的地域观念。
上述种种也都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条件，使他们能因时、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组织群众，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场失意、能说粤语的客家人。他在花县是一位被歧视的汉族中的少数民族。所以在花县他是不会有太多的群众的。加以花县地邻广州，居民的文化和经济水平都相当高。洪先生想搞点“妖言惑众”、“带功讲座”，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贫，客家聚居的广西西江两岸的贵县、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那洪先生就可称圣称贤、称王称霸，如鱼得水了。
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经纬
洪秀全造反还有一个那时代所特有的经济背景。
洪氏起义金田是在“鸦片战争”结束的八年之后。在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缔结之前，中国所搞的“外贸”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国货物——如苏杭宁的丝绸，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红茶、漆器，安徽的绿茶，长江下游的棉纺织品等等——销行欧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岭，通过广州“一口”去漂洋过海的。欧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银，英国的呢绒、钟表（且看北京故宫的“钟表馆”）和后来的鸦片，美商所运入的檀香、人参（所谓“西洋参”有别于东北产的“高丽参”）、皮货等等，乃至南洋产的珍禽异兽、犀角象牙……也都是通过广州逆流而行畅销于内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贸”都要在广州一口去参加变相的“广交会”。中方出口贸易则由专搞出口的“公行”（大致有十二三个独立商号，如上述浩官）加以垄断：番禺《竹枝词》所谓“金钱堆满十三行”是也。
来华贸易外商则各有“夷馆”，长期划界居留，各营其利。中国管制外贸关卡，则有所谓“粤海关”，年入正税约在八十万两上下（税收略次于长江中游的“九江关”）。粤海关不属于“户部”（今之财政部），而直辖于“网务府”，是皇帝的私产。关税收入作为北京禁城的“维修费”。
【附注】满清皇帝是不能乱花钱的。他是个“制度”（institution）。国家为维持这个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预算的。中国的皇帝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中，最高级的“官僚”。他不是个“寡头独裁者”。清末女主当权，叶赫氏破坏了这个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报了娘家的世仇，才成为亡国之后的。
我国当年“广交会”的贸易额是可惊的。在伦敦、纽约等现代港口兴起之前，广州可能是独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纪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纪欧洲和伊斯兰史上号称“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余年前访古四桐，瞻拜郑和行香遗迹，登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