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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部分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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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一九〇〇年六月之前,那两位首当其冲的地方官:山东巡抚袁世凯和直隶总督裕禄,都是一意主剿的。二人之中以袁世凯尤为坚决。朝廷当权派对袁不敢轻动。为着杀鸡儆猴,乃把世凯之兄袁世教加个“纵勇扰民”的罪名革职,并驱逐回籍。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被朝廷吓阻。他抗疏力辩说拳会“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证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莠民习练邪术,不论是会是团,必酿巨患。私团官练(如毓贤所条陈的办法),断下可行。所以他主张彻底剿办。(见前书页九五)  
  袁世凯有何胆量敢如此忤旨抗命,盖义和团当时已闹到十一国驻华公便联合抗议的程度。死掉两个德国传教士已弄到胶澳不保,举国惶惶。一八九九年除夕,又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卜克斯(Rev。S。M。Brooks)在山东为拳民所杀,岂不是火上加油?所以袁氏不敢怠慢。  
  乃对义和团全面镇压。加以他手握重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重要的还是他与力主剿匪的华南三督声气相通。他不受命,朝廷亦奈何他不得。当然在剿拳行动中,他也给予朝中富权派足够的面子,说他所剿者均是盗匪冒充的“伪义和团”,非真正爱国反教的“真义和团”也。  
  在袁的督饬之下。他的部将张勋、曹锟等则日以诛戮为能事。张勋那位在民国初年曾拥溥仪复辟的“辫帅”,即有在一日之内杀掉“黄巾红兜”的“拳匪”五百余人而受袁巡抚重赏的纪录。(见《阳信县令禀》,载《山东义和团案卷》,北京社会科学院编辑,济南齐鲁书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下册,页六五九、六六一。)  
  山东的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尽杀绝了。可是拳众北窜进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却随了手脚。裕禄原与袁氏约好对“拳匪”南北夹击的。庚子春初他的确也曾命令驻津聂士成的“前军”出剿,杀掉不少“拳匪”。可是渐渐地他就看出朝中四人帮崛起、太后护团转趋积极、他的老靠山荣禄已逐渐靠边站,他的“剿匪”政策也就开始动摇了——由剿办到纵容,到包庇,最后他就干脆投靠了。既靠之后,他的总督衙门就变成义和团的招待站。两位草莽出身的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亦啸聚徒众三万人,建起“天下第一坛”,祭起关公、周仓,诸葛孔明;烧香念咒,表演刀枪不入。裕禄为讨好朝廷,竟拨饷银二十万两(其后西太后亦加赏十万两),教请众师兄率团来津,扶清灭洋。张、曹二酋竟亦由裕禄保荐, 挂一品衔,分乘一品高官的“绿呢大轿”,堂哉皇哉的直入节署,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杯酒交欢,分庭抗礼。裕禄并打开军械库,一任此乌合之众,自新式器械中自择所喜。在张、曹二师兄佑护之下,天津市民亦沿街设坛,头裹黄巾、腰系红带,相率皈依。入夜家家均悬挂红灯,奉迎仙姑下凡,诛教灭洋。烧教堂、杀教民、搜捕“二毛子”,攻打租界,一时俱来。  
  裕禄这一转变乃导致山东拳民大量涌入直隶。东入天津、西据涿州、南占保定。焚香念咒、烧教堂杀洋鬼、毁铁路拔电杆,乃至搞“均粮”、“吃大户”,乱成一片。山东之团既来,直隶之团亦起。入团群众除工农兵之外,绅商官吏亦均相率参加——其中尤以十来岁的青少年最为积极。各州各县、各村各镇,均纷起组团,设坛练技。义和团小将们更是四处串连,“闹教”、“打教”了。——这在后来的红卫兵小将口中叫做“造反”、“闹革命”!  
