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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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学”浅说
谈起“今文学”，我们不得不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之后，在文化上做了几件大事说起。第一件便是“文字改革”，所谓“书同文”是也。统一之前的中国大陆是七国不同文；齐（山东）楚（安徽、湖北、湖南）不同语的；而秦文与六国之文，隔阂尤大。统一前（亦如今日之“解放前”），秦人所用的是大篆、小篆和他们的简体字隶书。统一后乃悉废大小篆（包括秦人专用的古“籀文”），改用官订“隶书”。六国既被它统一了，秦政府也尽废六国之古文，一律改用隶书——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大改革”。它也是全人类文化史上文改最成功的一次。
东亚大陆上的东方文明，原是有其一致性的。但是自周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一年）至秦始皇统一列国（前二二一年），七国文明的分别发展，已长达五百五十年。由于各国文字不同、语言各异，再加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也颇有差异：晏子所谓“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也。所以各国虽共有《诗》、《书》、《国语》和诸子百家之学，彼此之间，“大同”固有，而“小异”亦多多也。（请参看现代白种人的欧洲诸国之间的异同。）
值得注意的是：“小异”者，不徒文字书法之不同，义理之间亦每有严重区分也。如今尽废各国原有之“古文”，而以秦人专用的“今文”（隶书）改写之、统一之，“今”、“古”文版本之间的区别立刻就暴露出来了。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所以在秦始皇的“文字改革”之后，今古文之争，本来就呼之欲出了！这一情况，在中世纪欧洲，和东西罗马的“圣经学”中，也闹得很厉害。最可笑的莫过于今日的国共两党之争。它们于政争之外也就逐渐引起“繁体字”、“简体字”之争了。余于大陆上曾闻有“代表代表”的笑话。今日不加澄清，则五百五十年后，“繁文家”势将解为“代表之代表也”；“简文家”就要释为“带表的代表”了。
文化本来也不是请客。你麻烦你的，我麻烦我的；河水不犯井水，各麻其烦可也。但是麻烦之间要牵涉到政权问题、饭碗问题、砍头问题，那么问题就大了。
秦始皇搞“书同文”，本是好事。可是他陛下于统一后八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忽然来个“焚书坑儒”并下“挟书之禁”。老百姓如私下藏书，看情节之轻重，就要被“黥为城旦”（脸上刻字、下放劳改）、砍头，甚至“族诛”。这一下便把东亚太陆，搞回到石器时代。民间要做点学问，就只好靠口述录音了。
最高到有族诛大罪的“挟书之禁”，不因秦亡而稍弛。汉沿秦制，书禁末解。直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这条死罪大法，才被撤销，它前后延长了二十二年之久。解禁之后，社会上通用的已全是“简体字”的“隶书”。禁书之前包括七国古文的“繁体字”，什么“大篆”、“小篆”和“古文籀书”，便甚少人通晓了。可是书禁既解，则“燔余之书”（包括始皇烧的和项羽烧的），和匿藏之书（像伏生家中和孔子故宅偷藏的“壁中书”），往往皆出。在政府鼓励之下，国立中央图书馆（中秘书）中也堆满了断筒残篇。为整理这些残书和口述稿，大家就只好全部使用简体字（隶书），所谓以今文读古文是也。“以今文（隶书）读古文（篆、籀）”事实上也是一种翻译工作。不同的译者作相同的翻译，其结果往往不同。更何况七国古文，各有其“异文”，而口述者如伏老先生，又不会讲“标准国语”，这样问题就大起来了。——君下见吾友柏杨以“白话”来翻译“文言”（通鉴）哉？更不见，“通鉴广场”及众多媒体，见仁见智者，对柏老之棍棒交加耶？这就是发生在两千年以前的“今古文之争”的现代版了。明白了柏杨近年之恼火，则两千年来今古文之争，可思过半矣。
从董仲舒、刘歆到党的领导
两千年来论今古之争者无虑数十百家，拙作斯篇多采比较深刻的王国维说。志之是不掠美也。这一发生在两干多年前的学术争辩，正如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有关“海瑞罢官”的辩论。如照京兆尹彭真在《二月提纲》里的办法，把它限制在教育文化部门也就罢了。无奈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利禄禽兽。任何有关文化的小事，都要搬到政治上去。为的是入党做官，有权便有一切也。要夺利，首先就得争权。这样便牵涉到两位关键人物，董仲舒和刘歆了。
大家都知道董仲舒是搞“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儒家大政客。他说服了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和国立中央“太学”，而当“太学生”（也就是所谓“博士弟子”）则是入朝为官的终南快捷方式。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〇四）专治《春秋·公羊传》，可说是今文家的鼻祖。他所建议设立的“太学”，自然也就是一座今文大学：五经博士所授的自然也是今文五经了。董仲舒这批“斯大林主义者”，既然把持了党校，左右了党的“意蒂牢结”，操纵了入党做官的“仕途”凡数十年也就罢了。谁知半路上又杀出个“托派”来。这一托派的首领，便是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奉命整理燔余残害的刘歆（公元前五三～公元二三）。
刘歆和他的父亲刘向（公元前七七～前六），原都是中央图书馆里的编审和管理人员。二人都写了不少卷有关“目录学”的名著——那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目录学。刘歆显然比他爸爸更有学问、更调皮。他在这些残书中却偏偏看中了一本惊世骇俗的“古文”名著《春秋·左氏传》。
汉初今文学家治《春秋经》原只有《公羊》、《谷梁》二“传”（“传”在欧西“圣经学”中叫做mentaries）。刘向原也是专攻《谷梁》的“今文家”。如今他儿子忽然凭空突出了古文经《春秋·左氏传》；而这《左氏传》的史学内容、文学光彩和哲学义理，都比酸溜溜的“公”、“谷”二传要高明得多。原发现人刘歆乃奏请皇帝（汉哀帝），把《左传》以及和它类似的古文经《周礼》、《毛诗》、《古文尚书》等颁入太学，成立正式科系，设置专科“博士”，招收“博士弟子”，与今文科系，平起平坐。汉哀帝当时对“春秋三传”和今古之争，倒颇有持平之论，但是纵是皇帝也别不过把持党校、左右朝政的今文派官僚。他们坚决反对把古文经列入官学，并说古文经，尤其是《左传》，是刘歆伪造的。所以终两汉之世，官学始终为“今文家”所把持；“古文家”只能在山林之间，办办私立大学，不能入党做官。——谁知刘歆这位古文家的鼻祖也有其歪运。在公元九年时西汉王朝就被王莽篡夺了。王莽篡汉之后，建立了他自己的大新帝国。王莽和刘歆是少年时期的好友，又是个好古成迷的“新朝”新皇帝，他要改变旧朝的一切文物制度，包括太学里的学制。因此他就任用歆为“国师”，来个经学大翻身。把所有的“今文经师”赶掉，而代之以“古文经师”。不用说《春秋·左氏传》、《毛诗》、《周礼》、《古文尚书》等等，都变成了新朝的官学。其余各科系自然更是古今并列而以古文为主了。这些古文经，尤其是《左传》，也就是康有为所说的“以周公篡孔子”的“新学伪经”了。（康著《新学伪经考》就是用全力来说明《左传》是刘歆拼凑的“伪经”。」
可惜好景不常，王莽的“新朝”只搞了十几年就亡国了。公元二十四年，刘秀建立起东汉政权之后，汉宫旧仪，全部恢复。新莽的一切建置乃全部罢禁。因此东汉二百年中官办文化教育，仍是“今文经”独霸的局面。
但是“今文学”之所以能独霸两汉四百年坫坛的道理，实在是“政治挂帅”有以致之。它既变成政客党棍的衣食父母、利禄工具，则“今文学”便和现在的“毛选”和“遗教”等等一样，也就离学术愈来愈远了。而潜心学问、有为有守的“古文学”大学者如马融、郑玄等所办的私立大学。反变成清望所归、全国风从、一枝独秀的学术重心和民主人士了。日月推移，他们终于垄断了“汉学”的名称。后世之人搞古典研究之所谓“汉学”、“宋学”者，前项实专指东汉的马融、郑玄、服虔、贾逵、许慎之学也。两汉官方所坚持的“今文学”不与焉。因此在学术界不知轻重而硬要搞党的坚持者，读我书，其三思之。古史未始不可为今用也。
“先师”和“素王”
我国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倒头来反被古文家占了上风。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时的；搞学术的成就则是永恒的。东汉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学术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结”的都只是一些不学有术之士。
古文经学既被赶出了政治田，和利禄绝了缘，三百余年的演变，终于使它变成一项“纯学术”的研究。白头穷经的老学究们，一个接一个“穷”下去，乃开创了我国古典学术里的注疏笺证、训诂考据的主流学问来。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这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和“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之，后来都网罗到“古文家”的队伍里去。
而清初的“朴学家”，干嘉的“汉学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传了。他们自己实事求是，一丝不苟。酸则有之，马虎则绝不许也。他们自己如此，从而认定他们的开山老师，那位删诗书、定礼乐的圣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古文家”的学派里，孔子就被尊奉为纯学者的“先师”了。