  义和团在保定和涿州蔓延  
  就在天津地区和保定涿州一带已闹成红旗一片之时,那些住在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义和团后来把它改名为“割鸡巷”)之内和天津租界之中的被悬赏捉拿的“洋人”,当然也紧张起来。他们十一国之间的使领侨民和教士当然更是函电交驰。协商会议,调兵遣将,忙成一片。他们既要自保,也想浑水摸鱼,则“八国联军”也就呼之欲出了。下篇再细论之。  
  在此混乱期间,身居“相位”的荣禄,虽在开刀养病(据说是足疾,由西医开刀),当然对太后意旨、朝中空气,更看得清楚。因此当义和团迅速向保定、涿州一带蔓延,北京城内的响应者,亦正蠢蠢欲动之时,他也将原在各该地驻防的武卫中军的主力,以保护铁路为名,一一调开,以免与拳民冲突。  
  当时的各路清军(包括董福祥的“甘军”),由于历史性的对立,与职业性的嫉妒,他们与义和团、大刀会等教门都是势不两立的。如今防军主力一撤,团教乃如雨后春笋, 一时俱起。少数防军剩余部队反而成为他们追杀的对象了。五月二十四日武南中军的一位分统(旅长)杨福同率步骑兵百余人往涞水县一带巡逻,义和团师兄满立和尚乃率众千人,设伏围攻。福同逃避不及,竟被拳众乱枪刺死,“脏腑皆出”。(见《史事要录》页一一〇,引抄本《闲见录》及《畿南济变纪略)。)于此亦可见当时拳民猖獗的隋况了。  
  即在杨分统被杀的同时,另支拳民万余人则侵入保定。这时“卢汉铁路”(自卢沟桥至汉口,亦即今日京广铁路的北段)正在施工。当地有外籍专家相传教士暨家属数十人。义和团一旦串连到此,官方不加阻遏,当地青少年乃群起响应。一时黄巾红带满天飞,秩序大乱。这批洋专家和妇孺闻风落瞻。中国地方官不愿也无力保护,原造护送兵丁又半途加入义和团,倒戈相向。他们走投无路,四散逃命。这群洋专家连家属妇孺原有四十一人。最后逃入天津租界幸存者九人:轻重伤二十三人;余九人则终无下落。据幸存者追忆,其逃难之惨状,有不忍卒述者。(见《字林西报》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暨十三日专栏报导。)  
  官方对拳运既失去控制,拳民的群众行为也就越轨了。五月二十七日拳民三万人乃冲入涿州府。知府衙门被霸占之后,涿州知府龚荫培守城无力、弃城不敢、殉城不甘,因而他想出个聪明办法——绝食对抗。在那个专制时代,地方官守土有责。城池失守,不论陷敌陷匪,守土者都例当殉职。失土而不死节,其结果也是正法欢头。如今朝廷政策既剿抚不明,殉城而死或正法而死都嫌寃枉。龚大人来他个半死不活,可死可活的绝食抗议,对朝廷、对拳匪,都不失为装蒜自保之道也。——做官搞政治,要有点鬼聪明啰!  
  涿州是当时京师的门户。乾隆爷下江南时曾许为“天下第一州”。上溯往古,它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乡;下及民国,它也是傅作义将军死守、张学且少帅猛攻的历史名城。此时也是足与北京城共存亡的咽喉要塞。如今既被三万黄巾所窃据。官军旅长被杀;守土之官也在绝食待命。事实上他们现在都在向朝廷的当权派摊牌;你大清王朝对洋人,究竟要和要战,对扶清灭洋的义民,究竟要剿要抚?总得有个抉择,有个交代!朝廷年来的混沌水政策,总得有个句号!  
  和战必须决定,剿抚不可再拖  
  其实事到如今,关于和战、抚剿的抉择,地方与中央,满族与汉族之间,早已泾渭分明。南方的汉族督抚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朝中有嘴无权的汉族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光禄寺卿(主祭祀谯饷之官)袁昶、吏部侍郎(前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后三人均兼总理衙门事务大臣——皆坚决反战主剿。后来此三大臣也均为主战派所杀。  
  此时朝中满族亲贵(除荣禄称病不愿表态之外)在载字辈四人帮,尤其是端王载漪,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的领导之下,连八二高龄的大学士徐桐(汉军旗)父子皆坚决主张抚团开战。其中尤以少年亲贵贝勒者流,呼嚣抚团灭洋,已至疯狂程度。  
  笔者此处所言汉满、和战之分。并不是说主战派中无汉人。李秉街、赵舒翘皆汉族大臣也。主和派中亦有满人。主和被杀之五大臣中,内阁学士联元即是进士出身的镶红(汉军)旗人。在和战争论中,联元坚持“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又说“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遂为端王所杀。另一主和派户部尚书立山(蒙族),因在太后之前驳载漪“民可用”之论,说“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验”,也以言祸被杀。(以上均见《清史》本传)这些都是多数中无权的少数,其言行无足重轻也。  
  因此在涿州知府龚大人的绝食待命期间,对和战两策还在踟蹰之间者,唯慈禧老太后一人而已。她个人的一念之间顷刻便可决定这架和战天秤的轻重。  