今文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是搞“党的领导”、“一言堂”、“罢黜百家”起家的。凡事要“政治挂帅”、“学术是要为政治服务的”。然则搞政治又所为何来呢？曰：搞政治是维持“党的领导”、“以党治国”、“为人民服务”，“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去拥护革命、参加革命和完成革命。完成革命之程序有三大阶段，国父曰：“军政”、“训政”、“宪政”是也。其实所有主张搞集权政治的语言，都是大同小异的。今文家搞治国、平天下（那时的“天下”就是中国本部）也有三大阶段，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们看来，做学问、写历史，都不应该是“为学问而学问”。它们应该是“有所为而为之”。因此什么“训诂辞章、考据注疏”，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些“数百年无用之学”（康有为语）。毛主席不也说过吗，“这是个原则的问题”；“这是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见《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以治经书、让历史、搞文艺重在明了“义理”。义理既明，写历史就应该“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至于历史事实，纵写它个“七真三假”（四人帮的教条），又何伤哉？孔子不也说过：“大人者言下必信，惟义所在”吗？
今文家们本身既有此意念，他们心目中的祖师爷孔子，也就是这样的救世济民、学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下是搞“纯学术”的“先师”了。在今文家的认知中，孔子不只是“删”诗书、“定”五经的大编辑。“六经”（》《书、》《礼》、他老人家是六经的作者。《易、》《诗、
《乐》、《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选集”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孔子是要根据这套蓝图去变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纲解纽”了的东周衰世。但是他的孙子不是说他的爷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见《中庸》）？他自己不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见《论语·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后“因袭”的吗？“和平演变”的嘛！什么鸟变法改制呢？今文大师说：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谈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时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伪“托”“古”圣先王，来“改”变“制”度啊！夫子是“圣之时者也”。我们怎能以“伪托”小节，来拘泥局限伟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认为孔子不是搞“无用之学”的迂夫子和“先师”什么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国救民，终日栖栖遑遑搞行动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说的，他是一位“素王”！“无冕之王”（新闻记者）！
“我们安徽”的“干嘉之学”
可是这种只注重哲学的“义理”，而藐视史学“真伪”的“今文学”，两汉以后就失势了，因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际，以诗文为时尚，经学浸衰。今文学就尤其显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学本身的学术性，还是有其客观的价值。宋明之际它那重义理、薄史实的精神内涵。又被宋儒承袭了。只是两宋的“道学”是受印度思想的影响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学先生”们，特别推崇《大学》、《中庸》（《礼记》中的两个短篇），注重在个体的“修身养性”和“明心见性”。对“今文家”的“尊素王、张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们对孔子的看法，还是比较接近“古文家”、“至圣先师”的主张呢！明代的王（阳明）学虽继陆（九渊）而非宋（熹），然在中国哲学大宗派上说，程朱、陆王基本上是属于“理学”这个大范畴的。
时代发展至清初，由于异族入主，文纲孳严，清初诸儒，再也不敢乱碰什么华夷之别、君臣之分的义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无斯盛，历朝“诸夏之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