  慈禧不是个笨人。在理智上,她未尝没有想到联元的名言。一国且不能敌,况八国乎。事实上南华四督的电报,和被诛三臣生前的忠谏,说得都比联元之言更彻底、更可怕。但是她毕竟是个知识有限的老女人。她怕洋的理性,始终敌不过地恨洋的感性。加以她始终对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存有幻想。在涿州被拳寒所据时她就派军机大巨赵舒翘、顺天府尹(今北京市长)何乃莹与刚毅于六月初相继去涿州视察,一探究竟。赵到底是个进士出身的高知,他与何市长因此都对众师兄的带功讲座能否“灭洋”存疑。可是继至的刚毅则对刀枪不入的气功表演大为折服,认为是神术可用。(见《清史·刚毅传》,及其它杂著。)  
  刚毅是太后的红人,也曾是舒翘的恩人。赵氏回朝怎敢顶撞刚相。聪明的何市长自然更会顺风驶舵。太后一旦对调查所得的结果如说“拳民忠贞、神术可甩”, 如予以“上等军械,奸为操演”,就可以化为劲旅,抗御洋兵一类的报告,稍加默认色许,义和团运动就进入北京了。  
  慈禧太后的红卫兵  
  北京城内发现义和团是庚子四月的事(非另有注,本篇都用阳历)。但那是城内居民响应外界的组织。间亦有少数来自外府州县入京串连者,然为数有限。城防军警亦曾奉命严缉。可是自刚毅于六月中旬回朝复命之后,外州县的义和团就大举入京了。  
  一般都认为团众之来是朝廷导之。义和团本身也认为是“奉旨”入京“闹教”的。因太后颁发奖金, 他们要进京领奖!  
  义和团开始大举进入北京的日期大致是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阴历五月十四日)。这个日期很不平凡。此日端郡王戴漪也奉旨出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的死党启秀、溥兴、那桐也同时受委(见是日《上论》,载《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页五九六)这就说明了四人帮夺权已完全占领了大清帝国的外交部。主和派在外交政策上,已无转圆余地(详见下篇)。  
  第二,驻天津各国领事和海军将领也组织一支拥有二千零六十六人的“联军”——这是后来“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由英国海军陆战队队长西摩(Admiral Sir EdwardH。 Seymour,或译薛慕尔)率领,也在这天自天津乘火车开往北京。声言加强东交民巷的防卫,保护十一国公使。他们车行至杨村,由于铁路为义和团所破坏,进退不得,乃被奉命前往阻遏的聂士成军,连同当地团民所包围。这是中外武装接触的第一次。这一冲突不论何方胜败,皆无退路可走。清兵若败,则联军便长驱直入北京,就不得了也;洋兵若败, 则援军必至,就更不得了也。事实上最后便是这个更不得了的结局(见摩尔斯前书,卷三,页二二二、二一四),下篇再慢慢交代。在北京方面,四郊的义和团,便是在这一天大队涌入北京的。  
  义和团好汉是何等样人?我们不妨伫立街头,看看热闹。《庚子纪事》的作者仲芳氏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抄与读者共赏如下:  
  ……  
  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囊襄粗笨之人。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衣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乎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械不一,各随所用,装束却都一般……  
  朋友,你看过大陆上文革时代的电影吗?毛主席的义和团,和西太后的红卫兵,有何下同?其实仲芳先生所看到的只是武清团、水清团、香河团、固安团、红旗、井冈山、奸派、屁派……的一支。这一支是红巾红旗的“坎字拳”。那支被张辫帅杀掉的黄巾黄兜的“乾字拳”,另外还有黑的白的,他还未见到呢!(参阅《拳匪纪事》)仲芳先生也笑他们是粗衣粗布粗笨之人。但是他还未见过蒯大富、聂元梓等头头所领导的北京本地的“义和团”呢!他们是遍身罗绮、眉清目秀的高干子弟。你笑他粗笨?  
  红卫兵不是有文革小组、司令部和各级造反领导头头吗?  
  ……他们造反的对象不是“赫鲁晓夫”、刘邓走资派吗?他们各派文攻武街,不是也曾和解放军武斗过吗?义和团照本宣科,样样齐备。  
  六月初有“义和团”万人整队入城。九门提督着了慌,闭门不纳。双方正相持不下时,怱有差官持来“辅国公”载澜的“令箭”,责令开门,守城者不敢违,拳众乃一拥而入。辅国公不也是文革小组的首长吗?自此九门大开。拳众自四方涌入北京,日夜不绝。经旬而入者多至十万余人。家家念咒、处处设坛。最后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  
  (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三〇六及《要录》页一四四。)  
  此时端王庄王都有大师兄随侍,随时表演特异功能。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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